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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东赞显然不赞同弃宗弄赞的话，知道这是他气急败坏之时说的偏激之言，遂劝道：“与西突厥联手？如此，我们须隔过泥孰可汗，若大唐来攻，我国势必独当其锋，那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居于西鄙之地救援不及，何谈联手？臣请问，赞普此次出兵，到底意欲何为？莫非要坚持与大唐为敌吗？”
弃宗弄赞想想自己此次为争一口气大举出兵，不免有些效小儿女之态，遂微笑上脸。弃宗弄赞这些年雄起于高原，并非一任武力，亦是辅以相当的谋略而成。他默识大势，知道与大唐和睦相处才符合自己的利益，这也是他一直坚持与大唐通婚的原因。想到这里，他又反问禄东赞道：“我们已出兵与大唐交恶，现在又处于如此不尴不尬的境地，你有何妙法？”
禄东赞年龄与弃宗弄赞相当，这些年相伴弃宗弄赞左右，两人名为君臣，然心意融洽，实为莫逆。大至宗国大计，小至排解纠纷，弃宗弄赞每遇事皆要找禄东赞相商，且多言听计从。禄东赞现在观察弃宗弄赞的神色，知道他的心意已经有了转变，遂决然道：“主动罢兵！”
“主动罢兵？”
“对。赞普，以眼前的这数万兵马，与唐军决战，有必胜把握吗？”
“我们若决心与唐军一战，即可回国调兵，再调二十万人马来，足可一战。”禄东赞的话激起弃宗弄赞的满腔豪气，慨然喝道。
“然我们所立的地方为大唐的地盘，是为其西境边缘，其后方广大，后续兵马可源源不断开来，且粮草充足。我们与其相比，就失了地利。何况，若此战一开，我军千里出战，须倾举国之力来支援。不出半年，定损折我国无数钱粮，更有许多人战死域外，我国定然疲敝不堪。到了那时候，国内若有部落发难，则赞普首尾难顾，悔之不及矣。”
弃宗弄赞微笑点头。
禄东赞接着说道：“赞普此次出兵，本意是与大唐通婚。若此战一开，请婚之事肯定成为泡影。臣以为，赞普此次出兵，已达到耀武扬威的目的，大唐皇帝定能掂出赞普的分量。以大唐皇帝的英武才智，他岂能惜一女子而使两国交恶？这样对两国皆不利，大唐皇帝肯定不会采用如此下策。”
弃宗弄赞此时已经完全拿定了主意，待他听完了禄东赞下面的话，不禁哈哈笑起来，说道：“好吧，我们立刻退兵！我回国后即着手建造宫殿，殿成之日，即是我迎娶大唐公主之时。我就先信了你这一回。”
禄东赞说道：“我们先退兵回国，使大唐明白赞普的诚意。待缓一些时日，臣亲身往长安面见大唐皇帝，年底之前定为赞普访来一名好公主。”
弃宗弄赞弯刀一挥，吐蕃兵徐徐退回吐蕃国内。
待侯君集到了松州城，见这里已见不到吐蕃人的踪迹，不禁大为奇怪。又想此次兵不血刃，吐蕃自退，实乃幸事，遂举章向李世民禀报。他又知会党项部、吐谷浑，让他们复归旧地，他又到拓跋赤辞的灵前祭奠一番，方才班师回京。
第二十八回高昌国渐生离心贤皇后病作《女则》
李世民得知吐蕃兵已经全身而退，不禁大为奇怪，对前来奏事的唐俭说道：“这个弃宗弄赞，到底搞什么玄虚？为了一名女子，竟然大动干戈，横扫吐谷浑、党项之境，又侵入我国。侯君集领兵去讨，他尚未谋面，就勒兵而退，如此倒免了侯君集一番手脚。”
唐俭道：“弃宗弄赞数次派来使者，殷殷致以修好之意。臣听何吉罗说过，弃宗弄赞请尚公主之心，最为迫切。此次他听说是诺曷钵从中作梗，遂迁怒袭之。侯君集领兵去讨，他主动撤军，以臣猜度，许是请婚之心不死，不愿与我国撕破脸皮，因有此举动。”
李世民叹道：“看来，此人毕竟年轻啊，为一己私愤，竟然大举出兵。不过他最后终于主动罢兵，看样子还是镇静了下来。”
“陛下所言极是。臣这一段时间定百般注意吐蕃的动静，其若有异动，臣立刻奏报。”
李世民点点头，就抛开了这个话题。
唐俭所奏之事，却是高昌国近来开始劫夺西域之国朝贡之物，西域通道渐渐阻绝。各国使者来京，怨声载道，纷纷要求惩罚高昌国。
是时，大唐与四夷通商甚频，这些国家往往以朝贡的名义与大唐建立友好的关系，然后开展广泛的贸易。像西域诸国，往往输来香料、羊马、毛皮等物，再从大唐购走丝织品、瓷器、铜铁器等，通商贸易异常繁忙。这样，经阳关至高昌再通往西域的通道就成了一条黄金捷径。高昌国若从此设阻，或者劫夺通商之物，确实波及了大唐的利益。
李世民皱着眉头问道：“高昌国一向与我国友好，缘何现在转变了态度？贞观四年，高昌王麴文泰入朝，朕封其妻宇文氏为常乐公主，赐予李姓，是何等的恩遇？”
唐俭答道：“麴文泰渐渐变了心性，却是从我朝同意伊吾内附时开始。陛下去年决定将西伊州易名为伊州，使麴文泰更加猜忌，臣听说，从那个时候开始，麴文泰主动与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通使。”
李世民闻言，关切地问道：“肆叶护可汗现在有什么动静吗？”
“目前泥孰可汗势强，又有焉耆、龟兹诸国相助，肆叶护可汗一时无法，只好偏居西隅。不过高昌现在主动来投怀送抱，无疑得一强助。臣听说肆叶护可汗蠢蠢欲动，欲使其势力东侵。”
李世民叹道：“西域形势看来似犬牙交错，其实内里皆是西突厥在那里左右其势力。西突厥若国势不乱，内部精诚团结，则西域形势就是铁板一块，西域诸国也会望风而降。现在其两派争斗，任何一方势力稍占上风，那里形势就会有变。”
其实高昌国对大唐渐生离心，根本的原因在于大唐对西突厥派系的取向上。
当西突厥内部两部相争，大唐起初采取了中立态度，对其两部不偏不向。此时，昔日臣属于西突厥的西域诸国，纷纷脱离西突厥的控制而保持相对独立。像高昌国与大唐接壤，其采取了亲唐的态度，渐渐在西域独树一帜，其投靠大唐有了靠山，又与大唐通商获得许多经济利益，使得其他小国纷纷效尤。这样，高昌国在西域成为一个相对的经济中心，对提升其国家地位及经济实力，极有好处。
然而打从大唐决定支持泥孰可汗开始，西域的形势就为之一变。泥孰可汗得大唐支持，势力渐强，与其相邻的龟兹、焉耆等国纷纷来归。因为泥孰可汗背后有大唐支持，诸国与泥孰可汗亲近，既免了遭西突厥侵扰，又可与大唐亲善，实在是笔划得来的买卖。高昌国近年来受西域诸国礼敬，他们现在去投奔泥孰可汗，又曲线与大唐友好，麴文泰顿时感到失落，其心中的滋味一时难辨。恰在此时，焉耆国又向李世民请准开辟新路，使麴文泰更加恼火。
隋末之乱以前，焉耆等国入长安，除了经过高昌这条大道可以入京外，另向南通过大漠直奔沙州，亦可通行。隋末大乱，这条道路无人养护，又有贼匪穿行，竟至闭塞。焉耆王突骑支此次遣使入贡，要求得大唐之助开通这条道路。李世民认为西域通道仅有一条，容易受高昌的制约，就同意突骑支之请，遂调拨钱粮，让李大亮督促予以修通。路成之后，商贾之人通过西域时就有了选择道路的余地，如此高昌国的独霸地位大受削弱，引起了麴文泰的极为不满。
麴文泰此时还不敢与大唐和西域诸国公开翻脸，他暗使小动作，派出骁骑扮成贼匪之人，到此通路上杀人劫货，以出出这口恶气。
待李世民将西伊州改为伊州，正式成为大唐的州县，麴文泰更加恐惧。现在，其东有大唐戍边之兵士，西有泥孰可汗及龟兹诸国，让其感到有东西压迫之感。他万般无奈，又不肯受气，遂主动联络肆叶护可汗。
唐俭见李世民在那里感叹，建议道：“陛下，如今我国势强，高昌向来为中土属地。麴文泰包藏祸心，在那里暗中捣乱，若放任自流，久必成祸。臣以为，不如派一上将征之，由此疏通西域道路，是为上策。”
李世民摇头不许，说道：“魏征的‘十渐疏’，想你也应该研读了。如今国家刚刚安定，若动辄对外用兵，就违了‘抚民以静’的初衷。且高昌国从高祖时开始，即与我国通使友好，若率然征之，天下人定会说朕穷兵黩武。嗯，此事放放再说。万一将来有变，征之亦未迟。”
“然麴文泰勾结肆叶护可汗，不久肯定与泥孰可汗为敌。肆叶护可汗现在势弱无力东侵，其得了高昌之助，万一势力渐强，势必使西域征战不已。如此，西域那里就会商旅阻绝，弄不好，其战乱会波及我国。肆叶护可汗成了气候再向东来，极易和吐蕃联手，这样就太麻烦了。”
李世民赞道：“唐卿，你为鸿胪卿，却能深谋远虑，堪为称职。至于你所言的后果，依朕看来其实未必。贞观之初，有人劝朕要‘耀兵振武，慑服四夷’，独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听了魏征的言语，这些年对四夷轻易不用兵，而是绥之以德。你为鸿胪卿，这些年四方来朝，络绎不绝，使你很忙碌，这就是德化的力量。想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结果使国力疲敝，而所获无几，哪儿有德化的力量大？唐卿，鸿胪寺接待四方来使，须使德化深入人心。像前些日子，你派那高表仁出使倭国，高表仁不能完成使命，就该重重治罪。”
却说在新罗东南的大海中，有一国家依山岛而居，其居为城郭，以木为栅，以草为屋，名为倭国。其王姓阿每氏，辖周围小岛五十余国。其与新罗素有通使，因此其衣服之制，颇似新罗。这日，其王阿每氏听说中土大唐繁华，就派来使者贡来方物，要求大唐与其通使。李世民念其路远，嘱其今后不用岁贡，并遣高表仁持节入倭国答礼。孰料这高表仁自恃上国特使，到了倭国，当堂与其王争执礼节不休，既而扭身就走，不宣李世民之意就回国。从此，倭国一直不再来通使，二十年后，才随新罗奉表再通讯息。
唐俭答道：“臣奉皇上之旨，已知会高表仁去职归宅，并罚二年俸以示惩罚。”
“是了。你要以高表仁之例，为鸿胪寺人员鉴诫。这些人最先接近外番使臣，其一言一行事关国家威仪，不得疏忽。那高表仁实在荒唐得很，既为上国特使，其身后本来就有我朝无尽的威严，外番何人敢小觑于你？难道到了他国，将双眼上翻，让外人来礼拜即是威风吗？须知势强者愈虚怀若谷，礼数备至，愈使外人敬重。高表仁连这点道理都不懂，焉能为使？”
“臣谨记陛下圣训，回去后定诫约手下。”
“好了。高昌国的事，你可密切注视动静，朕也会留心。你退下吧。”
唐俭走后，李世民伏在案前，亲手写了一道诏令，其名为“答房玄龄请解尚书左仆射诏”。
原来前些日子，李世民加房玄龄为太子少师，本意让其多关心太子的成长，实为寻常事。孰料房玄龄因此事而忧虑重重，他私下里暗想，自己居相位已十余年，次子房遗爱娶了高阳公主，女儿又成了韩王李元嘉的妃子，普天之下，自己威权之重，皇恩殊遇，任何臣子都不能相比。古语有“满盈易招损”之训，房玄龄深以为然，遂上表要求逊职。
房玄龄此时六十余岁，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患得患失的心虑愈发变重。他整日伴随李世民的左右，这些年也发现了李世民的性格较贞观之初有不小的变化。像李世民口口声声说要推行清明政治，君臣互不猜忌，然他在对待李靖的事上，可见其疑心颇深。自古帝王君临天下，最大忌者就是恐怕他人夺其天下，因防备甚严。李世民恃其文治武功，等闲人不敢打他的主意。但李世民作为帝王，对此事心里也很防范，疑心渐重亦属正常。房玄龄的这种担忧，其实有些过虑了。但房玄龄向来行事谨小慎微，年龄愈大，其明哲保身的念头愈重，深恐一言不合，自己的富贵全部化为乌有。他现在见了李世民，只知道忠心办事，不敢提反对意见，若李世民颜色稍严，他一味唯唯诺诺，磕头谢罪。像在察知李世民疑心加重的这件事，他和魏征就透出了分别。他怕李世民疑心自己，就想功成身退，明哲保身；而魏征则不然，上疏直斥李世民道：“好善而不甚择人，疾恶而未能远佞。又出言无隐，疾恶太深，闻人之善或未全信，闻人之恶以为必然。”即可看出两人的根本区别来。
李世民却不知道房玄龄是如此心思，阅罢房玄龄上表，坚决不同意辞其职，其写道：“夫选贤之义，无私为本；奉上之道，当仁是贵。列代所以宏风，通贤所以协德。公忠肃恭懿，明允笃诚，草昧霸图，绸缪帝道。仪则黄阁，庶政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