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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坏着社 会主义事业，是一个令人切齿的地地道道的恶棍，一个手上沾满人民鲜血的 刽子手。这个家伙指示侦讯机关用严刑逼供的残酷手段强迫被捕的人招供， 在此基础上，于 1936年 7 月对所谓的“格鲁吉亚中心”进行了审判，并在报 刊上大肆宣传外高加索对敌斗争的 “战果”，炫耀外高加索人民的“领袖” 贝利亚的汗马功劳。赫鲁晓夫后来记述了贝利亚30 年代在外高加索的屠杀。 他说：“当斯大林死后我去格鲁吉亚共和国时，我1934年在第比利斯认识的 干部似乎已没有一个人活着了。1953年贝利亚被捕后，有一个格鲁吉亚人从 流放地给党中央委员会 （署了我的名）写了一封信。他描述了贝利亚如何在 格鲁吉亚共和国消灭干部，怎样踏着自己朋友的尸体谋取权力。”。 1935 年，苏联法律也根据审查任务的需要进行了补充和修改，3 月 10 日颁布的法令规定携带刀子这样的冷兵器为犯罪行为，要判处5 年以下的徒 刑。7 月 20 日的法令更加严厉，这一法令后来载人刑事法第58 条。该法令 规定对偷越国境的军人和公民判处死刑，叛逃者的家属知其叛逃意图者判处 10 年以下徒刑，其他家庭成员判处 5 年徒刑。这实际上是连坐法或人质法。 最令人吃惊的是4 月7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它规定将刑 法施用的年龄范围扩大到 12岁以上的孩子，包括死刑。这一法律规定在西方 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对苏联这样的国家颁布这样的法律惊愕不已。后来，这 条法令显示出了它的巨大的实际使用价值，因为谁若不按要求交待自己的“罪 行”，便会受到子女被捕、监禁甚至处死的威胁；这是连那些饱经生死考验 视死如归的革命家也无法忍受的。 据说，这一条把未成年的子女作为人质的法令的制定与 “克里姆林官案 件”有关。其实，若把这一法令拿到30 年代的恐怖政策的总体中去考察，就 不难看出，以个别案件作为如此重大法律规定的根据，纯粹是一种借口，是 一种掩人耳目的拙劣的借口。克里姆林宫案发后，除了制定一些非常严酷的 法令外，叶努基泽因负责克里姆林官的事务而受到了直接的打击。他受到了 申斥，接着被撇销了所有职务。 与叶努基泽遭受迫害的同时，叶努基泽所信任的克里姆林宫卫队长拉脱 维亚人彼得松也被解除了职务。彼得松在国内战争期间曾任有名的托洛茨基 活动大本营的列车长。彼得松被调任乌克兰军区司令助理。1937年被捕，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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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指控参与叶努基泽策划的所谓克里姆林宫政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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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叶努基泽被黜 叶努基泽受打击的真正原因在于：他身居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的职位， 可是不愿意无原则地歪曲历史和现实，制造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不赞成阶 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和恐怖镇压政策。 1935年中，公布了斯大林于 1934 年 7 月与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 谈话。这一行动不是偶然的，它是政治思想工作方面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斯 大林在谈话中大讲阶级斗争，着重强调了革命暴力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 用：“共产党人，不愿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不能期望旧世界会自己离开舞台， 他们看到；日制度是在用暴力保卫自己，因此共产党人向工人阶级说：准备 以暴力回答暴力。”＠对斯大林的赞扬、吹捧、歌功颂德的个人迷信运动迅 速展开。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上不断出现斯大林的照片、给斯大林的贺词、歌 颂斯大林的文章、文艺作品和讲话。1934—1935年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的 成绩不是归功于党和人民，而是归功于斯大林一个人，似乎他是给世间带来 福音的上帝。斯大林心安理得地容忍了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不仅如此，他 还用各种办法鼓励和刺激个人迷信运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最有权力的人物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叶若夫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和 地位，卖力地，有时近乎恬不知耻地吹悻斯大林。在地方上，鼓吹个人迷信 最卖力的是贝利亚。许多州和加盟共和国的权势人物和既得利益者阶层也加 入这样的合唱队伍。借助于上下一体的组织力量和宣传舆论的工具，个人迷 信变成一场真正的全民运动。斯大林的肖像、塑像、语录、文章到处泛滥， 人们言必称领袖的教导，社会和个人的每一进步都是由于领袖的教诲，领袖 的出现就是一片狂热的欢呼。列宁的 “战友和学生’’斯大林受到了比之老 师还要狂热的崇拜，他变成了人世间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而这位神的“战 友和学生”也受到相应的崇拜和欢呼。贝利亚这位斯大林 “忠实的学生”变 成了外高加索人民的领袖，居然也受到了一些人的吹捧和欢呼。 1935年 7 月21 日和22 日两天，贝利亚在第比利斯召开了党的工作者大 会，以演讲的方式宣读他即将发表的一篇论述外高加索革命运动的文章。整 个讲话由讲话人对历史的随意伪造和对斯大林的狂热吹捧，以及会场上有组 织的欢呼所组成。 “7 月的炎夏天气，巨大的会场大厅里，一千多人散发出 来的汗珠，汇合成一股强烈的恶臭。 ‘斯大林斯大林 斯大林 ’，这个名字 一而再、再而三地响起，就像囚犯踩的踏车发出的单调回声。疲乏厌烦的气 氛在会场里蔓延开来。听演讲的人都晓得，从今以后，一部新的政治圣经就 要生效了，谁要是不够小心谨慎而说出一句反对这个教条的言论，那他马上 就会铂挡人狱。”＠1935年 7 月末， 《真理报》登载了贝利亚的著作，题名 为 《关于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史问题》的摘录。贝利亚的书是在斯大林 的直接授意下，由不学元术的贝利亚请求第比利斯大学校长托罗塞里泽等写 成的。稿子写成后，呈交斯大林亲自作了修改和补充，然后以贝利亚的名字 发表的。而写书的人，即托罗塞里泽，后来竞被杀掉了。 贝利亚的书是一本肆意伪造外高加索革命史和党史的书。他通过篡改和 编造历史事实、历史文件、制造和消灭见证人的手段，任意抹煞和贬低外高 加索革命运动主要领导人邵武勉、奥尔忠尼启则、叶努基泽、奥拉赫拉什维 利、基洛夫、马哈拉泽等人的作用，把他们的许多革命功绩算到了斯大林的 帐上，把外高加索早口回歹 9＠期革命运动先驱的几百名成员中普通一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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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任意拔高到唯一领袖的地位。他不仅把斯大林打扮成外高加索革命 运动的先驱和领袖，而且把斯大林的革命活动称作 “我党建党过程中的第二 个中心”，甚至把斯大林无限拔高到与列宁并列的程度，提出了 “党和革命 的两位领袖”的说法。为了吹捧斯大林，贝利亚竟敢随意修正列宁的论断， 说俄国无产阶级新型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时间并非像列宁所说的那样， 是 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而是 1912年在巴黎举行的 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斯大林只是在这次代表会议 上才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28）在被贬斥的外高加索革命运动诸 领袖中，邵武勉在国内战争时牺牲，基洛夫被谋杀，奥拉赫拉什维利和马哈 拉泽等外高加索原党政负责人以通过调动工作的行政手段受到了打击，后来 在大清洗的高潮中相继被害。最突出的人物剩下了奥尔忠尼启则和叶努基 泽。奥尔忠尼启则受到了有礼貌的冷遇。主要的打击落到了叶努基泽身上。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非常憎恨贝利亚，认为她父亲受到了这个可怕恶魔 的巨大影响，并说叶努基泽是惨遭贝利亚毒手的第一批人之一。这种说法有 它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贝利亚确实充当了一只毁灭老干部的疯狗。但是贝利 亚当时还没有进入克里姆林宫的最高领导层，他的诬蔑、诽谤和打击之所以 能够起作用，是与斯大林的政治需要分不开的。 1935年 1月，叶努基泽虽然就外高加索革命史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 是并没有真正认 “错”。他在当月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贬低克茨霍韦利 在建立巴库委员会和赋予该组织以布尔什维主义面貌之中的作用，是根本不 正确的和不公正的。”在谈到斯大林在 1904年著名的巴库罢工中的作用时， 他只提到了斯大林的参加，而没有提其领导作用。 （29）根据叶努基泽的侄 女伊琳娜·叶努基泽的回忆，叶努基泽还拒绝按斯大林的调子参加联共 （布） 党史的编写工作。 （30）所有这些都被视为不肯悔改的表现。因此，到 1935 年6 月初，叶努基泽实际上已经落到了政治上不再受法律保护的境地。6 月5 —7 日召开的中央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批判叶努基泽所谓政治上和生 活上的堕落。中央委员会书记叶若夫是关于所谓叶努基泽问题的主要报告 人。他报告的题目是： 《关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管理机构和叶努 基泽同志》。报告称，由于叶努基泽的犯罪性的纵容，克里姆林宫地区出现 了一批恐怖团体，这些团体的目的是杀害斯大林，它们的组织者是加米涅夫。 这就是后来被审判的所谓 “克里姆林宫案件”。叶若夫为了赋予这个案件以 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庞大的规模，甚至危言耸听地说此案还与托洛茨基、季诺 维也夫以及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白卫分子等有关。然而在整个报告中， 除了列举某些所谓人犯的没有事实根据的破绽百出的口供外，根本没有任何 可以证明叶努基泽、加米涅夫参与阴谋的事实。这一案件显然是人为制造的， 是经不起审查的。可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受到少数人的控制，所以根本没有 对这个案件的真伪提出任何疑问。加米涅夫再次成为被告。大会通过了将叶 努基泽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的决定。总检察长阿库洛夫顶替了叶努 基泽的职务，而维辛斯基当上了总检察长。不久， 《真理报》于6 月16 日和 6月19 日分别登载了两个年轻的书记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攻击叶努基泽的文 章。赫鲁晓夫称他是 “工人阶级的最凶恶敌人的辩护士”；日丹诺夫则称他 是 “一个腐败的市侩，一个狂妄、自大、失去了共产党员面目的孟什维克式 的官僚”。他们重复了叶努基泽被开除的理由：丧失警惕性和道德败坏。而 这种理由的根据是在叶努基泽负责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里 “发现”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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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从前的贵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对 “克里姆林宫案件”的一 些被告包括沙俄时代过来的伯爵小姐的庇护。事实是，那些被 “发现”的人 过去都积极参加过俄国革命运动，后来也用自己的行动和诚实的工作证明他 们拥护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比如从前的孟什维克埃·潘托维奇就尽心尽职地 完成他担任的中央执委会法律顾问的职务。这样的人当时在国家计委甚至内 务部里都有。其实，上述构不成罪过的所谓问题，不过是迫害叶努基泽的借 口和托词。叶努基泽与斯大林交往几十年，他非常清楚他受到诽谤和打击的 症结所在：他不愿意违心地伪造外高加索革命斗争史，加入到个人迷信的合 唱队里，人为地提高领袖的地位和作用，更不愿意因此而贬斥、迫害其他老 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直至把他们肉体消灭。归根结底，是他反对斯大林的恐 怖镇压政策。这是政治上的分歧和冲突，而不是叶努基泽到底有没有错误的 问题。一年半以后，我们会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这 一对朋友和战友之间。奥尔忠尼启则同样像叶努基泽一样，没有顺从和屈服。 不过，他由于性格的耿直和过分地倔强，而选择了宁肯自杀也不同流合污的 道路。叶努基泽了解问题之所在，他心里坦然。因此，在决定他的命运的中 央全会上，他默不作声，既不悔过，也不反抗。只是当宣读到中央执行委员 会机关被捕干部的明显的假口供时，他才忍不住在自己的座位上高声发话 说：“要是我有雅哥达的权力，我就可以在这里也宣读一些更加荒诞的供词。” （31）阿维尔·萨弗罗诺维奇·叶努基泽1877年出生于库塔伊西省拉恰县茨 长季西村。上过农村小学。1896年，他加入了梯弗里斯一个青年工人和学生 的马克思主义小组，1898年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建立时，叶努基泽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1901年，他领导 建立了闻名于外高加索革命运动史的巴库第一个地下印刷所，在传播马克思 主义，印刷 《火星报》、党的文件和列宁的文章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叶努 基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