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很实在，我们俩后来经常在一块儿，因为他中国话讲不利索，老是需要我来翻。参加劳动的时候，小达身体比较弱，挑东西经常把肩膀压的红肿红肿的。他性格比较内向，对大跃进有些看法，生活上工作上也不顺心，1962年卧轨自杀了。专家随后又提出想见一见朱光亚的要求，钱三强说今天是礼拜天，朱光亚回城里去了。加夫里洛夫是个办事认真，急性子的犹太血缘的俄罗斯人。他第二天上班，就急匆匆地向吴际霖讲401之行，并提出九局应当调朱光亚来工作的意见。朱光亚当时在原子能所二室做副主任，何泽慧是主任。吴头感到有些意外，问，你怎么知道有一个朱光亚，为什么对调他到九局这么感兴趣？加夫里洛夫解释说，朱光亚同志到过莫斯科，有一次达姆院士接见过他。在我临来北京时，达姆曾向我推荐过他，说你到中国去得找个助手，朱光亚是位年轻有才华的中国科学家。
第58节：第十五章 搞手榴弹的怎么搞原子弹（4）
加夫里洛夫在9月初回国前，曾和邓稼先谈过一次话，说这次是回国休假，一个月后就回来。可惜，这位热情的俄罗斯籍犹太人一去不复返了。在他回去之前，涅金和马斯洛夫在宝鸡参观的时候，就奉大使馆之命，匆匆回了国。什么原因，苏方没作回答。据说是他们三位在华期间说的太多了。郭英会11月到苏联参观期间，曾要求见见加夫里洛夫，苏方回复说，加夫里洛夫正在休假，不准备让他再去中国了，打算换一个人去。
1959年初，来了一位九局的顾问专家，叫列捷涅夫，这就是后来被大家称作哑巴和尚的专家。
三人小组全部被召回国，再也没有回来。为什么要丢下手头特别要紧的工作而如此火速地离开北京，他们自己也是一头雾水。不过，他们隐隐约约能感觉出来，两个兄弟般的国家高层关系出了问题。因为就在他们来华的这段日子里，赫鲁晓夫就苏联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一事，到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秘密访问，时间是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这次来华是临时决定的，因为尤金大使在转达苏联意图时毛泽东发了火，赫鲁晓夫嫌尤金没有把事情说明白，便亲自跑到北京向毛泽东解释。但这次会谈最终还是不欢而散，两国首脑的心里都憋了气。赫鲁晓夫曾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了我们要求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据一项协定，我们的飞机可以在中国停留和加油。我们的远程潜艇服役以后，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络，但是他们说不行。
舒世俊说，1959年建国十周年国庆，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了半天，是赫鲁晓夫和毛主席在一起说说笑笑的镜头，他们指着底下正接受检阅的部队，表情很轻松。我拍了几个镜头之后，觉得够了，就转到另外一边继续拍摄。但过了没多会儿，周总理叫我，让我快去，我赶紧拿起机器赶过去，见毛主席正和赫鲁晓夫板着脸，两个人非常严肃，我一边拍摄，一边听毛主席大声说，我们不需要教师爷，不需要指挥棒。
丰泽园是中南海西北面一组中国古式建筑，大院里面套着几个小院。颐年堂是丰泽园的主体建筑，毛泽东经常在这里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会见外宾。陈寰说，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政治外事记者，我经常出入中南海采访毛泽东主席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活动。国庆十周年的第二天下午，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在颐年堂举行会谈，一直进行到晚上。我记得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他们都参加了会谈，苏联方面有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本来2号晚上安排了两个晚会，招待各国贵宾，一个是文化部在怀仁堂举行的京剧晚会，梅兰芳演《穆桂英挂帅》，另一个是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举行的舞蹈晚会，请苏联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团著名演员乌兰诺娃演出《天鹅湖》。我估计毛主席可能陪同赫鲁晓夫在怀仁堂看京剧，所以很早就在怀仁堂等。可是左等不来，右等还不来，戏也不敢开锣，台上台下都焦急不安。这时，中央警卫局李树槐悄悄告诉我，说主席正在颐年堂和赫鲁晓夫会谈，不来了。说话间台上也开了戏。我心里着急，赶到颐年堂，进了院子一看，里面静悄悄的，休息室里只有一两位服务人员在侍候烟茶。我走过去，轻轻拉开帷幕的缝一瞅，看见客厅里坐满了人。里面谈话的声音时大时小，听不太清，有时一个人说话，有时又有人插话。只听到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大声嚷嚷着，而毛主席说话的声音不大，话也简短。我不懂俄文，只能听翻译说些什么。为毛主席翻译的是李越然，为赫鲁晓夫翻译的是阎明复。听了半天，会谈的内容好像是赫鲁晓夫提出要中国释放在朝鲜战争中和后来在我国东北地区俘虏的八个美国空降特务。赫鲁晓夫的声调很生硬，他说，这几个人，你们一定要释放，要释放。毛主席回答的声音不大，但特别干脆，不，不行，不能！我们的国家是有法律的。突然，一个很大的响声把我吓了一跳，仔细一听，是赫鲁晓夫在发脾气。可能是他拍了桌子，同时听到阎明复依照赫鲁晓夫的语气翻译说，如果你们有钱，那，你们就养着他们吧。毛主席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当时，我对赫鲁晓夫的蛮横感到惊讶，这哪里是会谈，明明是在吵架。原来，赫鲁晓夫在戴维营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谈时，脑子一热就夸下海口，说他能够说服中国释放那八个战俘。没想到毛主席不答应，这一下他丢了面子，所以发那么大的火。毛主席不怕他，他说过，赫鲁晓夫越强硬，我就越顶。
从1958年年中起，中苏两党关系开始恶化，在内政和对外政策上的分歧日益严重。阎明复说，1959年6月20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陈毅提交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大都上庐山参加会议，根据中央的安排陈毅留在北京处理日常工作。苏共中央的信中说，出于对国际形势的考虑，原子弹样品推迟两年再提供。我作为翻译见证了这一转折时刻。当时庐山上正在召开著名的中央会议。赫鲁晓夫停止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决定，后来被视为是配合彭德怀等人反对毛主席而施加的压力。当然，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第59节：第十五章 搞手榴弹的怎么搞原子弹（5）
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因为双方的不快还没有公开化，苏联大使馆对专家们自然是一言难尽，只能告诉他们，可以收拾行李卷铺盖了。
赫鲁晓夫走了，但这时候尚未彻底撕破脸皮，苏联按照协议派来了另一位专家鲍利斯？列杰涅夫，顶替加夫里诺夫担任九局顾问。列杰涅夫是苏联核武器研究院的，从事过超高压下物质可压缩性的研究，也就是原子弹即将爆炸瞬间内部核部件的状态。他自己的苏联同事说他给人的印象是不好交际，性格内向，工作起来看似不紧不慢，却有解决最困难最复杂问题的能力。人常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但因为他来了之后常常是沉默寡言，刘杰便把他称为哑巴和尚。
列杰涅夫到九所之后，因为有关原子弹制造的许多工作没有正式展开，而又不能让众人天天闲着，便为大家指定了几本经典性基础著作，要求先打好理论基础，下一步究竟如何做，到时候再说。
朱少华说，列杰涅夫来了以后，他也做了一些事，多少介绍了一些情况，比如四大部的组织机构；九院应配备一些什么专业等，当时由王绍丰当他的翻译。但因为有前车之鉴，他只好成天坐在办公室里，不敢多讲。在他来之前，九局应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邀请，去了一个参观团，当时究竟由谁负责，我不太记得了。吴际霖离不开，郭英会去了，去的时候在家里也研究过，就是看看苏方怎么安排。但是，一到了莫斯科机场却发现冷冷清清，苏方没有一个人到机场来迎接。到机场接我们的是商务参赞李强，还有个武官叫什么我忘了，接到大使馆。请我们来，你为什么不接我们，不招待我们，而让我们到大使馆去住？我们当然是莫名其妙了。郭副局长就和我俩叨叨，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我说那谁知道，你问谁啊。我们住下以后就等吧。等了几天以后，原子能总局来一个人，带我们到莫斯科郊区去参观一个研究所，跟我们现在的九所相类似，不是很现代化。所以，郭副局长一看这个，说这也不咋样嘛，像个旧庙。这个所的领导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他们所的任务和组织机构，领我们到几个室转悠转悠，就那么简单地看了一看。看的时候，郭英会没提更多问题，他是从部队来的嘛。当然也不是什么都没问，比如说室一级的领导专业是什么，因为可能考虑到我们将来的配备。苏联人说这些事情嘛，将来会有专家专门给你们讲，帮助你们调配干部。我们就回来了。后来又参观了杜布纳原子能联合研究所，还参观了它的两个军工厂，那确实是走马观花地看一看。万毅对苏联人说，咱们谈一谈吧，他们说看一看就行了，意思就是不愿意谈。郭英会提出想看一下加夫里诺夫，说涅金讲了，他不是将来还要到九局担任科技顾问嘛，我想见见他。对方就说加夫里诺夫不去了，要换一个人。回到我们住地以后，郭副局长说这怎么回事啊，加夫里诺夫怎么不来了？当时还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换就换吧。
朱少华说，接下来我们要到列宁格勒去看几个专家，希望他们能尽快提供四个项目的初步设计。没想到他们竟然答复说让我们自己去。郭副局长一听这个就特别不高兴了，怎么叫我们自己去，他一个人都不去？我说他让我们去就不错了，咱们就自己去吧。苏联不像咱们北京西站一样，你到哪里都到西站，莫斯科有很多火车站，列宁格勒在莫斯科就叫列宁格勒站，去哪儿买票就到那儿，错不了。我到车站买了两张票，过了一夜，早晨到那儿，一下火车，苏方以前到中国来的那些专家大部分都去了，他们都开着自己的车，显得也很热情，但是不见设计院领导一个人。他们领我们到会议室寒暄了几句，郭副局长就问了一下初步设计以及编制的情况。苏联人说，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正在编制中。我们提出来能不能尽快交付？他说这个我要请示一下领导，我相信编制好了以后，就会寄往中国。看来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完了以后，中午就在他们的职工食堂，他们几个人请我们吃了饭。吃了就把我们送到他们设计院的招待所，也是那破破烂烂的小楼，我们俩就住下了。他们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去，郭副局长说我们事儿完了，明天走吧。他们就告诉我们买几点钟的车票，他们来送。走了以后，郭副说，走，咱俩到街上转转，也算是不虚此行嘛。我们到街上转了转，顺便买了车票，晚上我们自己在外头吃了顿饭，看着也很尴尬。第二天他们送完我们就回去了。在莫斯科的时候，还让我们去看苏联的一个试验场，令人奇怪的是他们竟然只派出一个少校来陪同。夜里12点钟乘了一架军用飞机，就坐了我们几个人，飞行了两个多小时，半夜两点多钟到了。到了也没有吃饭，就把我们送到招待所，谁也不理。郭副就把我找去，我们四个人研究，咱们所处的位置在什么地方？飞的是什么方向？这谁能搞清楚啊，半夜三更上了飞机，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接下来看试验场，肯定是有原子弹爆炸的地方。但是他有两三个，这到底是哪一个呢？我们只好说算了，明天再说。万毅就叫我要地图，说咱们现在在什么地方？这让我半夜上哪儿去弄这地图啊，我说这时候找谁啊。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就又坐飞机回来了。在苏联时，我呆得很烦。万毅有女儿在那里，郭副老婆在那里，他们每天都有事，就我孤苦伶仃的。我们这一趟莫斯科跑下来，确实没有什么收获。从这一段就可以看出来，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从上层已经出现问题了。但是什么问题我们还不清楚。
1959年初，列杰涅夫来到九局以后，提出他来的目的就是要配备人员，组建队伍，同时还有几条具体的要求：第一，中国的技术人员大都不懂俄语，将来要从苏联来很多专家，甚至包括一般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手把手教中国制造原子弹，那么，不会俄语交流起来就很困难，因此要组织已经调来的人学习俄语。第二，已经来的那些大学生要学一本书，叫《流体力学》，是苏联出版的。第三，对于当时已经调来的一部分技术人员，应该重新返回工厂实习。
朱少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