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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默斯？ 约翰逊论证说，日本的人侵造成了中国领导阶层的真空。随着日军的推进，当地的政客首先闻风而逃，有时甚至投奔到傀儡政权方面。于是当地就出现了新的领导人，有时地方上的教师变成了游击政府的主席。北京的知识分子，即五四运动精神的继承者，卷起铺盖参加了游击队。他们生活在大自然和普通老百姓中间，效法中国传奇故事中的江湖英雄，敢于为拯救被压迫者的正义事业同忠实的战友担当一切风险。华南华北都有爱国志士迁居他乡，但在西南大后方比较现代化的中心地带，学生们成为国家未来技术发展的象征而仍留在流亡的大学里勤奋攻读。在华北的边区和解放区里没有大学，他们就被吸收为共产党干部。在统一战线初期，共产党地区吸引了一大批富有冒险精神、渴望采取行动的理想家。
组织起群众的支持。在土地政策方面，共产党人暂时放弃了没收并重分土地的方案，改为赞成减租。这不过是实现了国民党在1930 年颁布的将田租限于收获的37。5 ％的法令罢了。在很普遍的情况下，仍让地主保有土地，保证给他们减低了的田租，并允许他们参加当地选举，因而并没有大批有产阶级从共产党地区外逃。共产党人不再实行他们以前的苏维埃制度，宣布举行所谓三三制的直接选举，将他们自己的代表名额限定为总数的1 乃，而力求把其余2 乃的职位留给国民党和无党派人士。这是根据这种统一战线的理论制定的，即认为在一个联合抗日的团体里，共产党人不去垄断政府职位，反而能够非常有效地发挥领导作用。在实践上，共产主义运动和八路军只能按照人民大众实际支持的程度昌盛起来，因为战争时期是政治上的自由竞争时期，除了共产党政权之外，人们不仅可以选择国民党，还可选择日本及其傀儡政权。
人民大众是否给予支持，其关键在于中共对抗日爱国战争的领导作用，同时也在于共产党人的经济纲领。这包括军民大生产运动，力求在每个地区做到粮食自给，以及达到棉花生产自给这一较难完成的目标。共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他在凝思。
产党人在改良籽种和农业技术方面是感到不足的，但他们重视互助垦荒，提倡在农民之间组织变工队、运输互助组和小规模的工业合作社，来弥补其不足之处。由于旧秩序素来反对农户之间有任何形式的合伙往来，以免损害当局的权力，所以村一级农民合作的巨大潜力是现成摆在那里，可供共产党人去开发的。
同1927 年后在荒野里奋斗和遭受灾难的年月比起来，1936 年以后延安统一战线的10 年期间充满了活力、生气和创新精神。这时的中共并未放弃他们正统的共产主义目标，但他们强调“土地改革”，尽管他们决不是“单纯的土地改革者”。当富于事业心的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在长征后访问毛及其同僚时，他发现他们是一些满怀信心甚至偷快的老练革命家。他们那种朴实的恳切态度以及对农民事业明显的献身精神，在《西行漫记）里描绘得栩栩如生，促使世界各地的读者浮想联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凡来自浓雾弥漫和充满着失望情绪的陪都重庆的外国客人，都对延安那种感人的乐观态度和明朗气氛有了深刻的印象。这时期的共产党宣传工作不受严格的条条框框的限制，只是提出要争取“国家独立、民主自由和人民幸福”（其含义与孙的三民主义相同），而不再强调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阶级斗争、专政甚或那个并不存在的无产阶级了。然而，外界观察者所看到的外表并没有透礴出党的内心目标和方法，也没有透露出它的战时壮大期间组织中央权力机构的问题。
战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
毛在1940年提出的三大目标是实行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当时并没有宣扬的第四个目标是建立一支百万人的军队。根本问题是要维持一个怀有远大革命目标的列宁主义政党，同时在抗击日本和改造中国这双重任务中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
为了这一目的，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是老练、灵活而卓有成效的。按照莱曼？ 范？斯莱克的说法，他们“用尽可能易于处理的措词来限定什么人是敌人，并力求把他们孤立起来”，同时把一切可能的盟友和中立人士与敌人区别开来，引起他们的关心，争取他们的友谊，几乎像选区的政治活动家那样照顾他们的具体需求，然而关于中共最终的独立地位、权力和目标则决不让步。延安的统战工作部在国民党地区派有“统战干部”，以非共产党员的面貌出现，从事公开的、建设性的自由职业，自行交结朋友，决不希望中共给予帮助或承认与中共有任何关系。因此，在自由中国的文化界和政界里，渗进了一些能干、富于献身精神、埋头苦干的爱国者，他们私底下把将来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但他们只与中共的高级人士偶有接触。同样，“友军”政策也深入推行到国民党部队里去，所派去的人员是一些因个人的功绩崭露头角并有一定影响，但尚需等待机会方能大显身手的军人。然而，统战工作远远不只是秘密渗透并在无党派人士中吸收同情者。它也是在抗日爱国的共同事业中表示友好合作和模范献身精神的一种战时态度。
武装斗争首先是为对付日本侵略者的。共产党人在江西时就已对日本宣战。他们在华北进行运动战的高潮是1940 年8 月以40 万军队在五省同时出击日军的“百团大战”，使日军受到重创，并招致日军在1941 年实行全面的野蛮报复。与此同时，中共部队有时也同国民党军作战，例如在苏北，即靠近上海的长江以北，因为中共打算在那里建立根据地。1941 年1 月，当国民党军队在皖南消灭了中共新四军的一部分时，他们把遇难官兵奉为烈士，因为中共在人们的眼里已经显得比政府更有抗日的忠心和行动，尽管他们轻视政府的命令。这样，抗战使中共内在的战斗精神获得了公开的巨大支持力量。武装斗争可以同统一战线紧密地结合起来，用以对付日本侵略者或曾经十分孤立的国民党死硬派。在统战策略方面，如同在游击战方面一样，他们在发起攻击以前总是设法孤立敌人，并使自己的兵力占据优势。
中共力量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党的建设。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中共的扩大已经产生了分散现象。它的党员人数从4 万（据毛在1937 年宣称）增至8 万（据周在1943 年宣称），后又增至120 万（据毛在1945 年宣称）。要使中共始终是一个纪律严明、集中控制的列宁主义的党，那就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它的党员大部是新加人的。它比以前更不像无产阶级政党了，尽管那时已把农民称为“农村无产阶级”。同时，它的活动遍及25 万平方英里的面积，在那些地区，旅行主要靠徒步或牲口，迅速的通讯只有靠无线电。只有那些在党、政、军、群（妇、青、工等）各层平行机构搞意识形态协调工作的共产党员才能控制党、政、军、群的组织，这各层机构的首脑通常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党员。彭德怀、林彪等指挥军队，刘少奇管工会。但要保持集中指导，那就必须以列宁主义理论和组织原则来教育新干部（党的工作者）。
为此，延安的几所党校培训了成千上万名学生，并在1942 年由毛发动了一次在思想上、党内外个人关系上、作风和文风上的“整风运动”。他和他的同僚大量借用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材料，印发一大批文件供深人学习和讨论之用，如：《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反对自由主义）、《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思想》、（论党内斗争》 。在小组会上进行长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群众大会上承认错误和作检讨，成为标准的程序。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统一战线时期的百务纷忙中保持党的战斗力和献身精神，使党员为承担未来的任务预作准备。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受攻击的三大弊端）这专门术语后面，可以看出当时正在花极大力气，来重新教育和训练那些仍旧沾染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传统道德的新党员。特别是毛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讲话，要求艺术家和作家使他们个人的创造力服从中共政治目标的要求。“为艺术而艺术”是不行的了。同时，整风运动标志着那批空谈理论的“留学生集团”的失势（虽然并未在肉体上被清洗掉）。这批人在莫斯科受训的时间多于在农村工作的时间。他们的部分错误思想无疑是在于他们没有同毛站在一起。换言之，在思想改造中对人员的筛除同时也意味着物色一批忠于毛的人才，因为这位领袖正在建立起他的各级班子，并提出他的施政方针。从此以后，马列主义理论必须应用于中国农村的具体现实，并在行动上加以检验。这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正如l945 年中共新党章中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这个思想当时就被列人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原则。虽然并不像南斯拉夫的铁托那样要求有一种独立的民族共产主义，但在那战时民族主义高涨和俄国影响低到最低限度的期间，毛泽东思想的这种发展，代表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中国化过程。
从此以后，它不再是一种外来的纲领了。它的主要成就是在农民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并证明（这违背它自己的理论）共产党队伍事实上是可以不受无产阶级支配的。
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颠倒，意味着人的思想倾向并不像历史唯物主义所断定的那样来自他的阶级出身。他的阶级现在要取决于他的意识形态；一个聪明的农民可以成为一个“无产者”。这是主观的政治考虑对经济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影响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延安时期供公众阅读的党的路线，是在1940 年毛的《新民主主义论》 中规定的。这是一件颇有说服力的宣传文献，它说明统一战线在当前阶段是必要的，但也重申了党的长期使命。毛把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然后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必须首先把旧的“半封建”社会改变为独立的“民族”社会，这是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打算办成的事。1911 年的革命虽然朝这个方向走了一步，但它只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而新民主主义则将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只有在以苏联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主义援助下，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因此，新民主主义的目标是，在进人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以前，建立一种适合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民主”国家，其中由几个革命阶级联合执政（不是像俄国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形式上，新民主主义应有一个根据选举产生的“民主集中制”政府，这种选举是所有人民都参加的，但应从乡村到全国，通过层层的人民代表大会来进行这项工作。在经济生活上，新政府应当拥有并经营大规模的垄断活动，其中包括大银行、大工业、铁路等，这是符合1924 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在土地问题上，新民主主义将没收并分配大地主的产业，以实现孙逸仙所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毛说，把土地变成农民的私产之后，这种改革将产生出与社会主义农业制度极不相同的制度。
在文化革命上，毛说五四运动的意义主要在于传人了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在目前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尚未实现，新文化不应当力求成为社会主义的，而是应该以民族的、科学的和人民大众为基础。这样，毛泽东对他的非马克思主义听众温和地自称继承了孙逸仙和五四运动的衣钵；而对马克思主义者，他把自己摆在与马，恩、列、斯并列的地位，作为对共产主义理论有独创贡献的人。事实上，毛的“创新”是在实践的领域而不是理论。他所说的一切都可从以前的文献中找到。他的真实贡献是建立了国中之国——在根据地形成了一个党、一支军队并获得民众的支持。但这在1940年并不值得夸耀。毛用模棱两可的词句迎合了自由派的希望，而实际上却正在造成一个把他们组织在内的机构。
解放。任何国家在战时的半极权主义体制，当人民的生活在为生存而共同奋斗的名义下被政府动员起来时，可以使人民在困苦中产生高昂的士气。
日军蹂踱，共产党人的组织工作才干，他们目前那种通情达理和温和的态度、他们那种富有战斗精神的和救世的保证，给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