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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那些事儿·诸子争霸-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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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的韩非则认为“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所以他也嘲弄宋襄公,称之“此乃慕自亲仁义之祸”。

到了汉代经学兴起,认为宋襄公是道德英雄的看法又逐渐占了上风,其代表人物就是名声也不怎么好的汉代大儒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俞序》中说:“霸王之道,皆本于仁……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认为仁乃王道,宋襄公就是王道。董儒论事,只问是否合乎道义,不问是否能成功。

这就也有点偏颇了。为了成功不择手段固然不好,为了道义不论成功是否也太扯了点呢?平衡,应该要有个平衡吧,太极端了都不好。

转眼到了宋代,这个与宋襄公有一字之缘的朝代,却是他骂名最多的时代。盖宋人重文轻武,看重文人的风雅,轻视武士之荣誉,宋襄公讲究堂堂正正尊重对手的战场对决,自然得不到心思灵活的宋人青睐,而通常斥之为假仁假义冷血无情之辈。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既喜好填词与风月,也喜欢指点江山评断青史的苏轼。苏轼在他的文章中大骂宋襄公假仁假义欺世盗名,说:“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论定。”

苏轼论史喜欢“诛心”,这在小生看来也颇不客观,真仁假仁每个时代甚至每个人都看法不同,怎可一概而论?历史是复杂的,依我看宋襄公功过参半,不能一棒子打死。

宋人黄震也批评宋襄公用目夷为相而不听其计,其实是个狂妄刚愎之人。(宋襄公知目夷贤于己而不用,盖妄人耳,历史反多其礼让,又何欤?)

另外一位宋代学者胡安国也在《春秋胡氏传》中列出了宋襄公四大罪状。

第一,宋襄公平齐内乱立孝公,这是“奉少夺长”(公孙无知才是长子),是自称守礼君子却违反周礼的虚伪表现。

第二,宋襄公以小国国君为祭祀牺牲,是谓残忍无道。

第三,宋襄公武力胁曹,是谓德薄之辈。

第四,宋襄公泓水战败,是“计末遗本,饰小名妨大德”。

光看这四大罪状,似乎宋襄公非但不仁,而且罪大恶极,死不足惜,就算不战败也要自杀以谢天下才行了。

明朝人基本上也对宋襄公持贬低态度。明著名隐士徐霖曾作诗曰:“不恤滕鄫恤楚兵,宁甘伤股博虚名。宋襄若可称仁义,盗跖文王两不明。”

接着我们再穿越到清代,发现这时宋襄公的名声已经臭不可闻,说一句“骂名满天下”都不为过。

清人吴曾祺说:“(宋襄公)用人于社,昏暴甚矣,一败之后,无以自解,乃姑托以仁人君子之言。何不知羞耻如此。窃谓宋襄公此番举动,是为后世伪道学之祖。”

清人高士奇则说:“甚矣哉,宋襄之愚也……吁,宋襄其谁欺乎?夫祸莫朁于残人骨肉,而以国君为刍狗。无诡之杀,鄫子之用,以视重伤于二毛,孰大?逆天害理之事,宋襄敢行之,而故饰虚名以取实祸,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清人梁玉绳干脆就在文章里责备太史公《史记·宋世家》中的论赞采用古籍(《公羊传》)有失偏颇,他压根儿就不相信当时有部分宋国君子对宋襄公持肯定态度。(泓之战以迂致败,得死为幸,又多乎哉?执滕子,戕鄫子,行仁义不忘大礼者如是耶?何褒乎耳?)

最后到了现代,毛泽东同志站出来为宋襄公盖棺论定了,当时激烈的斗争形势,显然是不允许我党对反动派们姑息养奸的,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必须坚决予以批判,所以毛主席教导大家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伟大领袖的话自然是不会错的,貌似我们不该再对宋襄公做翻案文章了。但是,领袖的话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说的,本着我党“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态度,以我们现在的社会与国际形势,是否应该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宋襄之仁”抽象为“公平竞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费厄泼赖”精神来继承呢?奇谋诡计固然灵活机动,但坏处是容易流为油滑,叛服无定,蔑视一切法则。“费厄泼赖”是否就应一概摒弃了呢?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汉代《淮南子》中的一句话:“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看来具体情况也要具体分析——在乱世,在国家与民族危亡之际,“费厄泼赖”的精神并不可取,为了生存,必要的时候就该毫不犹豫地耍手段,这叫做斗争策略;而在治世,在社会矛盾并不激烈的时代,无所不用其极的残忍战争术,以及不择手段的恶性竞争等,都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关于这个问题鲁迅先生也看得很清楚,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鲁迅先生说:“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这就是‘请君入瓮’法。虽然仁人们未必肯用,但我还可以言之成理。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否则,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费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

在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社会矛盾斗争激烈,大家都不怎么讲规矩,所以“费厄泼赖”是要的,但为时尚早。

所以鲁迅先生认为,只有当大家都讲规矩的时候,我们才要讲规矩,否则宋襄之仁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蠢猪式仁义道德。

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刀枪。这才是中国人应有的“费厄泼赖”。

且正如孟子所言:“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弱者是不够资格讲“费厄泼赖”的,只有强者才可以。就像武侠小说中的盖世大侠:别人是刀枪剑棍全副武装,他却双掌打遍天下;别人是江南七怪一起上,他却从来不要帮手;有时候甚至可以潇潇洒洒地先让人三招,至于暗器毒药什么的阴险玩意儿,那是绝对不用的。否则的话大侠竟去耍些阴谋诡计,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所以,我们要变强,强了就能维护世界和平,就能潇潇洒洒地讲仁义,讲“费厄泼赖”了。这也是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里强者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试想,如果这个世上的所有强者都不讲规矩,那么处在底层的弱者们就更加难以生存了,于是他们只能更加不讲规矩,恶性竞争之下,国际斗争加剧,社会矛盾激化,貌似稳固的金字塔迟早崩塌。

其实,这样对强者也有好处,你“费厄泼赖”了,你仁义了,你大侠了,你扶危济困关怀弱势群体了,你说你不当大哥好多年,别人都不答应,说你不当老大,谁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啊?不相信的话看看齐桓公。

所以说,“仁者无敌”这句话其实有问题,应该是“强而仁者无敌”才对。强者也一定要“仁”,强者不“仁”,又凭什么去要求弱者要“义”呢?这不是很可笑吗?

现在最后的结论呼之欲出了。“宋襄之仁”必须提倡,但必须在和平时代提倡,更必须在强者之中提倡。现代社会渴求公平与正义,但这些必须由金字塔的顶端带头执行,从上而下,上行下效,这个社会就和谐了。

关于如何正确评价圆明园兽首事件,大家有答案了吗?

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大腿中箭,这本算不上什么致命伤,但他也有一定岁数了,多年为霸业奔波与不断经受的挫折早已让他身心重创,再加上春秋时期医疗条件落后,没有云南白药,更没有什么消炎药止痛针,所以他的伤势日重一日,眼见着活不了多久了。

可怜宋襄公,毕生追求梦想播种仁义,收获的却是命运无情的嘲弄,他只能黯然离开春秋的舞台,拖着一条伤腿在历史的荒原中踽踽独行。寒风萧萧,衰草凄凄。对面,死神微笑着,向他伸出冰冷的怀抱。

宋襄公已经很可怜了,但这残酷的世界依然不肯放过他,第二年春,齐孝公发兵攻打宋国,包围缗地(缗音民,今山东金乡县东北),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忘恩负义,竟原来也是白眼儿狼一只。宋襄公闻信吐出一大口血,伤势愈发严重。

墙倒众人推,远古的梦想已经破灭,如今这个世界已经不再相信仁义,这就是现实,残酷而无情的现实。我可怜的宋襄公,你觉悟了吗?

执著的人从不后悔于自己的坚持,想来宋襄公是不会觉悟的,他努力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千年的笑骂是后人的事情,一切已与他无关。他求仁得仁,可以死得其所了。

宋襄公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37年的五月二十五日,一个闷热无比简直就要将人逼疯的午后,宋襄公伤口严重感染,生命垂危。还好,在他弥留之际,所有的宗室重臣与妻儿老小都簇拥在他身边,恸哭着为他送行。

宋襄公用迷离的眼神环顾着周围那一个个熟悉的脸庞:哥哥公子目夷,堂弟公孙固,妻子王姬,太子王臣(瞧他儿子这名字取的,宋襄公的性格展露无遗)……宋襄公莫名地笑了。

他追了一辈子也没能追上齐桓公的脚步,临死一刻,他总算有一点比齐桓公强了。

太子王臣哭着问:“公父可有言以教儿臣乎?”

宋襄公呻吟着说道:“楚为宋之大仇,汝切不可忘。晋公子重耳,仁且得众,成大事之人也。有朝一日,汝当可借其力以抗楚,而报寡人泓水之恨……”

太子王臣含泪答应。

公子目夷在旁也忍不住热泪盈眶,心中暗咐:“主君一辈子糊涂,临死之前,总算是做了一个英明无比的决定,天怜我宋……”

是日夜,宋公兹父中年而卒,一十四载的热血理想,曾几何时的风光霸业,至此全然化作梦幻泡影。他失败了,败得很惨,只能孤独寂寞地在历史尘埃中游荡,魂无所依,永远得不到他所梦想的位置。然而,宋襄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他自杀式的拼死抵抗,他近似顽固的执著与勇敢,他强大到离谱的坚守与信念,已经远远超乎了楚成王的想象,并因此引发了楚内部政权的轮替(后文将提及),导致楚军未能乘胜一口气入主中原,华夏诸侯得以从容整合力量,等待新的霸主降临。

从这一方面看,这位“愚蠢”的霸主也对中国历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果大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其实你要说宋襄公的民族复兴伟大理想完全失败了的话,也不太对,至少它在另一个层面实现了,后来先秦诸子中的老子、孔子、庄子、墨子都是宋人或宋人后裔,他们的思想中有很大一部分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源于殷商文化,他们对于无限制的战争方式也是基本持反对态度的。

另外,世人皆以宋襄公之败为泓水战术失当之故,其实不然,宋襄公之败实在战略,而非战术也。其战略之失误有二。

第一,中原诸侯多为周室宗亲,宋襄公不学齐桓公尊王以图霸,却只欲恢复已亡数百年之殷商故业,诸侯们岂能与他同心?周室封臣却助亡国余孽复兴故业,岂不笑话?

第二,宋处四战之地,四面皆是大国,实无称霸之资,若欲抵挡强楚挺进中原之势,只有放低姿态与华夏各国友好结盟合力抗楚,奈何自不量力争做诸侯盟主,岂不笑话?

故宋襄公精神可嘉,奉行军礼、以仁义之名号召诸侯也无不妥,但唯有战略与外交两项,却是零分交卷,实不可取。

宋襄公死后,宋太子王臣即位,是为宋成公。宋成公依照襄公的遗愿,将他葬在与卫国一水之隔的襄陵望母台附近,一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春秋霸主,面向着白发送黑发的母亲,永远长眠。或许有国人会在他的坟前发出放肆的嘲笑,但也有人坚信,他的荣誉将永世长存。

与此同时,在宋国去往郑国的大道上,一支由数十辆马车组成的车队正如风疾驰。

为首的一辆马车上,一个重瞳长须的男子按膝而坐,目光如炬,神情从容而淡定。

车窗外,夜空中飘散着浓重的昏暗,阴郁,混乱不堪的气息,但在远处,似有一点微光,照亮路途,指引车队前进的方向。

他,就是宋襄公口中的晋公子重耳,一个天下新的希望。





第三章 晋文践土


1 打不死的蟑螂小强

问大家一个问题,古往今来,历史上谁桃花运最旺呢?征来的不算,要别人送上门的才算哦。

唐僧,错!韦小宝,错!他们都是被夸大了的文学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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