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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政治格局开始出现变数，而且慢慢推演，不可逆转。
投降契丹的赵延寿，此时正做着卢龙节度使，他很早就想模仿石敬瑭，也来弄个中原皇帝坐坐，因此多次劝说耶律德光“击晋”，攻击后晋。史称“契丹主颇然之”。契丹皇上深以为然。耶律德光认为必须要“教训”一下后晋了！
石重贵这时不以为然，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北境的危险，他的心思现在全在叔母冯氏身上。
贪美色柩前成婚
冯氏是五代时一等一的大美人，原来是魏州副留守的女儿。石敬瑭镇守魏州时与这位副留守感情不错，就在称帝之后给自己的弟弟石重胤提了亲，两家结为亲家之后，石敬瑭还将冯氏封为吴国夫人。
说来这个石敬瑭也是个不读圣贤书的主儿，他因为疼爱这个兄弟，竟将其改名，大排行以“重”字行，成为自己的侄儿辈，表示要像爱儿侄一样爱自己的兄弟。但这位石重胤在李从珂之乱中被杀，去世太早，冯氏早早地做了寡妇。
石重贵早就贪恋叔母美色，石敬瑭一死，他得到了机会。
当时石敬瑭的灵柩还停在宫中，石重贵便把其叔母娶了过来。
群臣无耻，都来祝贺。
石重贵更无耻，对冯道等一干祝贺大臣说：“遵皇太后之命，因为丧事还没有完，这个婚事就不跟众卿举办大庆啦！”
群臣退出，出帝石重贵就开始与冯氏酣饮作乐。有时要醉醺醺地经过高祖石敬瑭的灵前，就用酒酹地，向先皇祷告说：“皇太后有命，这个婚事也不同先帝搞大庆啦！”
左右之人听到都不觉失笑。出帝自己想想也发笑，对左右的人说：“我今儿当了新女婿，怎么样？”
冯夫人和左右都附和着大笑起来。
皇太后也即石敬瑭的夫人李氏虽然恼恨，但也拿他没有办法。
这个历史细节留在记录中，再一次证明：礼，在古代就是一种源于天道的行为规范；违背了礼，也即违背了天道下的行为规范；这样的人物事实上是对传统经验系统下规则的藐视，因此是传统所批评的对象，也是正道所批评的对象。他们在游戏规则中没有敬畏，属于“搅局者”，一般而言，这样的人，大多走在人生失败的边缘。石重贵也不例外。赵匡胤时代，天下文明之沦丧，一至于斯。赵匡胤以后要一点点恢复天下文明，就要面对历史驶过的惯性，做出一点一点的努力，工作艰难……
且说石重贵的原配夫人正好也去世不久，现在既然收纳了冯氏，干脆就将她扶为皇后，即位中宫。
石重贵昼夜纵乐，冯氏得专内宠。宫女们只好纷纷讨好冯氏，只要冯氏张口，讨好者就可以封为郡夫人。冯氏更开始干预政事，在枕头风中，她的哥哥冯玉，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物，被破格提拔为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参与国家管理。冯玉做学士后，专门雇佣了文人捉刀，替他写文章。不久这位冯玉又升任为枢密使，做了国防大臣，与景延广共掌全国武装力量。
景延广“十万横磨剑”
有个投降了契丹的牙将叫乔荣，契丹任命他为“回图务”，这是相当于边境商行的机构总管，负责两国边境口岸的货物交易。乔荣干得不错，有点积蓄，还在两国友好期间，在汴梁购置了房产。
到了石重贵时代，景延广就抓了乔荣，向出帝奏道：“从此凡是辽人在晋国境界内的，一律杀之，把他们的货财没收！”
说话就要杀乔荣。众人知道这事不得了！两国好歹和平多年，不见刀光，此时杀了人家的“回图务”，等于杀人家的大臣，那样岂不就有了吉凶难测的战火？诸人好说歹说，算是留下了乔荣一命。
乔荣被放行，临别时来辞景延广。
景延广对乔荣大言道：“回去告诉你家主人，先帝是你们北朝所立，所以我等称臣奉表。但我们大晋现在的皇上乃是中国所立！现在所以降志低调面对你们北朝，正因为不敢忘先帝跟你们的盟约。晋、辽为邻国，我们称‘孙’，足矣，但断无称‘臣’之理！北朝皇帝不要轻信人言，轻侮我中国。中国士马，你也看到了。北朝的老家伙要是不爽，发怒，就请来战，孙儿这里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但他日要是为孙所败，取笑天下，可不要后悔！”
横磨剑，本来是指又长又重的大剑，景延广这里借指后晋精锐士卒。
“十万横磨剑”！乔荣觉得这番话够狠，但他担心回去说，恐怕没人信，就多了个心眼，对景延广说：“公这一番话，太多了，我害怕有遗忘，请您还是给我写张纸吧。”
景延广正在爱国热情血脉贲张中，根本就不在乎后果，就命人书写了这番话签名画押让他带走。
按照两国交往规则，景延广扣押乔荣，没收人家财产这件事，从性质而言，比“称孙不称臣”“十万横磨剑”要严重得多。为《资治通鉴》做注的胡三省对此有一议论：“景延广建议称孙不称臣，犹可曰为国体也；囚其邸吏而取其财货，则误国之罪无所逃矣。”乔荣在汴梁的府邸，相当于后世的领事馆，有不可慢待的严肃性。景延广此举，等于践踏他国尊严和财产，这是任何一个邦国也不愿意接受的羞辱。
果然，乔荣回到契丹后，一五一十或添油加醋地告诉了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德光大怒。想起派往南唐的使者高霸在淮北之死（我将在后面讲述这个精彩的谍战故实），越发感到后晋对契丹的恶意了。于是，就在这一时刻，耶律德光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入据中原！
景延广一言丧邦。
“十万横磨剑”在契丹与后晋之间划出了深重而又不可弥补的裂痕。
从此以后，晋使到契丹，都被捆了押在幽州，耶律德光再也不见晋国来使。
在后来的几次战役中，契丹每一次出战，都拿景延广这一番话作为借口。
各地有识者皆因景延广这一番大言，意识到天下要变了。
后晋名臣桑维翰多次请“逊辞”向契丹道歉，景延广根本不听。
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更凭直觉知道“十万横磨剑”必然召寇，但是他也知道多说无益，于是开始招募兵勇，奏明朝廷在河东置备十几处要塞以备契丹。史称刘知远此时已萌“异志”。他之所以建构后汉帝国，很可能就在这个时机有了更具体的蓝图想象。
当时天下藩镇，除了中原大藩之外，就属河东、河北最为强悍，其中尤以河东为盛。中唐以来，为害中原最深的也是河东。河东就是山西，因位于黄河之东，故称河东。此地唐时胡汉杂居，多产马匹，先后名藩如安禄山、朱温、李克用等，皆据河东而反。石敬瑭也是据有河东后，开始壮大实力。所谓节度使，事实上就是战区最高指挥官，因此凡有节度使的地方，基本上可以视为军管辖区。最初唐代设于边陲，总十个军政长官，受职之时，朝廷赐以节钺，所以称为“节度使”。后来内地也开始设节度使，于是，地方行政与军政混合的行政加战区的藩镇，就成为百余年的制度性存在。河东节度使驻节太原，辖区屡有变化，但基本保持晋北晋中之地。
现在的河东，在刘知远辖下。
刘知远将河东建设得比以往更为强盛，成为足以与中原抗衡的大藩。
后来让赵匡胤头痛的北汉，也基本上是河东节度所在。终赵匡胤一世，没有解决河东问题——河东问题，要等到宋太宗赵光义时代才彻底解决。
后晋的三驾马车得罪了耶律德光，招来亡国之战；得罪了刘知远，在亡国之战中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援力量；如此，亡国，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括民谷”四海遭殃
后晋出帝石重贵，因为国家管理的无能，已经失去了政治正当性、合理性与合法性；更严重的，他还有一项至为邪痞的政治经济政策：“括率”。
所谓“括率”，“括”汉语中有“搜求”的含义；“率”有“征求”的含义；直译过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搜刮”。因为搜刮的主要是粮草，故又称为“括谷”，史称“括民谷”。
但要记住：括率，不是地方藩镇行为，而是国家朝廷行为，是政府派到地方去搜刮粮财的临时性加税之经济行为。派出的官员有个临时的职称，就叫“括率使”。“括率”这个词，是在大唐五代历史文献中常常出现的血腥概念。
它从唐代德宗时代就开始了，但在五代时尤盛。官方派出“括率使”，带着工作组到地方，挨家挨户去搜刮粮草钱财。搜刮的名义可以是“朝廷用度不足”，也可以是“战争储备”，诸如此类。其实就是官员巧立名目入户抢劫。而且抢劫的额度有指标，这是比江南马楚的加税更狠毒的官方掠夺（马楚的故实，我会在后面来讲）。更为令人发指的是：地方官员在“括率”中，往往自行扩大规定的指标，将扩大出来的财货中饱私囊。这类现象，后晋一朝屡屡出现。
石重贵登基后两年，“括率”至有四五次之多。看新旧《五代史》、看《资治通鉴》、看《乾隆御批纲鉴》、看野史，都会发现后晋时期“括率”的疯狂。这是官方明火执仗抢劫的记录。后晋，因为“括率”而将自身置于历史上的“非法”之境。这类对私有财产的无情侵吞，是无道邦国的标志性痼疾。
赵匡胤的大宋帝国，与历史上的邦国或有多种相似处，但在对待私有财产方面，老赵和他的帝国是做得最好的。唐五代以来的“括率”行为，大宋从未有过。老赵不仅不允许部下剽掠民间财货，甚至对大军行动之后，被刁民乘火打劫的苦主，还由国家主动给予地方补偿。
与赵匡胤比，石重贵很像一个野蛮人。
现在来看后晋的“括率”。
出帝上台，老天闹灾。这一年，春夏干旱，秋冬大水；还有更厉害的蝗灾，蝗虫东起海边空地，西到陇头山麓，南跨江淮，北至幽蓟，从原野到山谷，从城廓到庐舍，漫天是蝗虫。不要说庄稼，连竹叶、树叶都被蝗虫吃光。这境遇下，若是赵匡胤早就开仓放粮了，但石重贵却开始了更加严苛的督催地方到民间抢粮。史称“重以官括民谷，使者督责严急，至封碓（封仓全抢），不留其食，有坐匿谷抵死者（有因为藏匿谷物而被处死的人）”。
因为，整个后晋已经感觉到契丹在异动。这意味着：大战在即。
但地方官也有有良心的，实在完不成“括谷”的指标，“县令往往以督趣不办，纳印自劾去”，自己宁肯丢官，也不去完成那个抢劫的指标了。
按照后来宋初全境约五百万人口计，后晋此时“民馁死者数十万口”，全国饿死近十分之一的人口；而流亡者更不可胜数。朝廷无粮，但马上就要有一场吉凶莫测的大战，这时，也看出了后晋官员的“觉悟”。史称“留守、节度使下至将军，各献马、金帛、刍粟以助国”。后晋文武官员还是表现了极大的牺牲精神，自家献出钱财来“助国”打契丹。这是很难看到的历史记录。后晋人对契丹已经有了身份识别性质的“觉悟”。这个记录比起明末崇祯朝的官员来，似乎更多亮色。官员“助国”打契丹，有“同仇敌忾”的性质。据此可知，景延广对“士气”有估计。应该说，如果战略正确，调度得宜，最终战胜契丹是存在可能性的。但后晋没有抓住机会，多次有过失误，败亡已经不可避免。
契丹即将来侵、后晋全国闹灾、官吏各地括谷、士庶惊惧悲哀。后晋弥漫在沉痛而又凄楚的悲壮气氛中。
人祸猛于天灾
随着契丹的动作越来越明确，后晋的括谷也越来越疯狂。大兵一动就要粮草。因为天灾，史称“国用愈竭”，于是更派出“括率使”三十六人到各州郡再次去“括率民财”，这一次甚至下了死命令，三十六人各人都封赐了尚方宝剑，意思就是：地方如不听命，可以先斩后奏！到了地方，使者带上如狼似虎的吏卒，拿着锁链和刑具、刀杖，直接进入民家“括谷”。这时候，百姓家里的大人孩子个个魂飞魄散，吓得是求死都不可能——想死，也得拿出粮财来！更有地方县吏“复因缘为奸”——也就是借着国家这个政策随意扩大指标，多抢多占。
景延广也参与到公开抢掠中来。
当时规定河南府要经由“括率”，出缗钱二十万，景延广擅自要求：“率三十七万”，那多出来的十七万，就是他自己要贪污的数额。
这时有位留守判官卢亿，对景延广说：“公位兼将相，富贵极矣。今国家不幸，府库空竭，不得已取于民，公何忍复因而求利，为子孙之累乎！”
景公您出将入相，可以说富贵到极点了。现在国家不幸，府库都倒腾空了，不得已到民间去支取，景公您何以忍心借着这个机会再去求个人私利，这岂不是为子孙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