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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了。
孙以联合一些军阀反对另一些军阀这种老办法，来对付军阀时，还反对当时流行的联邦思想。现代中国有人曾比照美国的经验，提出组织联邦的想法。1922 年，“联省自治运动”之说甚嚣尘上。当时一些知识分子争辩说，中国的民主制必须先在省议会一级开展，然后再按联邦方式组成国民政府。军阀们支持建立联邦的想法，以便借此实行他们的地方自治。然而事实明显告诉我们，这种联邦运动缺乏逻辑性和表面上的可行性，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巨大的传统力量，“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想法在政治上仍占统治地位。二是外国干涉的危险，促使一切民族主义力量支持统一，而统一是只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治理下才能取得的。
城市民族主义的成长。这时期中国大城市的工业发展，促进了爱国情绪的高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中国工业以扩展生产的机会。中国的棉织品、面粉、火柴、卷烟、水泥、罐头食品以及其他类似的大众商品的制造工业，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重工业和技术性强的工艺则仍然进展缓慢。但用廉价手工劳动进行看管纱锭和挑选烟草的工作则有稳步发展。在一些铁路交叉点，逐渐形成了如济南、徐州和郑州这样一些新近变得重要的城市。上海、天津和武汉成了真正的工业中合，拥有人数很多的产业工人阶级。
大小工业城市的成长给乡村农民大众提供了另一些就业机会。新城市和通到那里的铁路给困苦的农民生活打开了出路。例如，一个农民的儿子可以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完全依靠他的家境，特别是依靠对他父亲的孝道，作为走向美好生活的唯一道路。同样，通常依靠男人作主的农村妇女也有了到工厂赚钱的另一条出路。旧的中国家庭制度开始出现了裂纹。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家庭不仅曾经是个社会组织，而且也是个经济组织，每户农家都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而过着称心如意的生活，那么这一过程的重要意义就很明显了。家庭成员共同耕种他们的土地和管理他们的家务，不得不接受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而这种地位是每个人被命运安排好的：然而，工业城市的新生活是根据完全不同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是根据一个人的作用而不是根据他的地位安排的。在工业城市里，挣工资的个人而并非家庭，才是维持生活的经济单位。而且，个人的受雇和解雇完全取决于不受个人支配的劳动市场的准则，而不管其个人的或家庭的关系如何。谁也不应当把工业城市非熟练工人的生活说得很理想。问题在于这种新的生活尽管有它的种种坏处，却提供了旧生活以外的另一条出路。而且，它产生了一类新人，对他们来说，旧的忠诚对象和习惯都不再适用了，一个新兴的无产阶级随时准备效忠于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一些群众运动。
城市的发展对中国商人阶级有最为直接的影响，虽然对他们来说，19 世纪的通商口岸早已开辟了一个机会很多的新时代。“买办”（源自葡萄牙语）这个名词在中国沿海的洋径洪英语中久已通用，意思是指代表一家外商在中国进行一切业务活动的“总经理”。通商口岸外商的买办，仿照那些在l842 年以前一直垄断着广州外贸华方业务的著名行商的榜样，不久就成为独力经营的商人。这个新商人阶级是在外国人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外国人按照外国的方法加以训练，并常常给予治外法权体制下在司法工作上的保护。中国商人的资本是在通商口岸积累起来的。这些商人吸收了西方思想，也像其他国家的现代资产阶级那样，开始关心本国的独立和统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现代中国商人阶级在上海崭露头角，但是，正如M？C？贝热尔所指出的，它不久就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抑，再不能迅速发展起来。
中国商人中的爱国热忱使他们越来越多地采取抵制外货的手段。抵货运动是广泛使用的消极抵抗形式，或者说是一种非暴力的强制手段，同业公会之类的有组织团体，可以利用这种手段来对官府施加影响。到了20 世纪，抵货运动开始被用来作为排外的表示。1915年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性的抵制日货和鼓励购买国货的运动，并促进了中国工业的发展。
五四运动
这是在1919 年5 月4 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中具体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运动总名称。以后经过引申，代表那个日子前后几年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和活动的整个发展过程。这次知识分子运动由周策纵做过很好的研究，认为它是成功地进行1925 到1928 年的国民革命的必要准备。要正确理解五四运动，必须根据前述军阀割据、工业化和爱国主义的兴起等历史背景来考察。在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阶层在短暂时间内担当了中国革命的积极领导。它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中国的问题扎根很深，要想对其采取有效措施，就越来越有必要先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加以理解。1898 年立宪维新运动和1911 年后的国会运动都失败了，这证明仅仅抄袭西方是不足以改造中国的。1895 年日本的战胜中国、1 叩1 年的辛丑条约和19 巧年的二十一条这些国耻，已经提高了人们的认识，觉得必须实行最根本的变革，才能以某种方式复兴和整顿中国社会。
首当其冲的变革问题之一是改革文言文。大部分创造于公元前2 的年的文章体裁甚至词汇，仍在为世纪的中国通用。在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心目中，这种文章体裁不可避免地成了问题：它是否也像西方的拉丁文一样，已经过时而不足以应付现代的需要？同所有语文一样，中文是学习它的那些人所创造的，又成了学习者的主宰。它像日文一样，已经开始吸收现代术语。根本问题并不是技术性的，即并非文言文能否用于现代学术研究，而是社会性的问题，即它能否推广到人民大众中去，成为书写的传播手段。
由于中国的书写文体，一向是上层阶级借以独享中国文化成果并维护其社会统治地位的工具之一，文体改革以及改革后可能办到的普及识字便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
文体革命的第一步是把日常的口语用书写形式表达出来，这一步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采取了的，当时用各国的方言代替了拉丁文。耶稣教传教士在这方面做了开路工作，他们把圣经译成普通人读得懂的文字。在新知识分子阶层中，文体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带头的人是胡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先后求学于美国的康奈尔和哥伦比亚两大学。胡提倡用白话文作为学术研究和所有日常交往的书写手段。其他许多人参加了这个革命运动，他们否定文言文有什么优越的价值，把儒家经书作为参考书，而不让它作为每个学生必须背诵的教科书。白话文的使用传播很快，经书的独专局面被打破了。
胡适是杜威的学生，研究实用主义，因而也成了提倡科学思想方法与科学批判方法的领导人。科学在技术研究上的价值是早已不成问题的。但科学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并应用于中国文学评论和历史研究，则标志着更前进的一步。新学术工作者猛烈抨击了中国古史中的神话和传说，重新评价了古书的可靠性。
随着科学而来的是民主，这是新学者提出的另一口号。传播科学和民主这一新思想的领导人物是个富家子弟陈独秀。他曾在法国吸收了法国大革命的传统，1915年回国后在上海创办《新青年》 杂志。在这一刊物和不久在一些城市办起的约20 种类似的刊物上，这革命的一代学者讨论了如何把西方思想应用于中国古老文化的问题。胡适力主用批判态度对待一切事物，认为必须靠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来逐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方法，要解决问题而不是高喊口号。陈独秀则以人权和社会平等的名义反对儒家思想。这些学者也像梁启超一样，指出了如何针对中国旧社会最根本的东西来进行伦理革命的方法。从1917 年开始，知识界的这一思想酝酿运动集中在北京大学（中国人通常简称北大）。北大校长蔡元培是敢于提倡思想言论自由的学者，他把陈独秀和胡适都聘为该校教授。
学生运动与新文学。1919 年5 月4 日的事件，是凡尔赛议和者决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留给日本的方案激起的。消息传开，约有义众）名北大和北京其他大学的学生在旧皇宫大门口天安门举行群众集会示威。他们焚烧了一名亲日内阁官员的房子，抓获并殴打了中国驻日公使。警察袭击了学生。为此学生们举行罢课，通电各地学生，派出爱国小组到民间广发传单，发表演说。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福州、广州和其他地方也举行了类似的示威集会和游行。有几名学生被杀死，有的受了伤。监牢里关满了示威的学生。抗议的精神也传到商人中间，他们以关闭店门的罢市方式来参加这一活动，在1919 年6 月里，罢市遍及全国各中心城市。这又发展成为抵制日货运动，还引起同日本侨民的冲突。爱国学生在一年多时间内不断进行鼓动，要求摧毁日本在中国的市场，并取得了可观的效果。同时新成立的工会也举行罢工，参加了这次空前的最广泛的表达民族感情的示威。
这一运动的惊人之处在于它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并且他们在反帝的政治纲领中一并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思想以及新爱国精神。中国的学生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自动承担了为中国命运操心的责任。他们甚至通过学生组织深人到农村老百姓当中去，使学者在一项共同事业中同农民发生接触。但他们的主要影响仍限于城市。
文学在鼓动工作中带了头，表现在用白话文写成的小说和短篇故事上面。大多数作家是上层阶级出身的饱学之士。其领导人物在日本留过学，但他们一回国就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并且往往受警察的欺凌。他们的读者主要是城市里的青年学生，像作者一样被卷进了社会革命的洪流。他们反对家庭制度的束缚，力主个性的自我表现，包括性的自由。利奥？ 李、默尔？ 戈德曼、哈里特？ 米尔斯等人已经指出，有些新文学倡导者用第一人称或日记体裁，发表了个人的风月情思或风流艳事，使道学先生为之咋舌。在20 年代后期，因人们努力奋斗，想干一番事业和献身社会，所以出现了不那么情思绵绵而比较关心社会的作品。
20 年代的杰出作家鲁迅（1881 一1936 年），出身于浙江破落士绅家庭。他考取过秀才，在海陆军学校学过科学。起初他在日本学医，但终于把兴趣放在文学上面，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他早期想通过翻译西方著作、特别是斯拉夫文学作品（根据德译本转译）来唤醒同胞，但没有得到反应。他回国后在北京担任政府里的差使，极为失意。到了1918 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讽刺文《狂人日记》 以后才一举成名。日记中的狂人发现史书里讲“仁义道德”文章的字里行间，到处都有“吃人”二字。他说中国的文化是“奴才伺候主子的文化，而那些主子是以人民大众的苦难为代价而青云直上的”。
国民革命
一般地说，20 年代的国民革命结合了两种趋势：一种是在一个坚强人物（这次是蒋介石）的领导下重新走向国家统一的传统趋势；一种是采用西方管理方法，灌输效忠于国家的新思想，以一党专政（而不是建立新朝代）来垄断权力，从而接近于现代政体的新趋势。革命背后的主导思想感情是力求国内统一和摆脱外来控制的民族主义。但它的阶级基础仍然是有文化的上层。事实上，1927 年之后10 年间的南京政府创建了上层阶级的体制，反对彻底改变普通农民生活的思想。国民党事业的这种举步不前的性质，以及它在改组中国社会方面所抱的有限目标，在20 年代表现得十分清楚。1922 年孙逸仙决定向苏俄学习，而1927 年蒋介石却决定同苏俄决裂，就是例证。
国共联盟。中国的国民革命，在其力求摆脱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和其他束缚方面，当然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俄榜样的深刻影响。列宁主义理论把反帝事业视为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事业，把它看作是全世界历史趋势的一部分。中国的政治见解一向建筑在普遍原则的基础之上，而中华帝国在传统上曾自命为包括整个文明世界，所以，中国革命者毫不迟疑地企图把普遍有效的理论作为他们事业的基础。1921 年夏，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陈独秀成为该党创建人之一。孙逸仙虽不赞成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思想，但在他去世（1925 年3 月）前几年，却充分认识到共产党的方法非常有用，因此在他的国民革命事业中接受了共产党的合作。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