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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扼杀在摇篮中。只有冒着危险，毅然前往，以行动消除蒋氏父子的疑虑，才有可能挽救正在酝酿的起义，因此会议决定贾亦斌以去为好。
于是，贾亦斌便装着十分坦然的样子，随同国防部监察局长彭位仁一起前往溪口。到达溪口已近傍晚，他们俩住进了武岭学校。当天晚上，蒋经国没有露面。贾亦斌躺在床上反复告诫自己，遇事要冷静、沉着、克制，对蒋氏父子的态度要表现得与其他将领一样自然。贾亦斌还琢磨着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及应付之策。想到地下党和同志们的信任与期待；想到起义是顺应民心的正义之举，贾亦斌内心充满了大无畏的勇气和信心。
第二天清晨，先期来此谒蒋的预干团上校主任秘书楼锡源趁彭位仁外出散步，房内只有贾亦斌一个人时，进来悄悄告诉贾亦斌：“有人向蒋先生告密，说你有思想问题，准备带领队伍投共。”他接着又对贾亦斌说：“蒋先生今天8点找你谈话。谈得好没有事，谈得不好就别想回去了。”贾亦斌很感激同事的提醒。果然不出所料，蒋经国对贾亦斌已起疑心，想借溪口之行来考察贾亦斌，如果贾亦斌应对时一语不慎，漏出破绽，顷刻之间便会招来杀身之祸。贾亦斌望着窗外，初春的溪口显得山清水秀，贾亦斌却感到杀气重重。贾亦斌又想，“蒋经国不干脆把我抓起来，说明他没有拿到确凿证据，还在犹豫迟疑之中，只要我处理得当，沉着应付，有可能使局面转危为安。”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关键时刻，贾亦斌的头脑反而更加冷静清醒。
贾亦斌想到彭位仁是自己的老上级，彭始终器重和信任贾亦斌，贾亦斌进陆军大学和到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工作，都是他推荐和介绍的。现在贾亦斌要争取他的同情，使他向蒋经国进言，也许可以解贾亦斌之危。所以等彭位仁散步回来，贾亦斌即满怀委屈地向他诉说，蒋经国听信告密而对他产生怀疑之事。彭听后，埋怨贾说：“你这个人呀！遇到不满意，就发牢骚，现在问题来了吧！”看得出来，彭并不相信外面关于贾亦斌的传言，对贾亦斌的处境抱有同情之心。
8时许，蒋经国果然约贾亦斌到丰镐房二楼会客室见面。贾亦斌已经有两个多月没见蒋经国了，这时他已经从上海“打老虎”失败后的颓丧中恢复过来。这次见面没有了以往朋友之间的热情，他态度严肃，话语不多，两只明亮的眼睛始终在打量贾亦斌。一见面，蒋经国劈头就问：“你在嘉兴待的时间很久啊！部队怎么样？”贾亦斌神态坦然地回答道：“时间不长，只有两个多星期。部队思想问题很多，官兵们都很想念领袖（指蒋介石），可否请领袖去训训话，以安军心。”他很干脆地回答：“不可能。”贾亦斌又问：“领袖没空，你能否去？”他又简短地回答：“我没有空。”蒋经国停了一下，好像漫不经心地突然说：“预干总队开往福建建阳。”边说边紧盯贾亦斌，看贾亦斌的反映。贾亦斌知道他在试探，于是毫不犹豫地回答：“好！我回去就带部队开往福建建阳。”并建议他告知参谋总长顾祝同，因为顾祝同曾表示预干总队学员经短训后，即分配到新建的30个军去当下级军官。蒋经国听后说：“可以，我会打电报给顾祝同的。”为了早日脱离虎口，贾亦斌顺势提出：“我可否早点回去作准备？”“不行，你可以住几天，这里还有重要事情，领袖还要找你谈谈。今天就谈到这里。”蒋经国说完，即起身送客。
接下来的几天里，蒋经国派他的机要秘书萧涛英陪贾亦斌游山玩水，实则监视考察，形同软禁；同时还派人到嘉兴预干总队进一步调查贾亦斌的情况。贾亦斌知道自己已落入樊笼，只好表面上装着兴致勃勃，随人到处游山玩水，以消磨时光。当时贾亦斌的处境十分危险，只要嘉兴稍有风吹草动，贾亦斌就再也难以脱身。那几天真是度日如年，焦急万分。贾亦斌曾想趁机逃出虎口，到四明山上去找中共游击队，但监视甚严，无法脱身。贾亦斌在心里告诫自己：要忍耐下去，坚持到底。
大约过了3、4天，蒋经国突然通知贾亦斌：“今天晚上，领袖请来了上海京剧团，在武岭学校演出《龙凤呈祥》，约你和我们一家人一同看戏。”“请我看戏，要我到溪口来就是为了看戏？莫非是戏中有戏？”贾亦斌暗忖，耳边仿佛响起了荆轲刺秦王的一首悲壮歌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心里也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他们要对贾下毒手，贾亦斌决不会束手待毙，一定要像荆轲那样与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出乎贾亦斌的意料，看戏现场很温馨。蒋介石坐在第一排，他的长孙和孙女坐在两旁。贾亦斌和蒋经国及夫人方良安排在第二排，身后坐的全是侍卫。在看戏过程中，贾亦斌曾动念想学荆轲刺秦王那样，拔出手枪打死蒋介石，然后再自杀，以谢天下。但贾亦斌想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嘱咐，“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不主张暗杀”。于是放弃杀蒋行动。整个看戏过程很平静，看完了戏，蒋氏父子对贾亦斌未作任何表示。
溪口“考察”，化险为夷（2）
这场“戏”演完了，蒋氏父子对贾亦斌的考察似也告一段落，显然他们没抓住贾亦斌什么把柄，但蒋经国仍然不放贾亦斌回去。贾亦斌担心日久生变，一直在寻找机会争取早日跳出这个牢笼。机会终于来了。
3月11日上午，贾亦斌照例又由人陪着“游山玩水”，自雪窦寺妙高台下山途中，正巧遇见蒋经国陪同阎锡山上山。那天，蒋经国显得情绪很好。贾亦斌趁机向他提出，溪口风景已游遍，想回嘉兴为部队开往福建作安排。也许蒋经国经过8、9天的监视考察，未发现贾亦斌有什么“异常”情况，在嘉兴预干总队也没抓住贾亦斌什么把柄，一时无法处置。今天见贾亦斌要求返回嘉兴，趁着高兴，就爽快地答应了。贾亦斌得到他的允许，如同出笼之鸟，一刻也不敢耽搁，当天就同彭位仁一起离开溪口经宁波回上海了。
此次溪口之行，是贾亦斌同蒋经国的最后一面。很多年过去，贾亦斌才从方庆延处得知，蒋经国从上海“打老虎”失败后，就已对贾亦斌产生了怀疑。据方来信说，1948年11月上海“限价”失败后，蒋经国去奉化前，回到南京励志社2号住处。那天天气阴沉，蒋经国打电话到预干局找方有事。大约上午10点左右，方庆延到了励志社。蒋经国一个人在房间里，埋着头坐在沙发上。方进去后，蒋一摆手指着对面沙发示意他坐下，一手拿起一支烟，一手拿火柴点着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慢慢地说：“简直是众叛亲离了！你知道贾亦斌这个人的情况。你要主动接近他。必要时全权负责处理他。”方对蒋这一指示采取了淡然处之的态度。不久，方随预干局去广州，遂不了了之。由此可见，此次溪口之行确系险象环生，千钧一发。由于贾亦斌机智沉稳，才得以化险为夷。
从溪口回来后，贾亦斌积极准备起义。1949年4月7日凌晨，一场震惊中外的嘉兴起义爆发了。
起义部队出了嘉兴城之后；林荫即到嘉兴国民党城防司令部报告。该部又立即分别急电国民党国防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和浙江省警备司令部。这对国民党政府自是一个心脏起爆；顿时慌乱一团。当天凌晨；住在溪口小洋房的蒋经国收到嘉兴、上海同时发出的寥寥数字的急电：“贾亦斌昨晚叛变，总队长黎天铎下落不明”时；整个溪口一片惊恐沮丧。蒋经国犹如心头被剜了一刀；悔恨交织地“为此痛哭流泪向乃父检讨”（蒋经国亲信蔡省三语〉。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痛斥其子“无能”；“用人失策”。
蒋经国派人香港行刺贾亦斌
1949年春的溪口之行，是贾亦斌与蒋经国的最后一次见面。以后，蒋经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继续其下半生的政治生涯。从此，他们俩天各一方，海峡阻隔，不得相见，而双方的间接交往却并没有断绝。
50年代，海峡两岸处于严重的敌对状态中。贾亦斌当时在宋时轮将军的九兵团，从事对外联络工作。1950年，贾亦斌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号召下赴香港工作。蒋经国得知后，发誓要除掉贾亦斌。
贾亦斌说：“记得当时住在香港九龙尖沙咀西洋菜街。有一天，我与旧部约好在尖沙嘴的半岛饭店见面，还没谈几句，我发现情况不对头，饭店周围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我当即决定中止会谈，迅速撤离。”
贾亦斌出了饭店就租了一辆计程车，即发现后面有车跟踪。贾亦斌要司机东拐西拐，接连换了3次车，才最终把“尾巴”甩掉。后来，知情者告诉贾亦斌，跟踪贾的特务曾说：“贾亦斌太机警了，本来差不多要得手了，却还是让他逃掉了。”
随后，贾亦斌从原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随贾亦斌去香港的郑重为那儿得知，蒋经国在获悉贾亦斌秘密进入香港后，立即命令情报特务系统的香港站站长王新衡，要他设法除掉贾亦斌。
王新衡是蒋经国的留苏同学。他受命后找过郑重为，要郑参与除贾行动，并传达蒋经国的指示：打探贾亦斌的住址，可得5万美金；活捉贾亦斌，可得20万美金。
当时，国民党已派军舰在香港附近海域游弋，一旦捉到贾亦斌，即绑架到军舰上，押往台湾；如不能活捉，就采取“打闷棍”的方式处决贾亦斌。并许诺，处决贾亦斌后，可在台湾受到很好的保护。如果在台湾仍无安全感，可移民巴西，并确保安度终生。
蒋经国为何必欲去贾亦斌而后快呢？贾亦斌分析原因有三：一是贾亦斌率部起义后，蒋经国受到蒋介石的痛斥，唯除掉贾亦斌才能解蒋氏父子心头之恨；二是蒋经国自建情报系统后，与国民党原情报系统各派矛盾日益尖锐，贾亦斌的起义使其陷入受人攻讦的口实；三是青年军中大量军官与贾亦斌过往较密，他以为只有除掉贾亦斌，方可消除其嫡系部队的心腹之患。
在香港，贾亦斌的活动是很危险的。但为了“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贾亦斌义无反顾，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工作，直到奉命返回上海。
跨海传话，重续友谊
由于贾亦斌曾是国民党国防部预干局代局长的特殊身份，又是国民党青年军的上司，所以后来他曾到福建沿海对去台的青年军将领，如驻金门的刘安祺、驻澎湖的郑果将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罗又伦将军、宪兵司令王永树将军等人，发表广播讲话，号召他们迅速举义归来。
1957年3月，驻台美军上士雷诺枪杀革命实践研究院少校学员刘自然，竟被美军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引起台湾当局和民众的不满与公愤。5月24日，台北市民捣毁了美国驻台的“大使馆”，这就是著名的“五·二四反美事件”。美国报刊一致认为蒋经国及其亲信是该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刘自然事件”表明美蒋矛盾达到了高峰，也反映出包括蒋氏父子在内的绝大多数国民党人仍然具有民族意识，是值得称许的。贾亦斌从中又看到了以前所熟悉的蒋经国的性格，即不愿屈服于外国的压力之下，私心甚感快慰。于是发表广播讲话，对刘自然之死表示悲愤，对台湾民众的反美正义行动表示支持。
同年，贾亦斌参加了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在会上，贾亦斌向台湾当局呼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化干戈为玉帛。
六七十年代，蒋经国逐步从其父手中接过权力后，推行若干“革新”措施，同时大力发展经济，在其他各种条件的配合下，促成了台湾经济的“起飞”，使台湾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受到了各界的称赞。尤其是蒋经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对“台独”势力保持警惕，采取了压制和防范措施，这是贾亦斌最为欣慰的。贾亦斌说：“记得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上海公报》公开发表前夕，周恩来设宴庆贺，我当时任上海民革副主委，应邀出席。有一位随同尼克松来华的叫克莱因的美国官员，与蒋经国的私交甚深。当他得知我与蒋经国关系非同寻常后，主动走到我身边，说他与蒋经国很熟，问我是否有关于国家统一或私事要带信给蒋经国。我当即回答：‘中国统一是海峡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无需外国人代劳。如去台湾则请代我个人向经国先生致意和问候。’”
1979年，贾亦斌从上海调到北京，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中央促进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统一工作组常务副组长。
翌年，贾亦斌随以王首道为团长的全国政协代表团出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