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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民谣说，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从1958年4月29日开始，一支数千人的队伍陆续开进了山里。山沟坪上有一栋房子，原来是湖南省疟疾研究所的旧址。不言而喻，这个地方曾经流行疟疾疫病。这支队伍现在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安置这2500名矿工的住宿和生活。山里连路都没有，矿工们住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铺盖卷整天都湿漉漉的。许多北方来的人特别不适应这里盛夏的酷热和雨季的潮闷，蚊虫又特别多，矿里只能给每个矿工发三块用作睡觉的窄木板。疾病开始蔓延，有人发牢骚说，要真死在南方，棺材都比北方的小。
中国人终归是能忍的，大多数人都挺了下来。来自河北张家口的侯启，是一名出色的风钻工，由于初期严酷的工作环境和过度劳累，染上了矽肺病。他死后，医生按照他的遗嘱，把他的肺取了出来，看到肺已呈棕褐色，硬得用锤子也敲不烂。矿井里的地下热水流量很大，两个小时就能灌满一个大水池。附近的老百姓后来冲厕所都用上了温泉水。但在热气腾腾的井下施工，人就像进了蒸笼。
1958年，中国急于摆脱贫困落后，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排山倒海，大跃进的浪潮充满了各个角落。全民轰麻雀，全民打苍蝇，全民炼钢铁，全民放卫星，甚至在中南海里都砌了小土炉，冒起了烟火。二机部这时也提出了铀矿勘探和开采要全民来办的方针，并经中央批准后在全国加以推行，历时三年左右。在建设郴县铀矿的前后，有两万多人的地质队伍在全国进行了大面积普查，提供了几个铀矿开采基地。但有意思的是，用于第一颗原子弹的铀竟然不全是出自这几个铀矿，还来自于那些大多搞不清铀元素为何物的农民手中。许多县甚至人民公社都组建了地质队，成千上万的农民投入了找矿工作，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湖南、广东、辽宁等地的农民采矿大军便将近地表层的铀矿几乎扫荡一空。
宋任穷说，那时候都是为了快一点拿到手，早一点能够爆炸。但是这里也有缺点，搞不好容易污染。大家办原子能科学，要求一个省搞一个反应堆和一台加速器，根本不可能。后来看着不行，又改成一个大区搞一堆一器，实际上大区搞也不行。我到了江西，见了邵式平首长，他积极得很，他说你们不搞的话，我们江西来搞一下。我说你们江西搞不了，我说邵式平你搞不了。我们搞都难得很，你一个省是搞不出来的。后来省里、大区都停止了。那个时候我们心急呀，有些想法和做法不切合实际，曾经提出如果苏联的样品交得早，原子弹1962年就可以爆炸，后来证明不行。
由于当时核工业的整个体系尚在初建阶段，正规的铀矿和处理铀矿石的工厂都没有建成，而研究单位又急需两吨二氧化铀做实验，宋任穷便指示三局想办法先生产出制取二氧化铀的原料。三局决定在广东的一个地方搞土法炼铀。
第36节：第十章 脚步一停就会冻死（2）
采到铀矿石之后，接下来就是要把它提纯成为含铀60％～80％的化学浓缩物，叫做重铀酸铵或重铀酸纳，俗称黄饼。然后再经过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以及金属铀等几道工艺过程，生产出核装料。
下庄虽然只是粤北山区中一个仅有几十户农家的小山村，却也是中国第一个花岗岩型铀矿床，被苏联专家列别捷夫命名为希望矿化区。为了在炼铀厂建成之前获取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重铀酸铵，三局副局长佟城首先赶到下庄，组织十一分队实施土法炼铀。很快，不到一个月炼铀厂就建成了，厂房是用树皮、茅草和竹子搭起来的，草棚下并排竖立着几个大木桶，用以代替浸出槽，每个桶中装满了碎矿、硝酸和硫酸，被浸泡着的矿石在桶里发出汩汩的响声，浸出来的溶液从第一个桶里流进第二个、第三个然后流进地下的容器里，再从容器里倒回到第一个桶中，反复浸泡沉淀。在这里，用布袋豆腐包搞过滤，用铁锅当反应器，接下来，在另一个草棚里，人们用同样简陋的土办法，把溶液慢慢烤干。郴州铀矿炼铀厂的生产条件也是一样，汗流浃背的矿工们用铁锤砸碎放在石臼里的矿石，用筛子筛出粉末，接着加酸浸出，用滤斗过滤，用电炉烤干。十来个人要足足干半个月，才能从几十吨矿石中炼出很少的200克铀来。
刘兴忠说，大跃进时期全民办矿，国家要土洋并举，加快铀矿的冶炼工作。那时候，宋部长就给三局下了一道命令，要由三局在广东翁源的下庄搞个全民办矿的点儿，让我们三局的副局长佟城，还有温光然他们带着技术干部，到下庄去搞这土法炼铀。因为花岗岩的铀矿是比较容易冶炼的，通过酸浸泡以后，把铀溶解出来，然后再用大锅去熬，就可以慢慢使铀浓缩起来变成重铀酸铵，含铀量20％到50％，不是很高的。到1958年的时候，我们在下庄冶炼成功后，在流沙河又开过一次全民办矿的现场会，流沙河也是全民办矿的点儿，也是花岗岩，但是储量不大，只有百八十吨。为什么又到这里来开现场会？因为下庄是我们三局自己办的，涉及到保密，怕面搞得太大了，来参观的人太多不大好。所以最后确定在湖南宁乡县的流沙河再搞一个更简单的，由宁乡县和流沙河人民公社办，我们只做技术指导。以后就在全国铺开了，搞全民冶炼矿，有117个小厂矿。当时是热火朝天啊，大家都在搞。当然这种土法冶炼老实来讲不够科学，主要是劳动防护上做的不够，容易污染，对人体保护也是很不够的。但当时冶炼出来的重铀酸铵为我们研制原子弹还是提供了条件。所以我们国家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据我了解，跟我们初期提炼重铀酸铵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要正规开采冶炼的话，恐怕时间就比较长了。原子弹爆炸也可能不是1964年。
全民办矿，土法炼铀，苏联专家对这样一种既热烈又混乱的局面持两种态度。三局总工程师斯切潘诺夫主张按照正规的程序办事，采样、试验、设计、订购设备、建厂都要按程序来运作。中方考虑的是这样时间太长，等不及。不过，水冶专家特拉菲莫夫倒是比较支持中方的主张，他自己原先就是搞炼铀的，说可以搞土法炼铀。按照中国当时的条件，没有不锈钢的器材，也没有塑料，国内工厂水平能力也比较差，件都不够，你要搞的话只能搞土法。土法就是用陶土大缸和大木桶作容器，再用纱布过滤的办法。这种办法对人身体有一定的危害，对环境的污染比正规的厂肯定要大，但为了早日把铀产品搞出来，为了原子弹早一天响肯定要做出牺牲。苏联专家私下跟中方的人讲，苏联开始搞原子弹的时候，铀矿方面也用过土办法。苏联是在美国之后才搞的，卫国战争刚刚胜利，条件比较差，开始也是用木制的器具，因为稀硫酸不腐蚀木制的器具，只有浓硫酸接触木头，才会一下子把木头烧黑了。
苏联专家出了个主意，马上加工20个大木桶，直径要两米，高也要两米，这样每个桶装几吨矿石做渗滤，把硫酸倒进去，从里面把铀浸出来。苏联专家作为技术指导，强调要安全防护，设备条件简陋不等于说就不能安全防护或者不需要安全防护了。比如操作的时候都要戴胶皮手套，要穿上套鞋，穿上工作服，还要围上橡皮围裙，戴口罩，另外，废水一定要经过石灰和木炭处理。
土法炼铀中，有些材料需求量比较大，比如用来过滤的布就特别费。当时因为一般布都要凭布票购买，买多了不行，工人们就轮流去商店，一人买几米回来。到那里买布时还不敢跟人家说要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刘杰说，那个时候苏方将勘探重点放在了新疆，他很早就有资料，认为在新疆是最有希望的，所以派了很重要的力量到新疆。但是我们在湖南郴州发现了铀矿以后，我们就提议转向湖南，因为在湖南更便于开采，能够很快上马。苏方开始还不太愿意，后来经过研究，他们也同意在湖南有重点地搞，这就促使我们很快在金银寨进行勘探和开采，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苏联以前曾经在野外用一种很简便的办法来分析、化验，我们知道了以后，也决定照搬过来。那个时候正是大跃进的开始，人们心情急迫，考虑更多的是怎样使我们的矿产赶上去，一时也顾不了正规的开采方法。当时毛主席专门开会来研究地质工作，朱总司令也特别关心这个地质，他每次下乡回来就带一些矿石，问这个矿石怎么样，有用没用。那时候还普遍提倡群众报矿，主要是为了应付第一个五年计划，能不能够有矿产，这是最基础的。因此就产生了一个念头，我们这个铀矿不光你这一个部门搞，也可以大家来办。开采时可以用最简便的办法，用大木桶把矿石放在里边，首先是碾碎，用硫酸来溶解，然后像磨豆腐一样，几十个布袋悬空吊在草棚里，用豆腐包来过滤。那个时候苏联专家也很看不惯，说你们这样子是污染环境的行为。但是当时有一股劲，就是我们现在急需要把铀矿搞出来。差不多经过一年多的工夫，各地方搞出来许多原料，再把它收购起来。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收购了一百五十多吨矿，除了广东翁源留了一个典型之外，其他绝大部分都慢慢停止了。当然，这种铀矿太粗糙了，成分只有百分之十几、二十几。后来也有人讲这个东西是得不偿失的，但是这个东西在随后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我们整个工业的发展中，矿山是最难的，我们在衡阳的选矿厂有几十万吨处理能力的厂子，能不能够很快开工，矿山能不能开采出来，是个很大的问题，这是后话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最急需的是铀的原料。
第37节：第十章 脚步一停就会冻死（3）
1958年底，二机部在下庄主持召开了全民办铀矿现场会，推广下庄的土法炼铀经验。在此前后，江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等二十多个省区的农民也被动员起来，人人动手，用土法采矿并冶炼。他们从附近采集矿石制成黄饼后，再拿到收购点去。尽管这样的黄饼极其粗糙，但国家当时定出的价钱却超过了黄金，每吨二十来万元。
袁成隆说，土法炼铀，老百姓搞，我听说云南云沧那个地方有农民在炼铀，我就跟部里说了，我说这是个大事情，我得亲自去看看到底怎么样。后来我就去了。沿途一看，到处是小高炉，正在那儿炼呢，跑到云南边境，看了很让人惊奇的，都是些年轻小伙子，一个副专员在那儿主持这个事儿。开采呢，就是用镐刨，那个矿比较富，把那含铀矿刨出来。要碾碎怎么办呢，用碾子，就是老百姓碾粮食的那种碾子，把那铀矿石碾碎。碾碎以后得过滤啊，那就用做豆腐的麻布包过滤，一道一道过滤。最后得到细一点儿的铀沫，也叫初铀。将来拿这个就可以搞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一道一道弄下去了。我看这个很好，很感动人啊，这里的人真积极啊。我就把情况报告给部里。
老百姓找矿代价很高，不仅浪费了许多铀，消耗了大量选矿原料，而且还由于缺乏环境保护设施和手段，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不过，这样的群众运动却也产生了一定的成果：通过全民办铀矿，获得土法冶炼的重铀酸铵163吨，在苏联后来毁约停援而铀矿山和水冶厂又一时建不成的情况下，为国家初期的核燃料生产提供了原料，进而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赢得了时间。对此，美国学者刘易斯和薛理泰说，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一枚人民炸弹。
勘察铀矿，开采矿石，是为了得到核燃料，而核燃料的最终取得，又必须由专门的厂家进行复杂的生产，才能供给原子能发电与核武器使用。所以，在铀矿勘探紧张进行的同时，也开始了几个核工厂的建设。
1956年底，苏联选厂专家陆续来华后，与中方进行了仔细研究。考虑到核工业建设关系国家安全利益，具有高度机密以及投入生产后又有放射性等特点，参考美国苏联当年选择核设施地址时的办法，双方根据当时国家的战略要求确定了几个原则：安全、隐蔽性好，交通方便，给水排水用电条件好，要考虑核工业将来发展的要求。随后，成立了由中苏双方参加的选厂小组，领队的是二机部部长助理何克希，他曾任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成员有铀浓缩厂筹建处主任王介福，以及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铀浓缩厂总设计师鲁钦和列宁格勒设计院总工程师斯米尔诺夫等共22人。他们用两个来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