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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十月革命中和国内战争时期只是模模糊糊听到过有一个斯大 林，因为未来的总书记当时仅是一个起二等作用的人物，并不是列宁所倚重 的什么 “亲密战友”。斯大林的权力的迅速膨胀是列宁逝世以后的事。对于 斯大林来说，有这样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组织存在，即使不公开反对他，他们 的意见和潜在的影响也足以对他的权力和地位构成威胁。尤其是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强制的 “全盘”集体化及 1932 年的大饥荒 （36），人民和党组 织产生了极大的不满，熟悉列宁遗嘱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存在，自然地成为一 个重大的政治威胁。而且这些老布尔什维克都知道列宁关于通向社会主义途 径的教导。列宁说过，没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而只能是通过民主和 政治自由的途径，这种信念当然是实行个人专制的极大障碍。列宁还说过：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以十分冷 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应该怎样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直 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理论的真理来看，而且从实践方面来看，都是重要 的和值得注意的。” （37）但是斯大林并不这样想，他想的不是通过从正视 过去的错误中得出经验教训，他想的只是按照他的想法，完全清除这些潜在 的不满者以巩固他的地位。后来从老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揭露出来的“特务”、 “破坏分子”、“捣乱分子”、“恐怖分子”、“两面派”的巨大的惊人数 量看，几乎使人们辨不清：到底是敌人隐藏在革命者中间，还是革命者隐藏 在敌人中间。苏联法学博士 B ·库里岑教授说：“遭受镇压的首先是老布尔 什维克、列宁的战友，因为这些经受过思想锻炼的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人，是 难于吓倒的，是难以迫使他们不要说出自己的见解的。” （38）什基里亚托 夫和马林科夫用斯大林欣赏的行政手段处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问题，他们封 闭和撤销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主要刊载回忆录和理论性文章的刊物 《老布 尔什维克》。这个刊物忠于历史事实和反映老一代革命家革命传统的倾向被 视为大逆不道。参加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人先后受到了迫害和镇压。 6 月25 日，前政治苦役流放犯协会被解散；《苦役和流放》杂志也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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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负责处理这件事的是叶若夫。协会中参与了请求宽恕反对派活动的人先 后被捕，老党员洛波夫曾激烈地反对党内的恐怖政策，后来据说死于侦讯时 的心脏病发作。 老党员、老革命家对恐怖政策的抵制远不如广大年轻的党员的不满和反 抗。内务部在调查基洛夫案件时已经发现共青团领导人的叛逆情绪，有一些 青年团体甚至谈起了谋杀斯大林及制定谋杀计划的问题。当然这些事情仅限 于言论，而且一有表露就受到了强有力的镇压。不管怎么说，共青团员的思 想状态受到了中央的重视。1935年6 月底，共青团中央书记科萨列夫在共青 团中央九届十一次全会上宣布要对共青团进行改组，以把党的敌人从共青团 清除出去。 1935年的上半年，是后来大规模清洗的初步准备阶段。这个阶段虽然在 组织、思想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还没有准备到能够对原反对派进行大 肆公开审判并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的程度，因为许多有威望甚至权力在握的 温和派还没有被打垮。克里姆林宫的所谓谋杀斯大林一案受牵连的加米涅夫 还不能被判处死刑，而只能于7 月27 日判处10年监禁。在被判决的42 人中 只有两个人被判处死刑。很明显，恐怖政策的继续升级遇到了来自党内和人 民的强大阻力，必须进行更加认真的组织准备和掀起一个恐怖运动。 1935 年 12 月，中央委员会通过审查党员档案的决议，后来这一决议成 为大清洗的组织基础。但当时这个审查看来并不那么重要，而且当时宣布 1933年开始的清党已经结束。 当时，布哈林和拉狄克参加了新宪法的起草工作。新宪法起草委员会成 立于 1935年 12月，草案于1936年6 月完成。布哈林认为，随着新宪法的制 订和颁布，人民的权利和意见将受到尊重。因为新宪法中规定了公民的权利 和义务，比如，宪法规定：公民不能受到任意逮捕，住宅不能非法侵犯，通 讯保密，言论、出版、结社和游行示威自由。布哈林甚至天真地认为新宪法 将会贯彻，真正的宽松阶段即将到来。布哈林尤其认为，共产党员是为社会 主义而献身的人，他们应该懂得国家并非与他们对立，而是他们应该适应形 势，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布哈林认为布尔什维克需要人道主义，他对巴甫 洛夫和高尔基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大生理学家巴 甫洛夫是反对共产主义的。20 年代中期，当布哈林被提名为院士候选人时， 巴甫洛夫表示反对，说他 “身上沾满了血”。可是后来他们逐渐成了朋友。 布哈林常常为知识分子说话。 以上所说的只是表面的平静，事实上，大清洗的实际准备工作在悄悄进 行。注释： ① 《大恐怖》，第124—125页。 ②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北京1979年版， 第37 页。 ③伊·米·格隆斯基等： 《古比雪夫的一生》，北京1985年版，第 312 页。 ④ 《高尔基选集》，莫斯科1953年版、第27 卷，第327 页。 ⑤C ·苏哈列夫：《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吹鼓手贝利 亚》，载 （苏）《苏共党史问题》杂志1990年第3 期、第 103页。 ⑥列夫·托洛茨基： 《斯大林评传》中文版下卷，第544 页。 ⑦B ·库马涅夫：《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30 年代）》，载 （苏）《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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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历史》杂志 1990年第 1期，第30 页。 ⑧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76页。 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苏联检察院、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 载 《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8 期，第81 页。 ⑩ （11） （12） 《联共（布）中央的秘密信：〈有关基洛夫同志被惨杀 的诸事件的教训〉》，载 《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8 期，第95—96、96、 99 页。 （13） （14）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 第82 页。 （15） 《关于所谓的“莫斯科中心”案》，第85 页。 （16） 《关于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2 页。 （17）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 361 页。 （18） 《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265 页。 （19）尼古拉·茹谢宁： 《贝利亚罪恶生涯片断》，载（苏）《星期》 周刊，1988年第8 期。 （20）转引自阿兰·维尔亚姆斯： 《贝利亚日记之谜》，上海文艺出版 社 1988年版。 （21） 《贝利亚罪恶生涯片断》。 （22） （23） 《贝利亚暴政》，载（苏）《军事历史》杂志1990年第 1 期，第 70、74 页。 （24） 《恐怖统治——苏联秘密警察（1917—1920）》，第95 页。 （25） 《尼·谢·赫鲁晓夫回忆录》（俄文版），载（苏）《历史问题》 杂志 1990年第6期，第84 页。 （26） 《斯大林文选》上卷，北京1963年版第 11页。 （27） （波）撒迪厄斯·威特林：《政治杀手贝利亚》，中国华侨出版 公司 1989年版，第 182页。 （28）H ·马斯洛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个人迷 信的百科全书》，载 （苏）《苏共党史问题》，1988年第 11期。 （29）叶努基泽： 《关于外高加索党组织史问题》，载1935 年 1 月 16 日 《真理报》，转引自《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第111页。 （30）见 （苏）《消息报》1987年 11月14 日。 （31）罗·麦德维杰夫： 《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北京1989年版，第 171页。 （32）贝利亚： 《论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莫斯科1939 年版，转引自 《政治杀手贝利亚》，第166—167、228 页。 （33）德·安·沃尔科戈诺夫： 《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 载 （苏）《十月》杂志1988年第 12期，第54 页。 （34）苏联检察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关于所谓的“克里姆林宫 案件”》，载 《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 7期，第92 页。 （35） 《关于所谓的 “克里姆林宫案件”》，第90—91 页。 （36）按照最保守的估计，苏联1932—1933年大饥荒饿死二三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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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B ·丹尼洛夫：《西方报刊关于1932—1933 年饥荒的讨论和苏联 30—40 年代的人口灾难》，载 （苏）《历史问题》1988年第3 期，第 120页。 （37）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 卷，第71 页。 （38）B ·库里岑：《1937年，迷信的根源和实践》，载 《死后平反者》 第一卷，莫斯科法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4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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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内务部的刑堂 我以对列宁的神圣的怀念起誓，我与反革命匪徒和暴徒的恐怖言论和恐 怖勾当，没有任何关系。——捷尔—瓦加尼扬 我对此否认，我再说一遍，我对此否认，我否认。 ——斯米尔诺夫 在排除恐怖政策的障碍，宣传和贯彻恐怖政策，鼓吹个人迷信以及强化 苏联法律的镇压机制的基础上，肃清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工作逐 渐向纵深发展。仅仅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为基洛夫的被害担负道义上 的责任，是不能将他们彻底消灭的。1936年初，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过去 工作的基础上，着手制作后来所称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 案。 从 “托—季联合中心”的制作过程看，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主观意志和 暴力手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制作过程充分暴露了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和 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的践踏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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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突破口 选择突破口进行突破，是侦破阴谋集团通常使用的方法之一。但是，正 确的方法只能以事实上存在阴谋集团为前提。如果阴谋集团的存在仅仅是一 个假定，没有被事实所证明，那就只能证明突破口是假的，在突破口的基础 上建立的整个案件也是假的。而如果选择一个或几个意志薄弱的人作为突破 口，让他提供办案者所需要的口供，在他的口供的基础上制造一个假案，制 造一个阴谋集团，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是有意地制造假案。所谓 “托 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就是这么一桩有计划地制造出的假案。 “托—季联合中心”的侦破工作是1935年 12月开始的。1936年 1月5 日，在高尔基市，内务部门在缺乏任何犯罪证据的条件下，逮捕了前托派分 子、高尔基市师范学院的教师奥利别尔格。这是内务部选择的一个重要突破 口。 瓦连京·帕夫洛维奇·奥利别尔格曾是德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因参加 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1935年 7 月移居苏联，到高尔基市师范学院任教。按 当时的内务部干部奥尔洛夫在他后来所写的 《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中所提 供的材料，奥利别尔格的身份是苏联内务部特意安排到高尔基师范学院充当 内务部奸细的。奥尔洛夫在书中说，奥利别尔格作为内务部外事局的特工人 员，曾在柏林的德国托洛茨基分子中间收集情报。1930年，受苏联国家政治 保安总局德国情报站的派遣，企图混入托洛茨基的秘书处工作，因无法获得 托洛茨基的信任而未果。后又被派到布拉格，监视以捷克斯洛伐克为基地的 德国左翼政党的活动。1935年，奥利别尔格被召回国，调到莫尔恰诺夫领导 下的秘密政工局工作。当时一些大学托洛茨基思想情绪泛滥，如高级党校的 学生学过马列原著后，认为被斯大林斥为异端邪说的托洛茨基主义是真正的 马列主义。高尔基市高尔基师范学院的学生甚至成立了研究列宁和托洛茨基 著作的秘密小组，传阅诸如 “列宁遗嘱”等党内查禁的文件。内务部决定派 遣奥利别尔格到高尔基师范学院监视学生的活动。为此，他需要在该学院谋 取一个教授政治理论的教师职位。当时，在苏联教育部门，对担任政治理论 教员的政审、教学水平和经验的要求很严格。奥利别尔格不是联共 （布）党 员，甚至不是苏联公民，而是当时还未合并到苏联的立陶宛人，没受过高等 教育。尽管中央有关部门补发了任命他为革命运动史教师的书面指示，但一 到高尔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