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ㄈā�1943 年1 月11 日，根据平等原则签订了一项新的中美条约。但不到五个月又签订了另一协定，使在华美军（到1945 年达60000人）可以不受中国刑法的约束。美军基地、补给和运输部门、无线电通讯网、航空系统和陆军邮局不久就在中国土地上开始工作，其规模之大和独断横行的程度是中国西南地区即使在不平等条约时代也从未见过。战争结束时，上海马路上有好几个月挤满了美国大兵和酗酒闹事的水手，其情景远非通商口岸时代所能比拟。这同中国新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中国刚获得的主权也使人产生怀疑。右翼沙文主义者、共产党人和爱国自由主义分子都联合起来，猛烈抨击美国大兵与酗酒闹事、奸淫妇女和吉普车祸有关的事件。
美援与调处
从1943 年晚期起，美国外交人员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国共相争的内在危险——“将来不定哪一天会发生内战”这种担心可能会妨碍作战努力，并最后导致俄国支持共产党人。因此，美国人的目的是鼓励政治解决以避免内战（这也是蒋介石早在1943 年9 月就主张的），同时依靠建设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并让该政府自行改革的办法以加强它的地位。军队是建设起来了，但改革却证明是不可能的，其原因已如上述。然而，政治解决的想法却被各个政党所接受，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于是在1943 年初恢复了国共谈判。
美国的政策在三方面进行。第一，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力图使中国成为一个形式上的虽非实质上的大国。它在1943 年8 月英美魁北克会议上被永远排除在高级作战统帅部之外，但同苏联一道被包括在10 月份的关于大国原则的莫斯科宣言之内。1943 年12 月的英、美、中开罗宣言保证把所有被日本占去的领土归还中国，并且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坚决主张中国在将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应享有大国的地位。然而，这种把大国地位给予国民党政府的举动是美国完成的，并非中国、更绝非英国或苏联的成就。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对一个值得钦佩的伟大民族作出的一种漂亮的友好表示。但历史可能要以幻灭的眼光来看待那种举动，把它当作太平洋彼岸策划制造中国历史的一种并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努力，也就是想从国外以言辞来加强一个业已在本国趋于没落的政权。
第二，我们的军事努力产生了一支现代化的国民党陆军和空军。史迪威对中国普通士兵的信心推动了在印度和中国实行的一项计划，即以1000名美国教官和顾问训练和装备39 个师。
第三，我们企图弥合国共之间的分裂。美国军方专心致志地力求打败日本，因此对国民党政府用20 万到4O 万军队封锁共产党地区之举是否有效，提出了疑问。1944年6 月，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建议国共军队都去对日军作战，不要互相监视。他使蒋介石同意让美国派一个军事观察组留驻延安，而那里早在5 月间就已允许西方记者前往访问了。此举给外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机会，可以看到共产党地区的情况，但当时人们仍然明显地看出，重庆和延安互相防范的心情比防日本更加殷切。同时，日军已于1944 年冬经过湖南产米盆地向南推进，并从广州向西出击，企图夺取桂林的主要中美空军基地。在这危急关头，蒋介石坚决反对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场总司令，迫使他在10 月被召回美国；他也坚持反对在中国统一作战中使用并武装共军的计划。统一和改革仍旧是遥远的希望，但我们的新任大使帕特里克？ 赫尔利继续鼓励国共和解的手腕勇而无谋。在1945 年2 月雅尔达会议上，罗斯福企图以恢复俄国沙皇时代在东北亚地区的地位为代价，获得斯大林将来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保证。我们到6 月才把这件事通知了蒋介石（事先曾向俄国担保能取得他的同意），并到8 月14 日日本投降时才由蒋批准了中苏条约。那时俄国已占领了满洲。美国采取了对抗措施，派5？3 万名海军陆战队在天津登陆，以阻止把中国分裂为苏联支持下的北部共产党地区和美国支持下的南部国民党地区。在这件事情的整个无限复杂的细节背后，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苏联和中共的军事实力各自能够伸展进东北地区和华北部分地区，并且它们是不可能仅仅靠我们用象征性地显示力量的办法加以阻止的。不久中共在苏联默许下用日本降军在东北交出的武器，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后勤部门竭力从海上和空中把50 万国民党军队运回沿海地区，然后又运进东北，以便把中国统一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共军从陆路赶去代替日本驻防军，而蒋则命令后者击退共军，只准向得到国际承认的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投降。接着美国把120 万名敌军遣返日本，在中国战场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行动刚巧来得及为那久已预料到的内战腾出地方，让它爆发起来。
在这种背景下，杜鲁门总统派他的战时司令官乔治？ 马歇尔于1945 年12 月去重庆。他在那里头几个月的活动是美国外交史上大有希望的一页。他的目的是调处即将萌发的内战，以期获得政治解决。对于自相残杀的战争，惟一具有政治家气概的取代办法是让中共在一个立宪政府中参与政治和军事领导，取得像西欧共产党那样的地位。互相抗衡的两党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改组后的联合政府里各有个代表；他们的部队将在合并以后实行精简，在这基础上美国才会给予经济援助。1946 年1 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政治协议。两军都发出了停战令。2 月商定了整军协议。同时设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三方机构：军事调处执行部，来监督扑灭次大陆一场内战的工作。美国飞机运载了吉普车、无线电收发报机、补给品和调处小组（通常由一名美军上校以及国、共将军各一名组成），飞到正在交战的偏远地点。战斗实际上停止了。
这一激动人心的成就是马歇尔将军个人的功绩。调处工作需要在中国内政问题上竭力保持中立，同时又要维护合法政府的最高权力而又不致被该权力所利用。和谈主要是在东北破裂的，因为那里仍旧是在有效的停火范围之外。在1946 年重新爆发内战的背后，是国民党执着地相信他们的优势兵力，以及共产党准确地估计到了国民党的实际弱点。虽然斯大林对中共很快战胜国民党这一点缺乏信心，他对西方突然发动的冷战却起了鼓励中共夺取政权的作用，并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美国的调处是否终于有成功的可能呢？、中国人民需要和平，美国感到它有巨大的威望和力量可以对局势产生影响，共产党一定能从协议得到好处，国民党是完全依赖我们的。我们的问题是怎样使一党专政进行民主改革，以阻止一场革命。实际上，我们怀着一个自相矛盾的目标：敦促国民党领袖进行改革，以便削弱他们的专制权力而有利于国内和平；同时加强国民党所控制的政权，作为走向东亚政治稳定的一个步骤。我们卷进了一个继续在物质上加强国民党专政而同时又想使它在政治上自行解体的过程。但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宁可用他们手中的新式武器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
1947 年马歇尔将军担任国务卿，我们用援助希腊一土耳其的计划遏制了那里的共产主义扩张，在此以后有些人觉得我们应该用同样的方法来“拯救”中国。中国比起希腊来，领土约大45 倍，人口约多85 倍。根据我们在越南得出的痛苦经验，我们现在知道，如果像对希腊那样来对待中国，那就需要动用几百万美军和几十亿美元，而且即使这样也仍然要失败。马歇尔将军最明白这一任务的艰巨。在1947 年后，除避免干涉中国的内战之外，我们别无他法。至于我们该不该在那段时期给予国民党以更多的援助，这是后来争论得很多的问题。负责的美国将领说，他们并不缺少武器。许多参加争论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从外部用物质援助去影响结局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1949 年的结局表明，不是苏联的援助比美国多（事实恰恰相反），问题在于中共能够动员和利用革命的潜力，国民党却办不到。中共的胜利又告诉我们，美国三十多年的榜样，并不能像苏联的榜样那样有效地影响中国政权的组建。我们没有共产国际。比缺乏搞阴谋的革命机构更加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总的方面更缺乏任何哲学或方法，因而无法进行强制性的经济开发和强调政治集体主义。
国民党的垮台
中国从1946 到1949 年经历了现代的几次大战之一。战争爆发时国民党军队总共约有300 万人，共军约有l00万人。美国从1941 到1949 年在贷款、物资和装备方面给予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总数达60 亿美元。国民党军队纯粹依靠兵力雄厚散驻各大城市，最后又得到俄国允许，进人了东北。无数因素使他们失败：蒋手下的军人不受文职人员的控制；战后对军队按美国方式进行改组，增加了混乱；黄埔嫡系歧视地方将领和部队，特别是广西的将领和部队。他们的战略理论是用防御手段坚守阵地，他们的本能是积储军需物资等待别人先行动手，他们的阵地战术有时还由委员长从远方策划。贪污、士气消沉和开小差，不断削弱了国民党军队。共军采取相反的战术，在农村迂回运动，从民众中间补充兵员，破坏铁路，避免打没有把握的仗。他们在农村里激发叛乱，接管了华北的其余地区。著名的记者杰克？ 贝尔登叙述了这种粗暴斗争的情景：把穷人组织起来反对享有特权的人物，使那些受丈夫殴打的妇女反对作威作福的男人，使年青人反对旧秩序。共军的人员和武器逐渐增多，那些武器有的来自日军在东北的储备，有的是国民党军队叛逃到共方时带来的，有的是偷卖出来的和投降缴械的。到1948 年6 月，双方的人数和枪炮数大致相等。1947 年冬，他们已经切断了东北驻军的退路。1948 年10 月，他们迫使这些军队投降，为数达30 余万人。这就为摊牌准备了条件。
力量的对比不仅在前线发生了变化，那里共军逐渐增多了美式枪炮和物资。由于通货膨胀所标明的经济崩溃，国民党的事业也已在后方、在其城市基地从内部遭到了破坏。
遭敌人轰炸以及水灾、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虽具有破坏性，但可使公众在共同的危险面前提高士气，去协力战胜困难。另一方面，恶性通货膨胀使每个工薪人员穷困不堪，垂头丧气，因为它逐步破坏了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公众对它的信任。恶性通贷膨胀下的生活是慢性扼杀。工资和薪金永远赶不上物价。家具、衣服和书籍都被变卖，换取食物。逐步严重的营养不良产生皮肤病、胃病和结核病。整个社会奄奄一息，而责任就在当权者的肩上。国民党的军事机器崩溃的时候，美国报刊把它作为头条新闻大肆报道，但对以前10 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却没有这样报道过。
在1937 一1939 年间，自由中国的物价水平涨势轻微。国民政府的货币仍通行全国；日伪钞票于1938 年开始在北京发行，到了1939 才在南京发行。此后日本人掀起一场运动来破坏自由中国的物价稳定，同时重庆的开支则不断增加，以致收入远远落后于支出。1941 年，财政收人只敷支出的15％，中央政府终于以实物征收田赋。从实物田赋、政府专卖和间接税得来的收人，暂时仍占预算的30 ％。政府捐税、国内公债以及抛售黄金、劝募救国公债等措施，都不能遏制公众的过剩购买力，因而证明是无效的。局势每况愈下，物价每几个月或几星期上涨一倍。在1945 年9 月，纸币发行额是1937 年7 月的465 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时间，这时法币又重新通行全国，但政府庞大的开支有增无已。南京指望靠它的军事优势迅速结束内战，听任其外汇储备因支付进口的消费品和工业原料而日见减少。外汇起初并没有认真地按定量供应，进口货也没有受到限制，因此资金外逃的现象相当严重。
为了打破恶性循环，1948 年8 月实行“币制改革”，废除了旧法币，代之以“金圆券”。同时规定了物价最高限度，并以警察手段督察执行，私人手中的银元和外币被迫换成新纸币，为内战提供军费。这样，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当金圆券在1948 年底崩溃的时候（物价在6 个月内最后涨了8 ； 5 万倍），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最后剩余的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起化为乌有了。
两个月的淮海大战，是在陇海路以东、南京以北约100 英里的淮河流域的旧捻军活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