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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后来已经成了刘邦野心膨胀的借口，而不是单纯的人事任命，因为彼时的刘邦，早已不把小小的关中王放在眼里了。
项羽则不会这些。“王关中”这个命题也成了项羽的一个致命伤。如果他后来坐镇关中，亲自当这个关中王，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他没有。如果项羽不杀义帝，继续选择让他当傀儡，项羽也不会授人以柄，成为刘邦进一步攻击他的口实。但是项羽的脾气就是这样，他没有那么多心机，既然看不上熊心，又觉得他碍事，那就不如让他去见阎王。
刘邦其实未必就与熊心有多么深的感情，而是他觉得如果熊心在，他和项羽还是平级，所以他会把熊心抬到一个高处。项羽杀义帝，和刘邦利用义帝的死说事相比，并不显得有多卑鄙。项羽杀熊心，是激于一时之愤，最起码是快意恩仇，敢作敢当。而刘邦哭熊心，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心里则为多了一个反对项羽的理由而暗自兴奋。从这点上讲，刘邦的人性比着项羽差远了。
尽管项羽对这个伪命题一千个不满意，对熊心一万个看不起，但他最后作决定时，能够先向熊心请示，说明项羽还是有良知的。最起码在他内心深处，还是把承诺当回事的。从这点看，项羽也算得上一个重信重义的真男人了。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值得钦佩和尊重，可玩政治就不行了。政治上的命题不一定是真命题，政治上的承诺也不一定是真承诺，所以项羽注定要为之纠结，为之困扰，最后吃亏的只能是他自己。刘邦就不一样了，他在这件事上坚持，并不说明他就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因为这件事对他有利。只要是对刘邦有利的事，他是不管承诺不承诺、道德不道德的。这一点在刘邦今后的生命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说项羽不懂政治，从他尊熊心为义帝后，分封天下的事中也能看出来。项羽分封，是以战功多少为依据的，对六国尊奉的那些王族后裔并未照顾。这个按说是不错的，没有人情，全看战功。然而，这恰恰是项羽不懂政治的表现。因为政治是讲人情的。不讲人情，是需要用不讲人情来掩饰不可告人的目的。犹如你打点好了上司，在提拔你的时候，他会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来对你进行评价，而不会说你礼金让他有多兴奋。
项羽这样分封，只会让一些二线领导，也就是带兵打仗的那些人信服，而不会让那些六国的后裔满意。其实，既然这帮人立了六国的后裔，项羽真要分封这些后裔，这帮人也不会有意见的。而且，按战功分封，也很难统一标准，因为谁都不会觉得自己出力比别人小，而封地却有好有坏，有大有小，如此一来，便埋下了矛盾的隐患。后来陈馀的反叛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项羽只会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想法去做，他活得真实，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却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在心机与狡诈充斥的政治舞台上，他注定会失败的。他唯一能得到的，也许就是因为他的真实，而受到后人的崇敬，仅此而已。然而，这种真实，才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才是我们所需要和提倡的。
人们总是喜欢研究政治上的手腕，对那些心机和狡诈发出由衷的赞叹，这是人的虚荣心和欲望在作怪。其实，政治是很残酷的，还是躲远点为妙。
第七章 人才·被重视的快感
【1。人人都喜欢被重视】
人人都喜欢被重视，人才更是如此。所谓人才，就是那些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他们需要一个展现的舞台，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有句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话闪烁着哲学的智慧，却不符合一般的科学道理。金子发光，该是反光或者折射出来的光，如果没有光源，比如在漆黑的夜晚，你能看见金子发光吗？那是活见鬼了。人才也是如此，人才只有在做事时才能体现，正如金子需要光源的照射，方能体现其与众不同的价值。
仅有光源的照射也不行，如果一块金子被遗弃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那它的作用和一块瓦砾也无区别。所以金子还需有人发现它、使用它。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说的就是发挥人和物的最大功效和作用。人才也需要被发现、被赏识，需要有伯乐才行。
乱世出英雄，也出人才。四年的楚汉战争，是英雄与英雄的较量，也是人才与人才的较量。换句话说，刘邦和项羽不是一对一的在较量，而是团队与团队在较量。在他们麾下，各自都网罗了一大批人才，替他们征战，替他们出谋划策。项羽手下有范增、黥布、龙且、钟离昩。刘邦手下有张良、萧何、曹参、韩信、陈平、郦食其，等等。
大家似乎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刘邦手下的谋士多，而项羽手下的谋士少（似乎只有一个范增），而且在谋略、手段上，项羽这边明显不及刘邦那边的人。其实不然。刘邦之所以谋士多，是因为他用的谋士多。项羽之所以谋士少，是因为他用的谋士少。人和人其实差不了太多，所谓的天才，自然有着过人之处，比如机敏灵活，比如思路宽广，比如记忆力超群，但我们也没必要就此将他们神话。术业有专攻，天才未必就是全才，他在这方面行，在那方面未必行。刘邦手下的人才突出，项羽手下的人才未必就不行，这里面有一个用和怎样用的问题。
在楚汉战争期间，还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人才不是固定的。项羽手下的韩信、陈平，后来都投奔了刘邦，黥布先是听命于项羽，后来渐渐疏远，最后也完全归顺了刘邦。这些人才的流动，实则体现了双方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也体现了双方在人才理念上的差别，最终也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成败。
下面我们具体说说楚汉时期的几种人才现象。
【2。身边的人才】
我们先来看看刘邦身边的人才。
最早跟随刘邦的人才，是萧何和曹参。陈胜起事后，各地烽烟四起，许多地方官被人杀死，沛县的县令害怕，也打算响应陈胜，于是开会和属下商量，这时萧何、曹参就说：“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就是说你县令本是秦朝的官吏，现在各地都是杀地方官起事，你就这么起兵，恐怕没人听你的。不如“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劝沛县令找个有号召力的人来支撑门面，于是就想到了在附近山上落草为寇的刘邦。可等樊哙真把刘邦找来了，沛县令又后悔了，怕引狼入室，于是城门紧闭，不让刘邦进来，还要杀了出馊主意的萧何、曹参。萧、曹二人于是出城投了刘邦。刘邦入城后，萧、曹二人拥戴刘邦做了沛公。刘邦自此完成了从一个山野贼寇到一方反秦领袖的转变。刘邦最初的发迹，可谓得益于萧、曹二人。此二人后来跟随刘邦征战，萧何管后勤，保障军需；曹参冲杀疆场，开疆拓土。一文一武，为刘邦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邦身边的另一个人才是张良，也是刘邦最重要的一个谋士，对刘邦帝业的成功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刘邦日后事业的发展，可以说都没离开过张良的帮助。前文我们介绍过，张良是韩国人，以恢复韩国为己任。张良最初跟了刘邦一阵子，后来随刘邦一同投奔了项梁，然后请求回韩地重建韩国。刘邦西进关中时，韩王成又派张良跟随刘邦入关。刘邦平定关中后，张良就又回去建设韩国了。等韩王被项羽杀死之后，张良这才又去投奔刘邦，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刘邦一步。
这三位人才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很欣赏刘邦。
刘邦与萧何、曹参应该早就认识，他们都是沛县人。萧何是沛县的主吏，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长、办公室主任。刘邦还是个老百姓时，不务正业，少不了惹是生非，萧何便曾“数以吏事护高祖”，没少从看守所里捞刘邦。刘邦任泗水亭长时，相当于现在乡镇一级的地方官，萧何便成了刘邦的靠山，刘邦“常左右之”，有事没事就去萧何家里坐坐，顺便带点土特产等。刘邦送徙人去咸阳劳作，同僚送行，都要表示表示，“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其他人都是给三个铜钱意思意思，唯独萧何给五个。可见二人感情不一般。也可见萧何是很欣赏刘邦的。
曹参当时是狱掾，就是管狱讼的副官，与萧何同为沛县豪吏，在当地名头不小，影响也很大。刘邦与曹参的交往，史书上没有具体的记载，但同为官僚，都为朝廷效力，相互间肯定都熟悉，少不了在一起开会、吃饭，或是谁托谁办个事，顶不济见面也要抱拳行礼打个招呼。最关键的是，曹参和萧何二人关系不错，官僚之间关系都是错综交融的，认识其中一个，也就认识了一个圈子。
所以，萧何、曹参二位对刘邦的为人是了解的。有了这个前提，又有后来推举刘邦做沛公的事实，足见二人对刘邦的做事是肯定的，对刘邦的为人也是欣赏的。
萧何欣赏刘邦，还有一个例子。单父人吕公（就是刘邦后来的老丈人）为了躲避仇人，于是迁来沛县。因为吕公和沛县令是老相识，所以引得一些地方豪绅吏人纷纷前来道贺。萧何当时负责招待操持，相当于现在红白喜事的总管，由于来客很多，屋里装不下，于是萧何向贵宾们说：“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凡是礼金不满千元的，一律坐在堂下。如同现在办喜事，礼金少了不能上雅间一样。
当时正任泗水亭长的刘邦也去了，身上分文没带，却也想坐雅间，于是递上一张礼帖，上写：“贺钱万”。礼金一万块，可谓大手笔。吕公碰上大款，赶忙起身相迎，往雅间让，这可是贵客，不能怠慢了。萧何这时就说了，刘邦“固多大言，少成事”。刘邦这人好说大话，办事不靠谱，对礼帖大持怀疑态度。萧何这样说，一是对刘邦为人的了解；二是责任所在。他当时毕竟负责司仪的工作，有义务辨别礼单的真伪。但是萧何也是佩服刘邦的，一分钱不带，就敢过来白吃白喝，还被请到了首席，虽说德行上有所欠缺，但勇气和魄力可嘉。
张良几次三番离开刘邦，是因为他心中有韩国的情结所在，这个不能说他朝三暮四。而几次离开又几次回到刘邦身边，恰恰也说明他是欣赏、钦佩刘邦的，否则干吗老在一棵树上吊死？
从这几个人中，我们也能看到刘邦的一些特点：
首先，刘邦这人能容人。萧何、曹参自始至终跟随刘邦，刘邦对他们始终信任有加，也很重用。张良每次回来，刘邦都是热烈欢迎。说明刘邦这人很有亲和力，能笼络住他们，没有一定的胸怀是不能做到的。萧何、曹参不说，这俩人也没别的地方好去，张良起码是有的选的，可见刘邦在用人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
其次，这些人很符合刘邦的心思。这个很重要，领导和下属只有在思维方式上一致，才能心情愉悦地工作，才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才能在工作上出效率。刘邦与萧何、曹参早就了解，彼此性格熟悉，既能说到一块儿也能想到一块儿。张良跟着刘邦时，正是刘邦在事业上的起步期，正值用人上的饥渴期，张良的到来正好填补了这段空白。二人在这个阶段磨合，很容易成为亲密的战友。
第三，刘邦有依赖性。萧何、曹参不用说，同县为吏时就少不了在一起熟悉了解，起事后同仇敌忾，更是密不可分。张良的几次离开，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刘邦对他的印象。领导大多是这样，你在时，感觉不出你有多大本事，等你离开了，才知道你的重要性。张良的几次离开，肯定会让刘邦有所感触，从而对张良产生依赖。刘邦最初的成绩，其实也都没离开过张良，顺利进关，鸿门宴救主，这是关乎刘邦性命和事业的大事，张良功不可没。
事情都是相互的，刘邦对他们有依赖，才能留得住他们。这些人觉得刘邦依赖他们，重视他们，反过来对刘邦也会形成依赖，于是自然就会紧密团结在以刘邦为核心的周围了。
我们再来看看项羽身边的人才。
前面我们说过，人们有个误解，觉得刘邦身边的人才多，项羽身边的人才少。如此认为，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刘邦最后成事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刘邦当了皇帝，身边的谋士都是定国安邦的功臣，政治生命自然就会长，影响自然也就大。项羽是败兵之将，手下人也是死的死降的降，自然谈不上多体面、多风光。如果抛开这些因素，单就个人能力来说，项羽身边也是人才济济，而且一点不比刘邦那帮人差。
第一位是范增。范增出山后，先跟随项梁，后跟随项羽，还做了项羽的亚父，对项家忠心耿耿。范增随项羽四处征战，帮项羽出了不少主意，让刘邦、张良、陈平之流为之忌惮。《史记》中对范增的介绍很简单：“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九个字，倒也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