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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人民中间的统战工作，以及党在青年和妇女中间的工作计划。
党在一切工作中制定政策，政府机构则加以执行。党不仅从上面发出指示，而且使党员在各级政府内部担任大多数主要行政职务；它的地区、省和地方党委会在各级执行协调工作时，又能进行监督。在各级政府机构内部，党员组成他们自己的党委会和支部，为首的党员形成“党组”。
第三个支柱人民解放军从创立起便是党的军队。毛泽东是控制军队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是，威廉？ 惠策恩的分析清楚地指出，毛的“人民战争”思想强调到充分动员起来的人民大众中间去进行小部队作战，这是只有在极端困难的时代——1931 年在江西和1942 一1944 年在华北——才是指导中共军队作战的思想。在大部分的时间，那些受苏联作战方式影响（即使并未在苏联受训）的专业军人如叶剑英、彭德怀、林彪和邓小平，却宁愿依靠正规军进行运动战。他们重视专业训练，因而把“专”放在第一位，把“红”放在第二位；但是，一个军官团的潜在尚武精神受到了既是党员又常常是文职行政官员的军事领导人的遏制。在1949 … 1954 年期间，全国分为6 大行政区，它们实际就是原来5 个野战军所接的几批省份：如第一野战军在西北，第二野战军在西南，第三野战军在华东，第四野战军在中南，第五即华北野战军在北京附近一带。这些军事组织发展宗派体系的趋势曾经多少有所抵消，因为他们的部队在20 年的作战期间常被打乱，指挥员也常有调动。（1961 年共产党设立6 个地区局时，也决定把军事指挥系统分为13 个地区司令部。）
群众组织。与党、政、军机构并行的，有一批新的全国性群众组织。这些组织是在20 年代国共合作期间开始设立的，但自从国民党在南京执政以后，就让这些组织消亡了。“全国总工会”是1922 年成立的；据说1956 年有会员1300 万以上。1949 年成立了一系列并行的群众组织：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1953 年有7600 万会员）；民主青年联合会（1957 年有3400万会员）；农民协会（1956 年有1？62 亿会员）；以及多产作家郭沫若领导下的“文学艺术联合会”，以动员知识分子。此外还有“全国学联”（ 1955 年400万人）“少先队”（ 1957 年有3000万），以及许多更专业性的类似团体，从事科学、艺术、学术、福利事业或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例如“中苏友协”（ 1953 年有会员6800 万）以及类似的中印友协和中缅友协。最后，在1953 年成立了“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是为当时还存在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组织的团体。
群众组织可以按个人在社会和专业方面所起的作用，在他的同行同业之间对他进行政府所不能做到的工作。每个团体都是通过“民主集中制”由上面来控制的，虽然在名义上它的权力属于每隔多年召开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党员当然占重要职位，可以通过他们动员一般公众。每个组织都有大致规定的目标和纲领，以及庞大的行政机构。这样，中国人口中大约有一半成年人参加了其中的这个或那个行动组织，按照它的计划进行开会、学习和宣传鼓动。
群众组织都有大规模的训练计划，开设学校和思想灌输中心，作为招募人材和积极分子的机构。他们的福利文化工作包括例如劳动保险、休假和养老金制、识字班、妇产医院、助产士训练班或文娱活动，另外还有由图书馆流通的大量书籍、杂志和小册子。他们的会员也能用来为安全保卫系统工作，或参加象反对反动派这样一些全国性的运动。这一切都通过地方组织、街道居民委员会以及工作地点的学习小组来获得最大的效果。群众组织主要作为类似政府的机构来完成政治任务，在由来已久的官员和民众之间的鸿沟上起了桥梁作用。用詹姆斯？ 汤森的话来说，它们“使一部分不关心政治的人口政治化”，是应用“群众路线”概念的一部分机构。这就是说：中共的领导必须以不断接触工农群众作为指导原则，先向党的工作者听取关于群众问题和意见的充分而准确的报告，然后针对这些问题发出政策指示，最后使群众把这些政策当作他们自己的方针加以执行。群众组织接受政府的帮助，甚至选出代表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他们的主要作用是从事宣传教育。他们通过开会、游行示威以及报纸和电台宣传等直接向人民大众进行工作，就能够左右舆论。当地的派出所也利用街道居委会，后者的责任不仅要推进福利措施，而且要促使邻里间和家庭内部互相监督和谴责。当这整套机构在每一地区都协调行动起来时，就能使每个人都承受无所不在的、无法抗的公众压力。
增强这种压力的途径是搞运动。运动可能看起来是自发地掀起的，但只有在党中央下命令时才能开展。这些运动很快就使党、政和群众组织这一庞大的新机器开动起来，把它的打击力量指向各个阶级及其机构中的一个又一个对象。用运动来推进革命的方法能够鼓励干部去攻击某些违反公认标准的意见或不受欢迎的活动，造成很大的声势，并且很容易做得过分而造成“偏差”。因此，每次运动都可能引起另一次运动，来检验、更改或否定前一次运动。最早的一次运动即镇反运动，是从1951 年2 月底开始，进行到年终的，它在各城市造成了一个恐怖时期。它的特点是大规模逮捕和集体处决，有时甚至在报上也登出来，例如在上海，4 月30 日处死了293 人，5 月6 日32 人，5 月31 日208 人。
法津与治安。在这一整套机构背后，还有党内、军内以及公安部所属的特工人员，他们也监视地方上的警察和公安部队。地方上的街道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及其调解人员，受上级鼓励逐日非正式地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地方一级的派出所还处理案件，或在必要时送交各级人民法院。这些法院也是中央行政机构的一个分支，其最高领导为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监察院。杰罗姆？ 科恩清楚地指出，重大刑事案件通常只是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彻底盘问被告，经他完全认罪并揭发参与被控犯罪行为的任何其他人之后，才开庭审讯。由于法律表达了党的革命政策，它仍然大部分是不成文的，并且是可以改变的。法律在法官和被告看来都是难以确定的，这当然使人想起中国传统的体制。公道仍是偏向政府方面的，实际上，就对人对事来说，只要按照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况应用普遍原则，尽量减少程序，是可以做到公正的。诉讼受人轻视，立法手续并不重要。法典始终没有公布，但行为准则通过政治宣传自然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经济建设
为设立上述机构而作出细致的政治组织计划的同时，也确定了一项颇有魄力的经济计划。毛在1 叫9 年初宣布要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重申城市无产阶级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90 ％的党里占据首位。中共已经承袭了三个经济部门：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村经济，各有独立基地的通商口岸外国工商业经济，以及最后是日本人在一片不发达地区建立的东北重工业基地。问题是怎样把这三部分经济组织成为一体。
1949 年在工业方面提出的第一个目标，是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把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日本在东北的工业设施在1945 年俄国人搬走半数以上的资本设备后受到削弱，当时估计恢复原来的设备所需的费用至少要20 亿美元。在中国本土，铁路被内战所破坏，城市劳工被恶性的通货膨胀弄得意气消沉。共产党胜利后，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使城市工人相信，解放带给他们的首先是更加努力工作的机会。战时城乡之间的封锁曾经增强了农村自给自足的程度；像棉花之类的经济作物必须恢复生产。同时通货膨胀仍然是个大问题。在1949一1950 年，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大约有9 阶万人靠政府的定量供应或工资生活（其中包括接收下来的国民党低级行政人员和军事人员）。甚至以有利的？兑换率把国民党钞票换成新钞“人民币”之后，当局仍不得不逐渐增加纸币的发行量，来弥补约有75 ％的预算赤字。从1949 年5 月到1950 年2 月这九个月的期间，上海物价涨了70 倍。这一切都要求采取有力措施。
消除通货膨胀的第一步是设法增加税收，使预算多少趋于平衡。首先是在农村以实物征收各项农业税，其次是在城市里通过一些办法，诸如对每项主要商品征收销售税以及经同业公会“民主评议”后定出的营业税，来筹足政府事先规定的定额。征收销售税和营业税的结果，是从经济体制中比较有钱的那部分挤出钱来。第二步是改组整个财政管理体制，使之更加合理，让中央政府能控制以前的地方税，取缔私营银行经管公款，并普遍消减一切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开支。当局逐步使征税手续更为有效，第一次直接控制到下面乡一级的税收。政府通过银行控制了货币和信贷。它又设立了六个国营贸易公司，来控制主要消费商的品的价格。
恢复信任的一种办法是以商品折实单位（一揽子商品的价值）来表示工资、薪金、银行存款、某些政府开支和公债发行额。折实单位是按日用品数量而不是按货币价格来规定的。一个典型的折实单位可能含有6 斤（ 8 磅）大米、1 斤半面粉、16 斤煤和4 尺白布。物价上涨，折实单位的币值也随之上涨。一个按折实单位领取工资的人，可以按同样的折实单位到银行去储蓄存款或购买公债；无论采用哪种办法都不致因通货膨胀而吃亏。这样，通过种种方法以求物资供应和金钱收人之间的平衡，通货膨胀在50 年代中期就得到克服，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第一年的另一项成就是广泛恢复了铁路交通，使中国的1？35 万英里铁路路线大部分重新通车。1950 、1951 和1952 后连续三年的好收成有助于经济的恢复。到1952 年，生铁、水泥、钢材和石油（这些产量在申国都很少），以及煤炭、电力、面粉和棉布的产量，都等于或超过1949 年的最高产量，但有些消费品如糖的产量，仍低于1949 年前的最高数字。最重要的是，到了1952 年，旧经济体制中的三部门经济已经达到空前的全国统一。铁路线长度发展到1？5 万英里，公路达到7？5 万英里。这时全国有一个集中的银行业体系和单一的币制。国家预算可以第一次按照实际情况编制了。北京的长期经济目标是动员全国的资源，把它们重新分配调拨，以实现工业化。这需要将政府的控制权逐步推广到各个经济部门。私人企业在形式上还允许继续存在，但事实上所采取的各种办法——征税和对资本抽税、定额分派信贷、国营企业的竞争、工会提出的要求——使它越来越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因而商人实际上成了官僚。由于控制了信贷和原料，垄断了重要商品，政府除了彻底控制大部分的重工业、铁路和外贸外，这时已经能够支配生产和商业了。另一项必须做到的，是使一种传统的办法合乎现代的需要——控制剩余农产品。
土地改革。在中共历史上，土地政策有过几次变化，典型例子是江西时期消灭了许多地主的严厉政策，以及延安时期保证地主可以收取一定地租的温和政策。由于1946 年后共产党势力的扩大，土地改革是在零碎的、往往是暴力的基础上进行的，有时农民的激烈行动超过了党所宣称要达到的目标。
全国性的土改始于1950 年中期，终于1952 年底或1953 年初，其目的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也是社会和政治上的。干部工作组到一个村庄，先查明不折不扣的敌人，必要时让他们靠边站，然后给农民特别是贫农讲明土改的必要性，因为从理论上说，贫农将是土改的主要受惠者。这样就挑出了既有干劲又有能力的积极分子，以领导即将来临的运动。经过这段准备时期，“阶级斗争”就开始了。在一系列的“斗争”会上，群众可以在“诉苦”或“清算”时吐露他们积在心头的苦处。经过鼓动，仇恨在公“审”时会变成群众性的暴行。有民愤的地主或“土豪”被提出来当众遭受痛斥，此后就或被处死，或扫地出门，或承认错误后接受改造。另一方面，由于采取了激烈措施，整个农村的居民都服服贴贴地接受新秩序。这一运动如果同城市的镇反运动合并起来计算，从1949 到1952 年底的三年期间总共杀了几百万人，按照适当的估计，在2 加万（据莫里斯？ 迈斯纳）到500 万（据雅克？ 吉勒马兹）之间。
下一阶段是成立农民协会，它通过村里农民的同意，可以给每个人划定阶级成分：地主、富农、贫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