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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西方扩大接触以前，1796 一1804年白莲教来势迅猛的叛乱又体现了这一由来已久的方式。这个秘密教派起源于蒙古人统治的时期。它迎合贫苦农民的迷信，对他们作出许多保证，说菩萨即将降临人间，明朝将要光复，今世的灾难、疾病和个人的痛苦可以消除，并保证来世的幸福。在18 世纪后期，它从川、陕、鄂三省交界地区传播到长江三峡以北及汉水上游。这片山区不宜农耕，只是新近在清廷官员的倡导下开放，供移民和垦种。进人这些山区的贫苦移民虽受官署鼓励，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行政管理。移民社会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往往自行其是，不受法律管束。白莲教的狂热领袖们很快就在对他们的号召里增加了排满的种族主张。
叛乱始于1796年，先是反抗较小税吏的勒索。虽然驻防官军能够进人山区，陆续把每次的小股起事镇压下去，但新的叛乱继续蜂起，多得无法控制。当地民众本有团防组织，防御南面的土著居民，并备有武器和粮食。叛军能够进人易于防守的山寨，在官军到来之前从容据险负固。年迈的乾隆皇帝对上下贪污的纵容妨碍了官军的进兵。叛军无战略计划，始终只是些小股流寇，但官军缺乏军需、士气、鼓励和得力的领导。双方只是蹂厢百姓，彼此很少打仗。
只是在1799年嘉庆皇帝掌握了实权，支持得力的满族统帅整伤所部军纪以后，白莲教叛乱才平息下去。清军将领一面对叛军穷追猛打，一面控制了该地区的人力和粮源，终于按照旧的方式平了叛乱。菲利普？ 库恩分析了他们所用的方法，从中可以看出在人烟稠密的农村地区，军事控制会经常遇到哪些问题。
首先他们动员村民修筑几百个围寨，把当地的农民集中在里面。然后由新组成的地方团练来防守这些村寨。这时由于农村的严重破坏妨碍农民耕作谋生，这些团练比较易于招募。这样，老百姓就被置于官军的控制之下。同时他们训练团丁协助进剿，但以后发现，这些部队经适当训练后成了善战而危险的职业军人，后来必须尽力从他们手里缴回枪械。另外他们对胁从的叛乱分子采取了宽大政策，以争取他们投降；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防止难民继续参加叛军。依靠这种军事和行政双管齐下的办法，官军将领逐渐使叛军断绝了兵源和粮源。这种“坚壁清野”政策终于窒息了叛军力量，使它归于消亡。清室为这次平叛所耗的费用，大约等于五年的税收（2 亿两白银）。
这种格局使人联想到早先的多次起事，甚至同30 年代的日本侵略时期的华北、40 年代共产党势力的扩张以及印年代南越战争都有相似之处。然而，白莲教虽是清室将衰的征兆，却缺乏取得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士人来做它思想上和行政上的领导。在这方面，它只不过是揭开了19 世纪一次最大斗争的帷幕，那是中国的一次内战，所参加的人数之多，使我们美国的南北战争相形见细。
今天中国的革命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851 一1864 年的太平天国起义，这距离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时是一个人一辈子时间的大事。太平天国起义者主要是农民。尽管卡尔？ 马克思了解到他们的情况，他们却从未听人说过《共产党宣言》 。但是，如果我们不提到太平军摧毁儒家思想的工作及其失败的原因，现代中国的革命是无法理解的。
太平天国
出现这次大动乱的背景是人口压力，它使生产更无保障，使人民大众易受旱、涝、饥、疾之灾。这些灾祸又给摇摇欲坠的政府机构提出了它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治水、救荒，更需要增加税收而征税却更加困难。这些重担再加上官员的营私，造成政府无能，丧失了人民的信任，1842 年皇帝无力制服英夷，动摇了朝廷的威信。1846一1848 年间在中国大量增加的人口中间到处出现了水灾和饥荒，终于从1850 年起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起义，这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这次起义会在最南方的几个省份开始。广州地区及其腹地同日益增多的对外贸易关系最为悠久，不仅有西方商人在广州从事这种贸易，而且有中国商人与东南亚地区进行的贸易。由于中国商人和海盗默许外国人从印度进口鸦片，混乱随之发生。此外，这个地区是清朝最后征服的，因而恰恰就在这片受外贸搅乱影响最深的地区，清朝的军事控制力量比较薄弱。据小弗雷德里克？ 韦克曼所作的分析，当地社会受大地主家族的控制，在这政府软弱无能的时代，他们的团练常常进行村与村或几个村子与几个村子之间的械斗。这种当地的械斗是由姓族之间的纠纷引起的，因为华南已经接纳了北方的几次移民，例如客家人，他们的风俗习惯与较早去的汉族居民以及山地部族都不相同。最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恶化，外国的鸦片贸易对于产生反朝廷的秘密会社起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贸易所经过的地区。这些秘密会社是称兄道弟的结盟组织，对那些不满政府挺而走险的社会下层提供了互助。按照传统的方式，三合会的各分支和衍生组织是领导叛乱的天然候选人，而在海外华侨和从事外贸的人员中间，三合会早已遍布各处。太平军没有同这些已有的叛乱组织联合起来，其直接原因在于太平军创建人洪秀全的个性。
这位失意的儒生怎样受神启示，并且成了半个中国的造反皇帝，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传奇故事。洪在1814 年出身于一个客家家族。他三次去广州府应试落第。在有一次落第之后，他生了病，神志昏迷。他相信自己见到了一位可敬的圣人，这位圣人嘱咐他去战胜恶魔，拯救生灵。受这启示后，他从广州回家，仍当农村塾师，随身带一本基督教传道小册子《劝世良言》 。说也奇怪，洪似乎是到六年之后即1843 年才第一次阅读此书和其中所引的圣经文句的。书里的教导同他梦中所受的启示正好符合，使他深信自己受了上帝的召唤。他成了一个到处宣讲的传道者，并在广西西江沿岸一带的村庄里收了信徒，这些跟从他的人不久就组成了“拜上帝会”。
其后他去广州访问了一位耶稣教传教士，在他家里住了两个月。这次访问增加了他的教义知识和坚定了他的使命感。他为他的信徒撰写赞歌和传道文章。他同他们一起行洗礼，捣毁当地寺庙里的偶像，并向上帝祷告。不久他就有了一两千受过洗礼的信徒，并开始在他传道时说些排满的话。在这越来越混乱的时代，他的左右助手已创立了一个武装组织，用以防御土匪，进行械斗，或反对当地士绅武装起来的团练。在这些似属偶然的因素结合之下，洪所领导的运动声势日壮。领袖们在1851 年给这一运动冠以朝代的称号——太平天国，从而举起了公开反叛的大旗。
叛乱发动后迅即扩大，领袖们就引兵北伐，进入长江流域。官军在湖南省长沙固守，但在其他地方都被击溃或作战略撤退。官军“打胜仗”（这是官军头目照例必须向皇上奏报的消息）的地点越来越接近北京。1853 年初，太平军攻占并焚烧武汉，以50 万之众开始乘船沿江而下。1853 年3 月，他们占领了南京，定都该城。远征部队继续往北推进，迫近天津不到30 英里，但未能占领皇朝政权的象征——北京。太平军于是在长江下游建立基地，但起初没有采取攻占上海的措施。其后10 年间，双方血战多次，但官军与叛军仍相持不下。这样大的一次叛乱为什么发动得那么快，时间拖了那么长才宣告失败，这自然需要一番解释。但按今天研究所得，我们关于太平军的思想意识和领导人员的情况能够谈得多一些，不细谈关于它的实际施政情况。
太平教。洪秀全从教会翻译的书籍，主要是从《旧约》 里挑选基督教的一些原理来创立他的新教：独一无二的、万能的创世主，他所具有的一切人的精神父亲的身份，祷告的灵验，洗礼，守安息日，十诫，天国的报应，连同创世、洪水、从埃及出亡等故事。可是，他认为耶稣关于爱、宽恕和关怀邻人等精神力量的教导没有多大用处。洪自封为耶稣的弟弟、上帝的次子，是被上帝派到世间来建立新天堂的。这样他就成为一个伪基督启示的新源泉。
洪为了准备应试曾经读了那么多年的儒家经书，所以他在自己的神学里表达的孔子，必然比耶稣社会准则来得多。据史文生分析，太平军的传道书里夹杂着许多来自《论语）、（孟子》 以及其他中国古书中的引语，但往往没有指出来源或者稍有改动。他们抛弃了基督教关于原罪的基本思想，赞成中国人关于性本善这个比较乐观的信念，这当然使基督教的忏悔意义不那么大了。太平军重视许多传统的道德观念：必须保持基本的社会差别和关系，应当按照身份表现正确的行为，需要听从天命，抱有大同理想。
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对位记译名的选择，这对中国所有提倡一神论的人来说是个关键性的决定。早期的耶稣会教士决定把它译成“天”和“上帝”，但在著名的“礼仪争论”中，他们的敌手于17 巧年获得教皇的赞同，译为“天主”。19 世纪中叶的耶稣教各派教会对“上帝”和“神”两种译名始终相持不下，彼此的意见不可调和，以致他们终于出了《圣经》 的两种译本。洪秀全选用“天”作为主要译名，因此他的天（Od ）就一下子具有中国的传统意义，例如受命于天的“天”。由此可见，太平天国的宗教表面上具有基督教的架子，但这架子被他们歪曲，以适应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宗教文献里搀进了不少零零碎碎的儒家经典学说，但取消了像孝道这样一个关键的因素。总之，他们炮制了他们自己的混合物。
狂热是他们一下子取得成功的宝贵因素，这种精神一部分是由太平军的另一领袖、？以前的烧炭工人杨秀清提供的。杨所受的教育比洪少，但在政治组织和军事领导方面的才能比洪高明得多。他很早就具有直接从上帝获得启示的能力，因为在危难之际上帝常常通过他的口作出明确的指示。洪从来没有找到这种能力，因此几乎无话可说。杨领中军主将，是上帝兼圣灵的第三个儿子，在1856 年被洪秀全谋杀前，执掌南京的主要大权。总起来说，有一件事似乎很明显，并且也是各学派的中国学者共同指出的，即这次大叛乱的失败主要是由于领导措施失当。尽管他们有冲天热情，手下的信徒起初都乐于为他们效命，但洪、杨和其他领袖都被他们的宗教蒙住了眼睛，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这批客家领导者是一个少数集团的失意落魄的人。在南京他们就立即仿效以前各个朝代，建立贵族阶层和六部，实行科举，设置层层官僚机构，根据服饰和礼仪给这批显贵中的各级人员规定各种节约的费用标准。但他们从来没有对农村实行一套有效的民政和管理办法，因此完全不能在各个村庄领导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正如库恩所说的，太平军“实际上始终被围困在城市里”，而他们的敌人，即儒家的上层士绅则仍控制着农村，并终于动员了农村的力量来反对他们。
太平军未能争取任何一批儒士文人来参加他们的运动，总起来说这是他们政治失败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他们未能与反满的秘密会社、特别是三合会通力合作，其部分原因似乎是由于太平军狂热分子所奉行的“基督教”礼仪和信条，同三合会所奉行的来自中国民间宗教的仪式互不相容。例如，三合会仪式中使用字典里所没有的怪字，三合会员敬拜北斗，诵三十六咒，献血为盟，祭祀代表天、地、人的三才。
三合会在华南广泛分布，分五处山堂，首脑在福建，其他堂口在广东和广西，在清朝下级文武官员中拥有广大徒众，因此，三合会对太平天国事业的帮助本来是会有实际价值的。三合会在南方各口岸与外贸有关的小商人和海员间也有不少成员。1853 年，与三合会有联系的叛乱分子竟然攻占了靠近新设租界的上海旧城，并坚守了17 个月，但这时南京的太平军又未能同他们协力作战。太平军也未能在上海森得通商各国的友谊。
太平天国的共产生义。太平天国领袖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对中国生活进行改组的摸索工作，从他们运用孔子以前的经书如《周礼》里面的古代乌托邦思想这一点可以明显看出。这种方案是中国较早时期的改革家也曾提倡过的。这些古代的经文要求实行一种原始共产主义，其办法是每25 家农户组成一公社，各有其仓库、祠堂和两名主管人员。公社的田地规定共同耕种，就象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