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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各派系之间本身就存在矛盾，尤其像冯氏这样的“参天大树”假如受到损失，对关东其他派系攫取更多权力和财富有直接好处，所以初始关东其他派系并没有出手相助，相反，冷眼旁观者众，甚至还有落井下石的，但等到事态严重了，危机扑面而至，关东其他派系意识到冯氏这棵“参天大树”要倒了，这场风暴已经损害到他们切身利益，打算出手救助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候冲进风暴，即便是蒙氏也有可能被席卷而去，更不要说其他人了。
大秦本土贵族没有对整个关东系实施打击，并不代表大秦本土贵族没有这样的实力，而是不愿意双方打个两败俱伤甚至yù石俱焚，最终危及到帝国安危而已。蒙武回京后瞻前顾后一筹莫展，李斯、周青臣、叔孙通等人更是意见相左争论不休，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结果当始皇帝怒不可遏奋不顾身地冲杀在最前面的时候，关东系却踌躇不前，不敢和大秦本土贵族拼个你死我活，不敢把这场风暴推向全面失控的险境。
冯氏及其势力覆灭了，彻底覆灭，一夜间灰飞烟灭，就连东山再起的希望都没了。
始皇帝非常愤怒。冯氏是他的股肱之臣，这些年为他鞍前马后鞠躬尽瘁，功勋卓著，但大秦本土贵族竟然给了他一个大巴掌，在帝国建立之初就把这样一个受他庇护和恩宠的豪mén贵族彻底摧毁了。这就是打他的脸，扼杀他的权威，是可忍孰不可忍。
始皇帝毫不犹豫，奋力还击，罢黜了左丞相王绾，驱赶了王翦和麃公这两位老将军，驷车庶长公子豹也被其赶出咸阳回雍城养老了，武烈王公子宝鼎更是被其一脚踢到了北疆，中枢数名老秦系大臣也受到连累，不是被降职就是被外放。
齐王公子昌也遭到了始皇帝的严厉责斥，不得不上书请罪。齐王府相和山东郡县官长或罢免，或降职，山东官场来了个“大地震”。同样官场“地震”的还有晋中的河东、太原和上党三郡，河北、中原、两淮的地方军政官长也在这次风暴中大量更换。
大秦本土贵族，尤其是老秦人，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冲杀在最前面，损失惨重，尤其在中枢，更是遭到了沉重打击。
始皇帝趁此良机，重建中枢。
丞相隗状独揽相权的美梦仅仅做了三个月就被无情击碎。
始皇帝力排众议，以非常强硬的态度，破格提拔廷尉卿李斯出任大秦左丞相。李斯不仅仅是关东系的重量级人物，是寒mén军功贵族的代表，更重要的他是法治的坚定支持者，是“集权”的急先锋。
这一任命，直接打破了豪mén贵族对中枢核心位置的霸占，直接让始皇帝和法家大臣们在未来的帝国决策上赢得了一定的优势，十分艰难地把帝国向“集权”的道路上推进了一xiao步。
接着始皇帝以公子豹告老还乡，皇族事务急需一位掌管者为借口，免去了武安公公子腾的太尉一职，让公子腾接任驷车庶长，主掌皇族事务。
主掌皇族事务的驷车庶长虽然位同三公，参与国事决策，但其在国事决策中挥的作用岂能和主掌帝**事行政权的太尉相比？始皇帝以冠冕堂皇的借口，再一次打击了大秦本土贵族。
郑公蒙武出任太尉。关东系在国事决策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御史大夫由外戚建成侯赵亥出任。赵亥虽是外戚，但他是赵人，在大秦时日太短，没有自己的根基，无法被大秦本土贵族所接受，所以赵氏外戚必然要借助关东系的力量。
赵亥连升数级，不但进入中枢，还位列三公，这不但意味着赵氏外戚自“嫪毐事件”遭到打击后的重新崛起，也意味着大秦本土贵族失去了对帝国中枢核心位置的霸占。
至此，帝国的新中枢建设完毕。
右丞相隗状，左丞相李斯，太傅、上将军公子宝鼎，太尉蒙武，御史大夫赵亥，驷车庶长公子腾。｜书友上传/－
第436章 为何恐惧？
加建封国的事暂时不敢提了，北伐之议也暂时搁置，那么朝廷理所当然要休养生息，要恢复国力，只是国策应该怎么走，是集中财赋于中央，继续增赋加税，以加强王国之利，还是让利于民，轻赋薄徭，让中土之民安居乐业？
这两种不同的国策走向涉及到“集权”和“分封”之争，中央和地方之争，中央若想阻止“分封”就必须遏制地方势力的发展唯一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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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尖锐矛盾下，虽然中土之民至今还背负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负担，并没有享受到中土统一给他们带来的任何好处，尤其是山东、两淮和江东等地，此起彼伏的叛luàn和国民不堪重负有直接关系，但中央以北部疆域面临匈奴人入侵重压，南北战争中开战在即，中央财政无力支撑为借口，坚持增赋加税的财政集中政策，确保中央可以长期有效地遏制地方势力，继而以此来阻止“分封”扩大化，把帝国迅速推向中央集权的轨道。
咸阳为国策走向问题，从五月下一直争执到七月初，持两种治国理念的贵族集团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始皇帝和李斯等坚持“集权”的贵族在廷议上自始至终处于被动，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当前这种政局下，来自关东系的蒙氏等军功豪mén和关东博士集团也站在了大秦本土贵族的立场上，也认为大秦应该休养生息，应该轻赋薄徭，利用目下国内外形势渐趋稳定的有利条件，全力以赴恢复国力。
随着时间的延续，地方封王、郡县官长和镇戍统率也逐渐加入到这场国策走向的争论中。无疑，地方官员当然要从地方利益出发，所以他们纷纷举起了“稳定”这杆“大旗”，以国民的困窘为借口，反对中央财政集中，反对中央对国民的横征暴敛，强烈要求中央让利于民，让国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继而赢得稳定和发展的有利局面。
形势对始皇帝和李斯等法家大臣越来越不利，但他们信念坚定，即便面对汹涌澎湃的洪流，也是岿然不动。
然而，中央的任何决策，最终若想得到忠实执行，并实现决策者的最终目的，那就必须赢得整个统治阶层的支持，至少需要赢得统治阶层绝大部分人的支持，假如帝国绝大部分贵族都反对中央的决策，那么决策肯定得不到忠实执行，决策者的目的肯定实现不了，甚至出现与决策者的目的背道而驰的现象，那对中央权威的打击就非常严重了。
七月下，武烈王宝鼎再奏始皇帝，详细阐述休养生息的必要xìng。
始皇帝和李斯等法家大臣所忧虑的不过是贵族们利用休养生息之策壮大地方势力，继而与中央形成对抗，最终迫使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形成割据自立的事实，导致帝国与中央集权这一基础国策渐行渐远。
宝鼎以当前形势为基础，给始皇帝做了一番预测。
宝鼎过去曾有预测，在帝国统一后的十年内必然爆发南北战争，所以他给了始皇帝五年的准备时间，这样在后五年内，帝国大军可以随时投入到南北战争之中。如今时间过去了三年，但直道修筑没有完成，国内形势尚不稳定，大秦至今没有做好南北战争的准备。
进行南北战争的前提就是国内局势的稳定，中土的统一。相比起来，直道修筑不算什么大事，北疆常备军和预备役加起来有近六十万，只要把部分军队投入到直道建设，就可以大大缩短建设工期和财政支出。
国内局势若想长期稳定，其关键不是咸阳政局的稳定，而是国民的安居乐业。
若先取之，必先予之。帝国国民尤其是关东黔首必须切身感受到帝国带给他们的统一的好处，他们才会认同帝国，才会守护帝国，才会为保护他们的亲人和财富而誓死一战，反之，假如他们像过去一样挣扎在死亡线上，整日面对的都是死亡的威胁，他们对大秦的仇恨会如日俱增，他们会仇恨秦人，会仇恨帝国，这样当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即便中央通过横征暴敛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但国内的矛盾也必然轰然爆发。
想像一下，当帝国的军队正在长城以北，正在大漠上与匈奴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国内矛盾突然爆发，各地叛luàn蜂拥而起，甚至地方势力也乘机割据，帝国拿什么去镇压叛luàn？中央拿什么去阻止诸侯分封？
假如南北战争在未来四五年后爆发，那么留给帝国的准备时间的确不多了，而备战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让帝国国民休养生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赢得他们的认同，这样当南北战争爆发，当匈奴人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要把他们重新打回“地狱”的时候，帝国的国民会爆发出最强大的力量，他们会在保护中土和保护亲人的呼喊声中，与帝国齐心协力、同仇敌忾、联手抗虏。
帝国的未来不在于中央的治国策略，而在于帝国国民的安居乐业。
帝国赢得了南北战争，赢得了功勋，赢得了权威，赢得了国民和军队的支持，试问，那时候即便地方势力强大了，又能强过中央吗？中央有几十万忠诚的将士，而哪一个地方势力会在未来几年内形成足以抗衡中央的武力？中央有千千万万的国民的支持，而哪一个地方势力会在未来几年内赢得整个中土庶民的拥戴？
宝鼎质问，陛下为何恐惧？陛下为何失去勇气？陛下为何失去自信？陛下对自己、对中央、对大秦军队、对大秦国民都没有信心，那还拿什么去强大和发展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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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一连串质问让始皇帝陷入沉思。
当天晚上，始皇帝在御书房召见了李斯、蒙嘉、赵亥、周青臣、司马空和蒙毅。
始皇帝把宝鼎的奏章递给几位大臣，请他们仔细阅读。
蒙氏叔侄在这场国策争论中虽然公开支持始皇帝财赋集中之策，但这是出于维护始皇帝的权威，维护关东集团利益的需要，实际上他们在于始皇帝的私下商讨中，还是隐约透露出妥协之意。
这倒不是因为畏惧大秦本土贵族，也不是因为冯氏的覆灭给了他们沉重一击，而是从蒙氏这个军功豪mén的立场来说，他们希望自己在帝国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取更多，而且他们对帝国未来的预测还是“分封”压倒“集权”，这从太子扶苏的政治立场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太子扶苏的政治理念和始皇帝的政治理念有严重分歧，这在咸阳不是什么秘密，虽然始皇帝安排在太子扶苏身边的都是关东系的法家大臣，但太子扶苏在外征伐的时候正是其成长的关键时期，因此深受武烈王公子宝鼎的影响，而且其xìng格不够果敢，更没有杀伐决断的凌厉手段。可以想像，将来扶苏如果继承大统，必定是一个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的皇帝，这必然导致地方势力坐大，中央集权受阻，国策十有**要偏离预定轨道。
太子扶苏的现在和未来也影响到了始皇帝的决策。始皇帝不可能只考虑现在，他考虑得是帝国的千秋大业，所以很多决策的实施，他都必须考虑到对帝国十几年后甚至几十年后的影响，因此始皇帝非常急切地要集权中央，试图在他有生之年实现中央集权的理想。
蒙氏靠军功起家，现在的权势是靠三代人流血流汗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拼搏而来，所以他们的行事风格非常稳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在政治讲求妥协策略，在妥协中谋取利益。蒙氏从蒙骜开始的三代人经历了一场场政治风暴，但每一次蒙氏都有惊无险地渡过了危机，并且始终赢得了君王的信任，权势日盛，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冯氏和蒙氏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冯氏是韩国的世代豪mén。冯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家分晋之前，由此可以想像一下冯氏在政治上的豪mén风格。正是这种风格葬送了冯氏，就如同熊氏外戚遭到昭襄王和始皇帝两任皇帝的打击一样。豪mén贵族权势倾天，很多时候太嚣张太狂妄，所以必然挨打。
蒙氏历大秦四代君王而不衰，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蒙氏是脚踏实地做事的人。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讲条件，也不讨价还价。事情做完了，做好了，君王赏赐多少我就拿多少，从无怨言。君王就喜欢这样的臣子，所以军功贵族历来为大秦君王所器重。豪mén贵族不一样，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他们首要考虑的不是为君王做事，而是谋算着如何获利，在获利的前提下为君王去做事。这就是本质区别。
李斯、周青臣、司马空这些法家大臣也属于寒mén军功贵族，他们的现在和未来都建立在军功上，而始皇帝这位君王和他们的政治理念又完全一致，目标和理想都是一样，所以他们当然要“士为知己者死”了。追随这样的君王，既能建功立业，实现毕生的追求，还能获得大利益，怎不让这些人肝脑涂地，鞠躬尽瘁。
但是，无论是蒙氏，还是李斯等人，都不敢在这个时候，就武烈王的这份奏章和他在奏章中的一连串质问发表意见。这不仅仅关系到立场问题，更关系到存亡大事。
刚刚过去的政治风暴就像一层厚厚的yīn霾笼罩在帝国贵族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