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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 日，他在政治局与布哈林对质时，态度狂妄而嚣张。为了达到揭发布 哈林的目的，他非常热心地进行自我揭露。他声明他1933年被捕时向党隐瞒 了大量情况，现己向党交待了所谓的右派代表会议包括在会上讨论了恐怖活 动的情况，由于他的功劳，斯大林于1937年 7 月9 日指示将他释放并撤销他 的刑事案件。叶若夫在案件卷宗上批示：释放。留莫斯科。分配其一套住房 和一项历史学工作。1943 年 12 月，阿斯特罗夫在致贝利亚的信中，请求后 者考虑他在揭露布哈林、李可夫等右派中的特殊功绩，使他恢复党籍。1957 年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他的党籍问题时，他说， “右派分子”根本没 有策划什么政变，而只有零星的反斯大林的言论。后来在60 年代他又说，1937 年他关于布哈林的供词是臆造的和在内务部指使下作的。 1961 年阿斯特罗夫详细地叙述了他作出假供的经过。他说，他 1933 年 被捕后，国家安全总局的人就竭力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把右倾错误加工成反 苏罪行。虽然他表示已与右倾思想彻底决裂，但国家安全总局的人说，右倾 分子是反革命分子，并以党的名义要他承认罪行。当时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也 要求他这样做。国家安全总局和监察委员会的说法解除了他的思想武装。于 是，他就在 “右派组织”具有反革命性质的供词上签了字。为此他被判处3 年监禁。而1936年他被重新侦查时，政治局势尖锐化了，他的问题也升级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侦讯机关把右派的恐怖主义作为不容置疑的行动基 点。关于这一点，人民委员叶若夫本人 （他还是党中央书记，如果我没有记 错的话，他还是当时中央监委主席）曾亲口向我本人肯定地说过。这一肯定 的说法打消了我对抗侦查的思想动机。党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成员千方百计地 防止钻进党内的恐怖分子对其生命的谋害，这一点开始被我认为是必须绝对 服从的东西，于是我作出了关于右派组织具有恐怖性质的供词，我自己也包 括在这些右派分子中间 “既然说出了‘一’，我也就必须说‘二’。他们让我与布哈林对质： 我肯定了右派的恐怖主义，布哈林否认。 “后来，我的命运突然发生了神奇的转折：我被通知说，按照斯大林本 人的指示，我将被释放，这事很快就到来了” （28） 根据内务部内部监狱事故的记载，当时从劳改营提出来审讯的 “右派分 子”，常以绝食和自杀抗议当局的暴虐。比如，斯列普科夫和柳金曾多次绝 食，其中前者多次自杀未遂，后者也曾把绳索套在自己脖子上。A ·沙什金在 致斯大林的信中说，侦查员以所谓党的利益需要的名义强迫作出关于恐怖活 动的假供。 为了完成中央 1936年9 月29 日的指示，一些地方的内务部在执行中央 指示时惧怕犯下右倾错误，采取了宁左勿右的态度，在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方 面走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比如，吉尔吉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为了胜利 地完成粉碎右派托洛茨基和其他反苏组织的任务，在内务部安全局各处之间 开展了 “社会主义的”竞赛，并对在逮捕和破获敌人阴谋方面达到较高数字 的处室进行了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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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月中央全会与布哈林 在内务部通过各种手段得到了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新的罪行材料后， 他们的问题被提到了 1936年 12月4—7 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这是中央决策 人通过党的组织程序打击布哈林和李可夫的第一次行动。布哈林和李可夫在 会上作了坚决的抗争。 当时，第一次公开审判造成的恐怖气氛越来越浓重，斯大林9 月电报中 关于清洗工作落后了4 年的论断仍在人们脑际萦绕，中央和各地内务部门广 泛的侦查工作也是大家所了解的。因此，中央全会上的气氛相当紧张。斯大 林及中央最高领导中掌握实权的人十分明确地表露出把清洗推向深入的意 图。在中央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在会上发言的每一个人都要求把布哈林和李 可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清除出党。对于前反对派领导人布哈林和李可夫来 说，开除就意味着清洗的接踵而至。最恶毒的攻击出自叶若夫之口，他在会 上作了题为 《关于托洛茨基和右派的反苏组织》的报告。他引用了得自犯人 A ·索斯诺夫斯基、库利科夫、雅科夫列夫、科托夫等人之口的伪供，力图证 明 “右派分子还没有放下武器，他们有一个‘地下组织’，其领导就是布哈 林和李可夫”。 （29）叶若夫还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 维也夫分子相勾结而且了解后者所进行的恐怖活动。叶若夫瞒天过海、颠倒 是非的诬蔑极大地刺伤了布哈林的尊严，他忍无可忍地大喊着要叶若夫 “住 嘴”。与会者都扭过头去看他，但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斯大林貌似公允地 说，不要急于作结论，应当继续调查，布哈林走到斯大林跟前对他说： “应 当审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难道可以相信这些诽谤吗？”斯大林回答说， 谁也没有抹杀布哈林过去的功劳。说完，他立即向另一边走去，不愿继续同 布哈林说话了。 （30） 轮到布哈林发言了。他批驳了对他的所有指控。他说： “在所有的于 此处发表的针对我的指控中，没有一句是真实的。我唯一的一次对质是与索 科利尼科夫的对质 须知我是当时就请求记录在案的，即他与我没有进行 过任何有关政治事务的谈话，他是根据托姆斯基的话说的，就是那个当时已 不在人间的托姆斯基 “同志们，现在谈一谈索斯诺夫斯基。我曾经书面提出几次：为什么你 们不安排我与我的指责者对质呢？我与索斯诺夫斯基连一次有关一般政治问 题的谈话也没有进行过，也没有谈过什么柳金纲领。我本人没有看过柳金纲 领。因为唯一的一次是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将它出示给我看的。我没有见 到过这个纲领，在此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有这个纲领 “我任何时候都没有否认过，我在 1928—1929年进行过反对党的反对派 斗争。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使你们相信这样一点，即在此之后我绝对没 有过任何这样的一般方针，任何纲领，任何 ‘中心’，绝对没有，连一个思 想细胞也没有 “据说有一个什么右派的中心。我发誓，我已经有几年没有见到过乌格 拉诺夫，现在也不知道乌格拉诺夫是否还在，他在哪里，我也根本想象不出 乌格拉诺夫现在在地球的哪个地方。 “我向你们保证，不论你们怎么认为，不论你们作出什么决议，你们相 信还是不相信，我永远，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我将永远拥护我们的党， 我们的领导，斯大林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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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夫在会上说： “我要肯定地说，对我的所有指控从头到尾都是谎言 “加米涅夫在法庭上供认说，他直到1936年的每一年都与我见过面。我 曾经请求叶若夫，让他询问一下，我与他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以便 我能够用个什么方式拆穿这一谎言。后来有人对我说，加米涅夫没有被问及 此事，而现在则不能询问他了，他被枪毙了 “在最近两年中，我与托姆斯基的见面非常稀少。我与布哈林会面的情 况，我不知道了，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似乎是在 1934年 最后几年我 们没有讨论过政治问题 ” （32） 1936年 12 月 7 日，即中央全会的最后一天，布哈林向斯大林递交了一 份声明：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并请求将他的 声明下发会议全体参加者，归入会议的记录。在声明中，布哈林气愤地指出 他所受到的指控是十分荒谬的，如果根据会上的报告和辩论作出的政治评 价，那么侦查机关就不能客观地调查案件，被告也就被剥夺了自我辩护的条 件。布哈林这样描述全会上的情况： “材料（未经对质检验的）谁都有，但 是被告没有，被告突然吃惊地面对对他一下子并且是第一次提出的极其荒谬 的指控。由于某种预先形成的思想 （问题提出的事实本身，没有经过检验的 材料，报告人的倾向，报刊，指示性的口号如莫洛托夫的 ‘关于帮凶和应声 虫’），所有的人都这样说： ‘我确信’，‘毫无疑问’等等。人们当面对 一个被告说：可我们不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都需要审查。可是另一方面呢， 被告和原告的话却被信以为真 在近几天的总的气氛中，谁也不打算出来为被 告说话。 “可是以后呢？在以后各阶段，在必然会作出的党的决议等之后，这样 的辩护几乎是不可能的。” （33） 在中央全会各次会议之间，安排了布哈林和李可夫与库利科夫、索斯诺 夫斯基和皮达可夫的对质。在对质中，布哈林和李可夫对他们的不实之词进 行了坚决的驳斥。 由于布哈林和李可夫在全会上的抗争等情况，中央全会最后没有作出开 除和逮捕他们的决定而采纳了斯大林的提议： “兹认为李可夫和布哈林的问 题还没有解决。继续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审查，留待下次全会予以解决。”（34） 12 月中央全会之后，布哈林和李可夫作为中央候补委员，仍像会前一 样，几乎每天都收到正式送来的秘密文件，上面载有被捕的 “破坏分子”和 “恐怖分子”的证词，还有审讯犯人的记录复制稿，其中有的证词和审讯记 录就牵涉到布哈林和李可夫。继续送交他们这种材料的作法，表面上是尊重 他们尚保留的中央候补委员的权利，实际上是要对他们施加精神压力。 法律部门根本没有对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材料进行什么审查。内务部 继续收集有关他们的所谓罪行材料。1936 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