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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此贫弱的基础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其难度可想而知。何况在十月革命后的五年时间里，苏俄人民的第一项任务并不是建设；而是生存；是在国内叛乱和西方工业国的围剿中生存下来。
内忧外患中，苏维埃怎样力挽狂澜？
1918年9月2日，苏维埃中央发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胜敌人”的呼吁，苏维埃政权选择了一切为了战争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在农村征集全部余粮，甚至是部分口粮，在城市集中控制工业生产、流通和分配，实行总管理局体制，中央紧紧控制企业，依靠行政命令统一管理国民经济，企业没有自主权，中央管理局给企业制定指令性年计划、季计划，甚至月计划。
这一政策使苏俄形成一个整体，迅速走上战时轨道，每一分力量都投入战斗。当然，仅有这些还不够，“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
旧的沙俄军队已解散，苏维埃授权给托洛茨基，组建一支新的军队，它叫红军。
在1919年，有一本手册发给走上前线的每一个共产党员。手册中有一句在俄罗斯大地上广泛流传的话：“共产党员的称号要担负很多义务，但是只给他一项特权——最先为革命而战。”
粮食人民委员（粮食部部长）瞿鲁巴被奉为共产党员的楷模，作为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他并没借此填饱自己的肚子。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莫斯科到喀山的铁路上产生了一个列宁称之为“伟大创举”的行动。这里的党员放弃休息，忍着饥饿，不要报酬，为支援前线义务劳动。这一举动迅速传遍俄罗斯大地，并成为俄罗斯人民的集体行动。
正是在这样无私的党员和坚忍的人民支持下，苏维埃政权在这场与全世界资本主义力量的作战中，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击退了各个国家的干涉和入侵，消灭了内部叛乱，保住了苏维埃政权。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帮助苏维埃集中所有力量打赢了战争。
战争胜利了，政权保住了。河山依旧，国家已然满目疮痍。
粮食产量只及战前一半，工业产值只有战前的13。8％，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出现在布尔什维克面前的是一个沉重的课题，一个类似于毛泽东所说的“进京赶考”的课题——怎样在一片瓦砾上创建一个具有崭新社会形态的强大国家？
历史没有答案，也“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历史要靠布尔什维克自己创造。
正如列宁所说：“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向前，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2、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况，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
1920年，战争结束了。苏俄人民开着缴获的英国坦克在俄罗斯大地上耕耘，他们希望铸剑为犁，在和平环境中建设新的生活。
从和平转向战争总是困难的；但是战争转向和平也不容易。因为战争改变了一切，甚至在人们的思维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战争打响之后，一切为了战争；战争胜利之后，一切准备下一次战争，这一思维定势成为此后苏联发展建设的内在逻辑。
战争中显现出的国家集中一切的威力，使苏维埃决定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包括列宁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这一方式可以让国家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迅速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
但是，历史证明这种做法无情地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在战争结束一年后就给国家带来了一场“春天的危机”。
1921年春，全国发生饥荒，三千万人在挨饿。为反对无偿的粮食征收，农民们拿起了武器，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干脆提出建立不要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喀琅施塔得，这个十月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最坚强的堡垒，现在居然因为继续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将枪口对准了布尔什维克。
面对苏俄的紧张气氛，特别是喀琅施塔得，这场所谓“穿着军衣的农民骚动”让列宁陷入思考，是什么将苏维埃的支持者推向了反面？
在画家弗·塞罗夫在1921年创作的一幅油画中，描写了真实发生过的场景。
列宁走进各地农民中，倾听，思考，在人民中间寻找答案。
一位农民说：“土地属于我们，面包却属于你们；水属于我们，鱼却属于你们；森林属于我们，木材却属于你们。”
还有人说：“在实行余粮收集中，懒汉和勤劳的人都同样摊派，这太不公平了”，“要使农民看到好处”，“余粮收得太多。请给我们定个标准，要不，我们会把春播的种子都吃掉”，“怎样才能使人们看到好处呢？很简单：按百分比收集余粮”。
归根结底，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偿征集农民的粮食，严重打击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人们不愿意生产多余的粮食，有的农民宁可将多余的粮食糟蹋了，也不愿接受无偿征集。
列宁亲自记录了农民们的意见，他对农民代表说：“我知道，当农民的一切都被拿走，而给他们的东西又是那么少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何等艰难。我了解农民的生活，我热爱他们，我尊敬他们。我请求农民再稍微忍耐一下”。
面对这一切，列宁直言不讳地坦承错误：这次失败表现在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是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
列宁明白这个新生的国家面临的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必须尽快拿出一份合格的答卷，他说：“余粮收集制已经不能继续实行下去了。这种政策早就应当改变了。在这方面我们目前也许正处于我们建设的最困难时期。如果用党的工作同高等学校的四年课程相比较，那么我们正在参加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的升级考试。”
苏俄政府拿出的答卷是新经济政策。
这就是列宁思考的结果，这一政策即使在今天依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在当时实施它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崇高的威望，值得布尔什维克和苏俄人民庆幸的是，这两点他们的小个子领袖都有。
1921年3月开始，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首先就从农民问题入手。
停止征集余粮，实行粮食税。完税后余粮完全由农民自己支配。粮食税很受农民欢迎。）
新经济政策最核心的问题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直接联系起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联合绝大多数居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发展使农民同社会主义经济结合的环节——商业。
在商业领域，新经济政策刚开始实行的是直接用工业品换农业品，但是俄罗斯大婶们却更习惯于货币形式的交易，不愿意进行物物交换。而且，工业品也迟迟到不了位。
于是列宁宣布恢复国内自由贸易，重新建立银行系统，设立国营百货公司。
这里是位于莫斯科红场一侧的国营百货商店，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俄罗斯旅游的一个景点和购物地点。1921年，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开始营业。
现在的红场人来人往，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到这里观光旅游。然而，在八十多年前，这里却很难看到外国人，因为当时欧美等先进工业国仍在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并把苏俄形容成野蛮、荒凉的国度，很少有人会想起来到这里旅游。
1921年8月，一位23岁的美国青年来到了克里姆林宫，路上的行人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他。他也不是旅游者，他是列宁邀请来的美国商人阿曼德·哈默。
哈默的父亲是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父亲一样，哈默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关注，1921年他带着大批医疗设备来援助苏俄。
在列宁的办公室，哈默怀着极大的兴趣听这位小个子领袖谈他的新经济政策。
其中最让哈默感兴趣的是工业领域。因为新经济政策允许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某些大企业，以租借或合作的方式交由本国和外国资本家；以及合作社和手工业者经营。
1921年10月28日，第一份给外国人特许权的合同在苏联外交部正式签署，哈默获得了一所石棉矿的特许权。同时，在列宁支持下，哈默成为二、三十年代美苏贸易的核心人物。
他在美国企业界游说，联络了30多家美国大公司，组成美国联合公司，将美国的产品运到苏俄，换取苏俄的物产，美苏的易货贸易由此开始。
但是，苏联并不想单纯从国外进口产品。列宁对哈默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美国的资本和技术，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车轮再次转动起来。”
在距离莫斯科500多公里的下新城，是现在俄罗斯的第三大城市。
在半个多世纪前，它的名字叫高尔基市，是苏联的汽车城，它拥有俄罗斯最大汽车制造厂之一——高尔基汽车制造厂，2004年这里生产的各种型号的汽车有23万辆。在这些汽车的名字中，都有“嘎斯”的字样。
嘎斯车是苏联时代的代表性符号之一。而最早在苏联生产“嘎斯”车的，是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大亨亨利？福特。
福特原先把苏维埃看作“势不两立的敌人”，声称除非苏联的意识形态变得适合他口味，否则他“不会运一个螺帽去那儿”。哈默劝他说：“要是这样，你会有太长的时间没法在那里做生意，那里可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事后证明，福特对这笔与苏联的交易十分满意。
在高尔基市，福特与苏联建立了汽车联合企业，从1932年起，每年有十万辆嘎斯牌客车和卡车下线，在苏联的道路上奔跑。
正如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和改善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并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全面支持地方的首创精神，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做斗争。”
新经济政策是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反思，它认识到了苏俄落后的经济基础和人民的认识水平都远不足以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一政策更符合当时的现实。重视利用市场机制的新经济政策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他后来在1922年初写道：“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况，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
然而，此时的列宁所面对的并不是载歌载舞，而是阴云密布。
3、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1921年8月，莫斯科的一所公寓里传来一声枪响。苏俄著名象征派诗人勃洛克开枪自杀，在他的遗嘱中有这样两句小诗：“看，莫斯科受寒忍饥，从前整洁美丽，而现在是买卖投机。”
勃洛克之死并不是一个特例，当时，在苏俄知识界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自杀浪潮，共青团在两年之内失去了一半团员，俄共党员中也有很多人退党。
这一切都因为新经济政策的施行，在许多人看来，新经济政策就是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而商品货币关系是与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联系在一起，于是有人大骂列宁是在向资本主义过渡，一位俄共元老甚至直截了当地对列宁说：“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对十月革命的背叛”。
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认为，实行粮食税以后，允许剩余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自由买卖，将会大大助长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新的剥削阶级就会在这场土地上重新滋长起来，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现象。他说，由于俄国经济落后，眼下不能用集中的计划来裁夺和调整经济生活，“于是就向市场这个魔鬼说：请你来帮帮我们的忙。”
这种情绪不仅在苏俄内部滋生，甚至蔓延到国外。1922年2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1次扩大全会上，法国代表们像小孩一样嚎啕大哭，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复辟，削弱国际革命运动。
面对如此强大的压力，列宁并没有后退，他反复耐心地告诫同志：“你们怀着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但是你们想从这一层一下子跳到顶层去；可是，我们说——不行，小心一点，一步一步地干吧。”
列宁不停地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发表演说，写文章说明到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新经济政策。他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有这样的胆识，“迫使共产主义的敌人来建设共产主义，用资本家捡来打我们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我们没有别的砖头，要迫使资产阶级专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建设我们的大厦。”
作为那段光辉岁月的亲历者，在苏联生活了7年并成为亿万富翁的哈默，在1983年时与中国朋友谈起了苏联往事，他说：“现在你们国家已经做出了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把市场与计划结合起来。……这使我不由想起了60多年前列宁的那些主张，叫做新经济政策……中国正在发展列宁的这些主张，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事实是最好的教科书，很快，新经济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果，粮食税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年后，苏联农业获得丰收，饥荒的阴霾散去。而在商业等各个领域，也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