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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处理中国问题的那种浪漫主义的、势如雷霆的方式丧失了信心。党内有经验的官员如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反对毛派的盲目信仰、狂热和力求纯正的癖好，因为这些只会妨碍经济的好转。当这些官员仔细考虑实际问题时，他们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简直迈不开步子。理查德？ 鲍姆指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其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对比：前者采用在党的控制下经过精心挑选的工作组织，后者则采用群众自己搞起来的组织；前者是从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以地方干部为对象，后者是从下而上的革命，以党的主要领导人为对象。总之，到了1965 年，毛已经准备要指控他那些最密切的同僚在搞“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他对党感到失望，已经求助于军队。
使军队重新政治化。相当于党政官僚机构的武装部队，是1955 年2 月成立苏联式的职业军官团后出现的。军衔和制服、不同等级的工资待遇、许多规章制度和新成立的军事院校，都削弱了官兵间的同志关系。惩罚代替了说服教育。职业军官不满政委制，并攻击“政治挂帅”。他们反对人民解放军的双重领导传统，赞成苏联统一指挥的原则。结果是部队里的党委会数目日减，直到1960年有1/3的连队没有党委会。党员人数也减少了。
但是，在1959 年9 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因批评大跃进并同苏联人有接触而被免职以后，接替他的林彪将军是同毛密切合作的。一声令下，部队里就招进了25 万名新党员，连队的党委会也重新建立起来了。发布了新的军事手册和规章制度，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照搬外国的即苏联的方法。部队里解决“红与专”问题的办法是恢复被苏联模式所削弱了的政治机构，使之更遍布各个部队。这时部队各级下至连队和班，党员都有自己单独的组织，并且处于领导地位。思想灌输和进行监视是这种制度结构的部分任务。例如，典型的做法是一个有九名战士的班分成三组，每组三人。组内的三人互相负责，组长可能是同党有关系的。在战斗与外出时，他们互相监视。思想灌输工作把解释时事的权威意见讲给战士们听。所有这些措施维持了部队的士气。不那么重视官阶军衔了，体罚、骂人的事也较少了。部队里直到连级的政治军官发挥了这套制度的作用，防止了志同道合的异端分子形成集团。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这个制度的一部分，用以压制不良的思想和异常的行为。军队受到彻底的政治思想灌愉，以致到了1964年有可能开展一次全国性的竞赛运动，来“学习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与此同时，经济管理部门越来越多地安插了从解放军借调进去的政治、军事人员。
到了1965 年5 月，又有可能废除军阶，在衣着式样、制服或领章上不再有明显的区别。同时，在每年年满18 岁的600万青年中，约有75 万应征人伍。重新强调了人力胜过武器的理论，并批判以往彭德怀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样，到了1965 年秋，人民解放军提供了毛能够用来推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力量。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甚至利用了解放军报作为他的喉舌。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大致从1966年5 月到1969 年4 月的一次超级大革命。但这是一种偶然作出的安排，而不是有控制的规划。当毛在1965 年秋采取措施，反对坦率的批评意见时，他显然发现党内支持这种意见的人数很多，超出他的预料。正如1957 年“百花齐放”的批评那样，事实证明反对的意见异常广泛，但这次是出现在党内。毛对此的反应是大力采取新的措施，来动员党外支持他的力量。不久，公共场所就到处是群众大会、游行和宣传，歌颂毛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几百万青年人中间，巨浪似的激动情绪甚至歇斯底里，弄得人们精疲力竭、颓丧不振；然后又进一步掀起高潮。通过这一切，这位领袖进行了对党的清洗。斯大林是从内部来清洗联共党的，是利用党的机器秘密进行的，而毛对中共是从外部来清洗的，是利用红卫兵之类的群众组织公开进行的。斯大林用他的秘密警察杀害了儿百万人，毛则依靠解放军，并采用公开使人屈辱的方法。暴力行动爆发了，主要是为争夺地方权力而引起的内乱。毛发动运动，也像打游击战一样，采取了打打停停、一阵子破坏一阵子巩固这种有节奏的做法。他的第一步行动是攻击文化教育方面的主管人员以及北京市委，以保证他从中央对宣传工具的控制权。在这一阶段，他的最终攻击目标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同他合作，派出了搞运动的工作组，而以后毛却指控那些工作组阻碍了他的运动。1 叭拓年8 月他操纵十一中全会，壮大了他的力量。他已经走出党外，求助于红卫兵之类新成立的青少年战斗组织，号召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亲笔写出大字报，要“炮打司令部”。他要求青少年“从千革命当中学习革命”。他又在党的渠道之外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组织，由包括他的妻子在内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加以领导。1966年秋，在解放军后勤力量的支援下，约有1300万红卫兵来到北京，连续举行了九次群众大会，然后分散到全国各地去进行他们自己的“长征”和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些东西首先从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去找，他们还因收藏外国图书、衣物甚或留着西式发型而受到攻击。于是城市里出现一片恐怖气氛。红卫兵闯人住宅和办公室进行查抄。受害者遭到折磨、殴打，有时甚至被杀害。许多人自杀了。1967 年1 月，毛进一步把运动升级到攻击党组织本身，煽动“革命群众”像1870 年的巴黎公社那样，从下面起来夺权。虽然周恩来和其他温和派最初能够使红卫兵不进人工厂和县以下的农村，但文化大革命在最后阶段也扩散到工厂工人中间和农村地区去了。红卫兵是年轻而积极的，往往不过是十几岁的男、女学生，他们的武器是《毛主席语录》 这本小红书。对毛的迷信崇拜在报刊和电台上占据了统治地位，在示威的青年人中间达到了大规模歇斯底里的程度。
这样，毛只依靠中共的一个少数派，但从他以解放军为后盾的不可动摇的“伟大舵手”地位出发，突然掀起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斗争，这确实是一场城市游击战，先是发动不满现状的集团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次是挑起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斗争。党内掌权的人逐个受到攻击，无法组织力量。同在所有的运动中一样，上面号召各地发挥主动精神，成立大批特殊的群众组织，吸收了不少成员。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毛派除了能够发动、抑制和改变运动的方向外，并没有加以控制或预定规定计划。党的机构彻底动摇了，即使还没有被摧毁。但在党外则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果，许多工人和农民讨厌青年学生的骚扰，反对他们的激进目标。于是毛派就得越来越多地求助于解放军的介人，来支持革命派。
为了代替旧的权力机构，毛最后号召各级政府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其中包括：第一，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即成年的工人和干部）的代表，这批人现在统统称为“革命群众”，是新鲜血液；第二，人民解放军代表；第三，已经相当革命化的党的干部。然而，许多地方相继有党组织奋力进行反击，组织自己的红卫兵，实施毛斥之为“假夺权”的行动。那些党组织宣称忠于毛主席，但实际上是在挫败毛的力量，自己仍旧牢牢地掌握着大权。这些防御行动和革命派的抢走枪支，不久就产生了武装团体之间的激战。但是，即使在主要的官员已被谴责和监禁之后，比较激进和比较保守的两派组织之间仍旧继续战斗。这样中共本身就不再发生作用了。1967 年夏当“革命群众”的暴力行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后，内乱达到了顶点，以致必须越来越多地召进军队来恢复秩序。与此同时，毛和林改组了几乎一半的地方军区，给高级军官办了学习班。到了1968 年1 月，全国29 个省份和大城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其中并未建立起善于管理的有效的党员领导核心。要拼凑一批军官和热心的新人是容易的，但要建立有效的行政机构就不那么容易了。到1968 年夏，重新开始的对高级官员的攻击又引起了一阵暴力行动，从而使解放军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对党的抨击，已经把民政权力给了军队。
在这狂暴的混乱中，大中学校都关了门，知识分子和专家正在受到冲击，学生从事打派仗的革命。通过武装派性活动起来造反的，大抵是不满所分配的工作（特别是分配在农村）的毕业生；也有缺乏专长，不能满足生活要求的退伍军人和临时工。他们得不到他们所希望的工作机会。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复兴精神”（借用埃兹拉？ 沃格尔的说法），并不能解决发展经济和政治的基本问题。1968 年秋，包括过去红卫兵在内的几百万青年学生被遣送到农村人民公社去。随同他们一起下去的有许多城市干部，因为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精简政府人员，并把城市无业居民赶到乡下去。
1968 年10 月，毛又操纵了十二中全会，“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终于被清除出党。1969 年4 月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事前各省召开了许多会议进行准备，所提出的代表名单都经过中央筛选。选派的1500名代表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该会又选出政治局和五名常委，其中只有继续担任总理的周恩来不是狂热分子。新党章指定林彪为毛的接班人，而在拥有279 名正式和候补委员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军人占了绝大部分，并且只有53 名委员是上届中央委员会留下来的。毛确实已经清除了他的所有反对者，其中许多是老一辈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把他们的权力转移给了军方，党组织的这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的效忠基础的。
后果。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派性，一群人痛恨另一群人，使党的团结从上到下遭到破坏。这场革命把党组织内忠心耿耿的人打散之后，培育了激进的极端分子，实际上只剩下一小撮包括毛妻江青在内的教条主义十足的狂热分子，由他们来控制文艺、宣传工具和教育。为了保证中国将来的无产阶级化，他们力图只许工农子弟有权享受较高的教育，升入大学的学生必须中学毕业后有两年的实际工作经验，经过其工作单位提名和党组织批准。各个大学发现这些学生往往程度太差。与此同时，江青及其同事想给中国人民生产出新的“无产阶级”文化，但他们的八个样板戏和其他作品枯燥无味。激进分子部分地以上海为基地，并依靠1965 年以后出现的积极分子，继续进行毛的道德改革运动，反对谋求私利的实利主义，要求人们以真正社会主义的献身精神“为人民服务”。他们的政治迫害行径在“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个口号上反映出来。比较注重实际的一派，是绝大多数在职的行政人员，他们仍然关心物质刺激以促进经济生产，并关心技术专长以帮助发展中国的物质文明。在毛主席的最后几年里，“激进派”主宰了宣传部门，而“务实派”则经管行政工作。
1969 年后，曾大力进行重建党组织和恢复生产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当作目标的大部分干部官复原职。但是，在毛似乎已经从战术上越过文化革命这一阶段之后，身兼国防部长和统治集团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好久以来被吹捧为毛的“最亲密战友”并被指定为接班人）不仅领导了一派有势力的军人，而且显然还念念不忘文化革命的激进主义。林不久就发现他遭到毛一周的联合反对，陷于孤立，并且眼看就要失败。1971 年9 月13 日，他死于撞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飞机里。几乎过了两年（原文如此），官方才向中国人民和向世界说明，林彪曾阴谋杀害毛，被发觉后死于逃亡途中。
林彪垮台后，军人在政府中的作用减少了，党又重新建立了起来。1973 年8 月召开十大，出席了代表2800 万党员的1200 多名代表。大会是秘密进行的，只开了四天。在领导人物中，代表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和重新露面的老党员旗鼓相当。新的中央委员会基础更为广泛。1973 一1974 年掀起了“批林批孔”学习运动，来揭露他们的反动观点，尽管林彪和孔子在历史上相隔2500 年。1975 年1 月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会期甚短，出席代表2800 人，通过了新的表法，更明确地规定政府要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共领导。代表大会力求象征性地恢复党的团结，为更换领导预作准备，因为那时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都已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