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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立德答道：“不错，此宫当时由臣主持建造。只是此宫近十余年来未曾使用，已损毁坍塌不少，若再想使用，非大修不可。”
李世民摇头道：“不用大修，朕觉得宜君那里气候凉爽，最宜避暑。可在仁智宫之东北方向另起新宫，可名为玉华宫。你主持加紧建造，朕来年要用。”
阎立德躬身领旨。
魏征逝去，敢向李世民直谏之人大为减少。前些日子，房玄龄与高士廉路遇将作监少卿窦德素，二人问窦德素急匆匆欲往何处，窦德素说近日忙于北门营造，房玄龄说了一句：“好好的一座北门，又需什么营造了？”窦德素不知通过何渠道，将房玄龄的话告诉了李世民，惹得李世民大怒，召来房玄龄斥道：“你好好办你的衙中之事，我在北门少有营造，与你何干？”吓得房玄龄匍匐请罪。是时，由于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参与李泰谋嫡之故，遭到了李世民的猜忌。那日二人对话，李世民问道：“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房玄龄对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李世民不满意房玄龄的回答，语含深意道：“你将此过归于君主，我则将过归咎于臣。像隋炀帝不忘宇文述之功，擢宇文化及于高位，后来宇文化及不思报效，反行弑逆，难道不是臣下的过错吗？我说此言，是想让你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则是国家之幸。”现在李世民斥责房玄龄不该问北门之事，是否因房遗爱之故迁怒，不得而知。然此事后来传扬出去，李世民再有营缮之事乃至建造新宫，再没人敢直言相谏。房玄龄从此变得更加谨小慎微。
李世民呆在九成宫，专心在此避暑，日日晚间让年轻后妃来侍寝。李世民与其父李渊一样，皆爱色不倦，年纪渐长，愈爱与年轻女子厮混在一起，且乐此不疲。皇帝可以阅尽人间春色，常人与其相比，毕竟望尘莫及。李世民在此夜拥娇娃，日里消闲，其心情在此闲适的环境中渐渐平复。
许敬宗此时任给事中，自褚遂良任太子宾客之后，由他负责皇帝《起居注》的撰写。李世民这几日闲暇无事，忽然想起让许敬宗办的事，问道：“许卿，国史实录编撰得如何？”
许敬宗恭恭敬敬答道：“禀陛下，高祖《实录》已编撰完成，陛下《实录》仅剩下最后一卷尚未编完，三日内即可进呈皇上。”
李世民很满意，说道：“嗯，抓紧编撰赶快进呈过来。朕这些日子，左右无事，正好可以看一遍《实录》。”
许敬宗躬身答道：“房仆射这些日子与臣一起审定《实录》，已到了最后关头。臣马上向房仆射说知皇上此意，争取提前完成。”
自秦汉以来，皇上身边跟随有史官，将皇帝的言行记录下来，稍加整理即为《起居注》，此为史家的第一手资料。当代皇帝逝去后，史官将《起居注》经过增删处理，编撰成册，即为《实录》，类似于荀悦的《汉纪》，代代相传，当代皇帝不许观看本朝《实录》，所以史家往往在当代皇帝逝去后方才着手编撰《实录》。史家这样做，是想保护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生怕当代皇帝看到记载自己不好的事而龙颜大怒，以致影响了史实的真伪。
李世民非常重视修史，贞观一代修成八部正史。他还重视当代史的撰述，贞观初年即明令由房玄龄主持监修国史。后世皆由宰相监修，即由此而来。
但李世民对历来帝王不读当代国史的做法非常不满意，多次说过既然要以史为镜，为何就不能读国史？有一次，他愤愤地对房玄龄言道：“不知自古当代国史，因何不令帝王亲见之？”房玄龄老老实实答道：“国史既善恶必书，若帝王观之，往往示意增删。史官不遵命而行，即是违旨；遵命而行，又容易失却本来意味。”李世民不以为然，斥道：“朕非昏君，想观国史，不过看看罢了。若有善事，固不需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戒，决不修改一字。你毋庸多言，可撰录进来。”房玄龄此时虽唯唯诺诺，但心里实在不愿意。当时，魏征还在世，闻听此事当即向李世民上疏谏道：“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揽《实录》，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补观，盖为此也？”李世民见魏征言辞激烈，遂暂时打消此念。
魏征逝去，李世民一日又忆起此念，将房玄龄、许敬宗召来，让他们将《起居注》删为《实录》，速速进呈御前。房玄龄此时知道自己正在遭皇上猜忌，不敢吭声，那许敬宗却是见风使舵的主儿，急忙率先应承下来，并挤对房玄龄道：“房仆射，皇上欲观《实录》，重在以为鉴戒，却与史家传统未有任何冲突。我们不如下去速速撰来，供皇上御览。”
房玄龄见事情已无可挽回，只好心里暗暗叹了一口气，躬身答应了李世民。
过了二日，《实录》果然提前完成。房玄龄和许敬宗领人费了不少工夫，撰成二十卷《高祖实录》和二十卷《贞观实录》。此《实录》为唐初第一部资料详备的《实录》，李世民见之大喜，当场赏赐了房玄龄、许敬宗二人。
李世民很仔细地阅罢了二部《实录》，对其大体上还算满意，对一些细微处颇有微词。他这日召来房玄龄、许敬宗，责道：“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之事，怎么能删写成这样？”
两人见李世民上来就问玄武门之变，知道此为李世民此生中的最大心事，心想要遭谴，遂不敢言声，静听训斥。
李世民果然训道：“好好的一件事，经你们手头一删，竟然变成一件不敢见天光之事。你们总怕朕见了《实录》，会由心之好恶肆意增删。你们倒好，寥寥几句话就将此事一笔带过。朕问你们，六月四日之事对我朝而言，是一件美事，还是一件丑事？”
房玄龄和许敬宗囿于儒家传统，总觉得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兄灭弟，有悖人伦道理，毕竟不是一件美事。他们写到此节，曾经多次商议，觉得此事不写不行，写多了也不行，遂定下了淡化处置的调子。他们本来对这样处理暗自得意，不料李世民还是不满意。
“你们随朕多年，连这样道理都弄不明白，实在糊涂。”
“陛下以为此节应该如何撰写？”许敬宗小心翼翼问道。
李世民慨言道：“昔周公诛管、蔡，使周代安靖，季友鸩叔牙使庆父图谋难成。朕在六月四日所为，与此类似，你们有何忌讳呢？可削去浮词，直言其事。”
周成王幼小时，周朝由周公摄政。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于国，说周公摄政将不利于成王，所以周公诛此二弟。春秋时，鲁庄公有疾，其有三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再次曰季友。看到鲁庄公病重，叔牙与庆父联手，欲立庆父为君，季友坚决立鲁庄公之子公子般为嗣。后来季友在鲁庄公的指引下，设计鸩杀了叔牙，剪除了庆父的羽翼。后来周公辅周成王果然成就大业，庆父在鲁庄公死后，祸害鲁国，成为人所共恨的恶人。李世民用此一正一反的例子，来说明自己在玄武门之变中的正义性。
李世民如此评价自己在玄武门之变中的作用，可谓高瞻远瞩，认识恰切。其即位后开创贞观之治，成为一代盛世，以李建成、李元吉之能，实在难以达到此等高度。然李世民打破了当代帝王不观《实录》的成例，为后世开了一个坏头。像房玄龄、许敬宗在撰录《实录》的过程中，很自然要揣测李世民的心意。如在太原起兵及兄弟争位的过程中，他们极力夸大李世民的功劳和能力，将李渊变成一个从属的地位，将李建成、李元吉写成无能之辈，显然与史实不符。李世民观此并无异议，默认了二人的做法，遂使李世民的光芒盖过其父李渊，其实兄弟争位时李世民处于一个被动挨打的地位。
李世民来到九成宫避暑，留下李治在长孙无忌等人的辅佐下在长安监国。李治遇到一些大事不敢定夺，遂让有关人到九成宫找李世民请旨。这日新罗国遣使来京，诉百济攻占新罗四十余城，并与高丽联兵，绝新罗入长安朝贡之路，乞唐朝发兵救援。李治让唐俭带领新罗使来九成宫面圣。
李世民接见了新罗来使，让其先到侧殿安歇，然后召所有入九成宫的大臣来此议事。
群臣坐定后，李世民让唐俭将新罗国求兵之事向大家说了一遍。
唐俭说完，李世民目视大家道：“你们瞧瞧，新罗与百济久无战事，百济忽然之间如此凶狠，竟然连夺新罗四十余城。新罗弹丸之地，还有多少城能让百济夺？他们莫非欺新罗为一女王吗？”
新罗女王名为金贞德，金贞德于贞观九年即位，当时由李世民下玺书册封。
李世民继续道：“百济如此胆大妄为，实为其身后有盖苏文支持的缘故。哼，百济王如此做还在那里自鸣得意，他难道看不出盖苏文的险恶用心吗？盖苏文先与百济联手灭了新罗，然后再将百济灭掉，以此达到他独霸辽东的企图。盖苏文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那百济王蒙在鼓里，犹为虎作伥，实在可悲。”
唐俭道：“陛下所言甚是，辽东之乱，皆为盖苏文之缘故。”
李世民道：“事情已经很明白，大家今日好好议一议：是发兵相助，还是坐视不管？”
新罗、百济、高丽向为中国属国，历来朝贡不已。现在三国在那里攻伐为乱，中国没有坐视不管的道理，关键在于是出兵平乱，还是遣使调停。
群臣显然不愿出兵平乱，贞观以来，兵革不兴，百姓富足，国内平静，贞观君臣多次说过要接受汉武帝穷兵黩武的教训，不为劳民伤财之举。如此惯性之下，群臣自然极力主张派员去调停。
李世民今日少了一些往日的平和之气，听到群臣如此说，愤愤说道：“都是陈词滥调！你们都看到了，朕上次从你们之意，派员到此三国去调停。如今有什么结果呢？高丽和百济置若罔闻，对新罗越打越狠，朕再不管，新罗眼见就要亡国了。”
房玄龄细辨李世民话中之音，觉得他自今年以来，心智有些改变，火气很大，为人处事少了一些耐心。
李世明白李世民的心意，他现在为兵部尚书，时刻关注着新罗战事，认为若要解决辽东纷争，非用武力不可，所以他顺着李世民的意思，当即响应道：“陛下所言甚是，高丽和百济不听调停之言，显然是有恃无恐。想是他们以为中国这些年来务求国内安静，不愿轻易兴兵；二来以为那里离中土山高水远，不易征讨。陛下，臣意可以出兵征讨，臣愿乞一师出征，逼其勒兵停攻。”
李世民接口道：“不错，对此顽劣之徒非用武力不可！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令，不可以不讨！”
房玄龄、褚遂良、刘洎、马周、岑文本等大臣听见李世民动征伐的念头，心中大惊，纷纷谏止。
房玄龄奏道：“陛下，兵者，凶器也；战者，危事也，不得已而用之。如今高丽、百济若违失臣之本分，陛下诛之即可；若其侵扰中国百姓，陛下灭之即可；若其长久为中国之患，陛下除之即可。他们若犯此一条，陛下虽日杀万夫，不足为愧。然他们未犯此三条，陛下欲兴兵，仅为高丽王雪怨，再为新罗报仇，对此我国派员前去调停即可，不用大动干戈。”
李世民斥道：“还是陈词滥调！朕刚才说了，盖苏文先灭新罗，再克百济，即成辽东霸主，其久长必为中国之患，难道不能早早图之吗？”
褚遂良也奏道：“陛下指麾则中原清晏，顾眄则四夷宾服，威望远播四海。现在若渡海远征小夷，如能一举定之，还算可以。万一蹉跌，定会伤威损望。昔隋炀帝数征高丽，所战不利，陛下须引为鉴戒。”
李世民森然道：“朕就如此不堪吗？能与隋炀帝相比吗？”
褚遂良惊愕间，觉得自己说错了话，遂躬身拜道：“臣一时糊涂急不择言，以致说错了话，请受陛下责罚。”
褚遂良毕竟为谏议大夫，当堂直谏为其职责本色。李世民想起昔日魏征在时，其直谏言语要比褚遂良等人的言语犀利得多，则褚遂良的言语实在不算什么。李世民咽了一口唾沫，将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刘洎不看李世民的神色，依旧谏道：“陛下，《周易》曰：‘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又曰：‘知进退存亡，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如高丽、百济等国，实乃边夷贱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理。古来以鱼鳖畜之，宜宽纵之。再者，如今兵士之徒，皆无罪责，陛下若无故将其驱于战阵之间，委之于锋刃之下，使其肝脑涂地，魂魄无归，令其老父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