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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飞快跑过去，把门拉的直直的，让人一个一个走过去，他最后一个走。电梯来了他抢先去按，而不是抢先走。他那时候身份也很高了，是高级研究员，是国家主席的儿子，能老是这样做，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第80节：第二十一章 再困难也不能不管（3）
整风反右派不久，刘允斌就到王方定小组来了，跟大家一起搞向党交心运动。王方定说，我们也得交心喽，交到最后，都吃惊不小，说我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呀。1959年的时候，组织上要刘允斌决定，要么老婆来，要么离婚。但他老婆不愿意来中国，说中国太穷，吃草，结果只好离婚。玛拉1998年去世了，两个孩子曾提出要到中国来看看，没有结果。那时候我们对刘允斌的印象好极了。从对刘允斌的印象好，推导到对国家领导人印象好。这刘允斌真是一点儿都不搞特殊，你根本就看不出他是国家主席的儿子。他只是样子长得有点儿像。让他一个人住一间房，他不，他要跟我住一间房。他到中南海去，回来什么东西都不拿。他对自己的要求，比我们还要严格。当时陈伯达的儿子回来后分配到九院。他不会说中国话，就经常跑到我们试验室来，与刘允斌聊天。刘允斌说，首先你要学中文，中国话你都不会说，回来怎么办？后来陈小达到北大中文系去学习。刘允斌到包头核元件厂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都把到西北去不当一回事了。
冯泽君说，1955年我大学毕业后，先跟苏联专家学习了几年，后来调到新成立的二机部就是后来的核工业部。原来的二机部是搞航空的，后来合到一机部去了，成为一个保密局。我去原子能所报到时，研究所正中是四块大草坪，草地上还乱堆着一些石头，四周小树只有一人多高。南面大楼是所长钱三强、副所长王淦昌、彭桓武、赵忠尧和一些职能部门的办公室。北面大楼是图书馆、阅览室、阶梯教室和一些研究室。最初我和刘允斌都在这座大楼里工作。大草坪的东边是电子加速器大楼、西边是重水反应堆实验大楼，每座大楼都有代号，如反应堆大楼叫101，加速器大楼叫201等等，再远一些的建筑物，就是众多的研究室和实验室。我第一次认识刘允斌是很偶然的。那天我和几个同事去食堂吃饭，从草坪旁边的小路走过，有人轻声跟我说，喏，那就是刘少奇的儿子。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看见他和一位戴眼镜的女同志在谈论什么。出于好奇，我们驻足观看。刘允斌和刘少奇长得很相像，只不过是多了一副眼镜、个子略矮一些而已。他衣着相当朴素，而且显得有些陈旧。烟瘾很大，一支接一支地抽。他静静地听那女同志讲话，直到她把话讲完，他才发表意见。刘允斌那时是核化学研究室主任。
朱培基是搞核燃料元素分析的，最早在苏联学习时就和刘允斌在一起。朱培基是跳高运动员，虽然是位女性，但她身体素质很棒，常爱和小伙子们一起踢球。朱培基说，那时候刘允斌烟瘾很大，他说他是从小学会抽烟的。小时候父亲参加革命顾不上他，把他寄托给本家的大伯，他像小长工一样跟着下地劳动，非常之累。以后他看到大人可以坐下来抽袋烟歇歇气，就也学着抽烟，为的是趁机歇一会儿。他还说，冬天天气很冷，还打着赤脚。他甚至跪在田里求老天爷帮他找到父亲，并许愿将来要修一座庙作为报答。他很朴实，热情，常常帮我们这些刚来的人向所里交涉事情，为我们作翻译，常常不动声色地去帮助他人。每当中午休息去三楼小吃部喝牛奶加餐时，他总是顺路叫上顾国英。饭后为我和顾国英买两块巧克力，他自己却不吃，说是不喜欢。在苏联我和刘允斌、顾国英学的都是属于保密范围的与铀、钚工艺有关的分析方面的内容；关景素是科学院系统派出去的，和我们在一个研究所里，但学的却是与核工业毫不相干的稀土元素的提取和分离，整天呆在实验室里学不到什么东西，结晶、重结晶，周而复始，于是空下来就常常帮同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照顾实验。刘允斌知道了情况，就主动去和苏联的所方联系，想把她转到与原子能有关的专业方面来。所方回答说这是中方的意见。他又去找管我们的商务代表陈征同志。几经交涉国内还是回复说不宜参与保密工作，他这才作罢。他为关景素做了许多事情，却从未和关讲过。我们的实验有时需要昼夜连续做。有一次该我值夜班，要把滴在不锈钢小盘上的样品烘干测量。当晚恰巧在列宁山下体育场有足球比赛，刘允斌想去看。他知道我也喜欢看足球，便主动提出要和我换值班，让我去看球赛，我不肯换。于是他帮我弄了个自动收集滴出液的装置。这样，我俩一起去看球赛，散场之后又一起赶回实验室进行测量。我们在实验中用的注射器漏气，我说国内的好用，他马上说，让妈妈帮我们寄几支来。并很快写了信回国，不久我们也就用上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由衷地尊重王光美妈妈，喊起来是那么亲切。而我们工作上需要的东西王光美也能及时地买了寄过来，难为她能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搞的这么和睦、融洽。他的俄文非常流利，中文就有点忘了，常常是念半边。有一次在给访苏代表团做翻译时，他把乙醇念成乙亨，弄的大家哄堂大笑。他在和家里通信时，常常来问我中文该怎么写。他也常常顺便说一些家务事。他写信给父亲讨论关于玛拉要不要跟他回国的事。他父亲要他尊重玛拉本人的意愿，不要勉强她，尽管他们当初结婚时说好要和刘允斌一起回国的。他遵照父亲的叮嘱，决定只身一人先回国。我们都计划坐火车，为的是途经贝加尔湖区等地，可以领略一下大片苏联东部国土的风光。临行他决定坐飞机，并说，最好是一上飞机就睡觉，一觉醒来就换了人间。结果真的只身一人回国，什么都没有带，连常穿的皮大衣都留给了他的岳父。
第81节：第二十一章 再困难也不能不管（4）
朱培基说，刘允斌和玛拉一起学习长大。尽管他已是苏共党员，苏联当局仍然劝他俩从心爱的原子能专业退出来，改学化学动力学和表面化学。取得副博士学位之后，他转到中国派出去学习原子能专业的队伍当中，每月的收入减少了许多，这对他有一家六口的开支来说不能没有影响。岳父是老红军，对独生女儿要求很严，但玛拉仍喜欢到克里姆林宫里去看医生。临到要回中国时，她又犹豫起来，不愿离开父母，又考虑中国没有莫斯科大剧院，看不到芭蕾舞。对于这些他并不赞同，但他还是按父亲的教导做了：放下一双可爱的儿女，先行回国。第二年玛拉来北京探亲，当时他还在拿未定级前的100元工资。需要安排陪玛拉到处走走看看，玛拉还想买中国特制的开士米连衣裙，刘允斌没那么多钱，可他宁肯向我们借钱也不肯开口向家里要。后来尽管玛拉对他的接待非常满意，对中国的水蜜桃赞不绝口，但还是回去了，不肯留下来。又过了一阵子，只好经过部领导批准算是离婚了。刘允斌回国后先是在原子能研究所放射化学工艺研究室当主任，大家都反映他没有架子。他曾对我说：你要想让别人做什么事，首先自己去做。譬如打扫卫生、保持实验室清洁，你只要拿起抹布来擦就行了。他喜欢吃辣的，已经辣得嘴上唏哈唏哈的了，还是不停地说，好吃，好吃。1960年困难时期发给他的一点补助油、黄豆什么的，他都拿来让我帮他做了一块吃。当时所里的高干子弟就有家里来汽车接回北京城里去过周末的事，他却总是和大家一起挤班车进城。有一阵子没有油，班车停开，他也和大家一起步行，到良乡去乘火车回家。听他说，困难时期因为孩子多，他家吃的比起别的领导人家里更加紧张。1962年据说要调什么人去包头建立锂材料研究室，人家不太想去，刘允斌主动表示愿意去。我和他谈起此事时，他说：我爸爸总是教导我们好男儿志在四方，要干事业就要不怕天南地北地去闯才行。
刘允斌去了西北，那地方就是张诚当厂长的包头核元件厂。刘允斌到了包头工厂，把原来准备遣送走的、社会关系不好的技术人员都通通留了下来，团结大家一起研究究竟怎么上试验。
核元件厂也已经严重缺粮了，一天，包头市副市长把张诚找去，说仓库里面的粮食只有很少一点了，你赶紧派人把粮食领走吧，不然的话，你们吃饭都不能保证了。当时国家实行粮食计划供应，许多地方和部门就虚报人数，有1500人，却往上报2000人，不这样的话，上面拨下来的粮食就不够吃。乌兰夫听汇报时了解到核元件厂的粮食困难，就表态说，我们内蒙古再困难也不能不管这个厂子的吃饭。乌兰夫当即确定给包头核元件厂40头奶牛，500头羊，500头猪，还叫厂子里搞养鸡厂，确定给他们80％的细粮。另外还给了1200立方米木材供厂子搞基建。
工厂初创时期，周围有很多土地，种了大面积的土豆。因为饿，人们收土豆的时候洗都不洗就啃上了。大食堂里面堆了些土豆，人们打完饭之后，就蹲在那个地方吃。有一次，设计处的董弘琪在土豆堆跟前一边吃饭，一边顺手拿了两个土豆，装进大衣口袋，恰巧让食堂的人看见了，上来就是一顿搜。处长苗志峰得知此事，就开会批评。事情汇报到副厂长杨朴那里，杨朴说不要这样，不要批评，不就是拿了两个土豆嘛，又不是什么大事，你老批评不好。
国家困难，很多人饿着肚子，刘允斌自然也一样，饿得脸发青，腿浮肿，前胸贴后背。他父亲虽然贵为国家元首，也同样停止了吃肉，减少了副食。刘允斌不由得想起他那苏联妻子的话——中国人太穷了。
1967年，刘允斌被诬为刘少奇的黑孝子和苏修特务，受到了种种批判与侮辱。
过去一些曾受到刘允斌帮助的老工人和老同事，看到他就把头别在一边。一些平时经常来串门的人，现在充当起打手，有人甚至揪住他的头发，给他坐喷气式飞机，要他揭发刘少奇。1967年11月21日晚上九点来钟，刘允斌被批斗了一整天之后，满身伤痕，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他草草洗了把脸，就和衣而卧。第二天，在家属区西北方向的路轨上找到了刘允斌的尸体。
好人不见得就有好报。刘杰说，刘允斌希望回国工作，但家属孩子怎么办呢？刘晓去找他。他夫人玛拉也是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的副博士，不同意，说中国人吃草，太落后。他老丈人也不同意。我们去选人时征求他的意见，刘允斌说同意。后来他下决心要回国了。在机场时，他样子非常激动，他夫人不停流泪，两个人拥抱亲吻。他自己表示，为了祖国的利益，愿意撇掉一切。张太雷的儿子就不一样了，对回国一事断然拒绝。“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刘允斌也遭到迫害，几次到我家，非常想不通，非常反对。当时我也逃来逃去的，他不但到我家里找，还到旅馆找我。可惜这么好的一个人，后来竟然被逼得卧轨自杀了。
刘允斌的儿子阿廖沙、女儿索尼娅和他们的母亲玛拉是事隔20年之后才得知这一不幸消息的。1987年，姑姑刘爱琴费了很大功夫，从到中国探亲访友的莫斯科同学那里打听到了阿廖沙一家的下落，最终取得了联系。阿廖沙说，我对父亲没有很深的记忆，那时我还太小，对父亲的了解是在我成年之后。直到现在我也不相信父亲会自杀。但我们一直思念着父亲，姐姐对父亲的记忆要比我多，她还写过一首感情非常真挚的诗，就叫《怀念父亲》。我外公外婆和母亲都已经去世了，姐姐也嫁给一位美籍俄罗斯人，到美国定居去了。我现在在俄罗斯已经没有几个亲人了，他们都在中国。
阿廖沙先是考上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后来被分配到苏联国家航天指挥中心工作。中苏关系恶化时期，为了少惹麻烦，阿廖沙从上中学直到进入工作单位，都没在亲属栏中填写过刘少奇、刘允斌的名字。因为他身份的特殊限制，直到2003年4月他退役三年之后，才和妻子第一次踏上了回乡之路。阿廖沙说，我和妻子到了北京，先在王光美奶奶家和刘爱琴姑姑家住了一周，接着又到湖南老家认祖归宗，后来还去了南京雨花台，为何宝珍奶奶献花圈。一切都令我震撼和感到亲切。我看着眼前的一切，时时在想，这就是我的祖国，我的亲人，我的家乡。他们令我自豪和感动。我的感触难以用语言表达。我有两个故乡：中国和俄罗斯。我要尽力做一些有利于两国的事情。
第82节：第二十二章 使原子弹研制至少提前了一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