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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瑭正巴不得有这样好结局,当下应允。
于是,范延光带上他的所有财货,准备向家乡河阳(今属河南孟县)开拔,史称“重载而行”。但杨光远早就觊觎他的财富,史称“利其货,且虑为子孙之患”,贪图他的财货,并且担心他以后会成为杨氏子孙的祸害,决计施出毒辣手段,杀掉范延光。
后晋首都迁移到汴梁,洛阳成为后晋西京,杨光远当时正做着西京留守,但兼领河阳军镇。于是上奏道:“范延光是个叛臣,他养老不把家放在汴梁或洛阳,而放归都城之外,恐怕他还会勾结敌国。说不定哪天就跑到敌国去了,成为我晋国之患!不如早一点除掉他!”
但石敬瑭认为既然已经赦免他的罪,且颁发了“铁券”,许他不死,如果再杀他,会失信于天下,就没有答应杨光远的奏章。杨光远不死心,又上奏要求敕令范延光留居西京洛阳,不能去河阳。石敬瑭答应了这个要求。范延光只好转赴洛阳。
杨光远派出自己的儿子带领甲士包围了范延光下榻的府邸,逼他自杀。范延光不服,质问杨子道:“天子在上,赐我铁券,许我不死!尔父子怎能如此待我?嗯?”这一番话透露了这位昔日藩帅的“不达时务”。在一个没有规则的无道邦国,试图讨论规则,实在是昏妄愚蠢至极。“铁券”背后的规则没有成为他的挡箭牌。杨子抽出白晃晃的钢刀,找个理由逼迫着他上马,向黄河渡口走去。上了浮桥以后,杨子将其连人带马挤到水里,看着这位曾经梦想得到赭黄袍的人物,一点一点地,沉了。
杨光远上奏说:“范延光自杀,投水而死。”然后堂而皇之地将范氏家财全部据为己有。石敬瑭明知个中缘由,但是惧怕杨光远的彪悍,也不敢深究诘问,只追赠了范延光一个“太子太师”的荣誉职衔,为他“辍朝”三日,三天哀悼,不上朝,完事。
很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实:董温琪遇到秘琼,秘琼遇到范延光,范延光遇到杨光远,各自一世经营、掠夺的财富转瞬间成为他人囊中之物。而杨光远也不是最后的胜利者,他后来试图谋取更大利益,勾结契丹,终于让石敬瑭下了狠心,派出大将李守贞围死了他。再以后,李守贞的死相也很惨。
他们无人如愿得到并享用那件梦想中的赭黄袍。
他们也无人平安地得到并享用一世用之不尽的金山银山。
玖 从刘知远到郭威
安史之后,拥戴新主案例屡见不鲜。所以,纵容士卒将帅,演成骄兵悍将之局面。郭威立威,严格执行军法军令,有刘知远的传统,但比刘知远更公正——刘知远是滥杀,郭威是按法诛杀。这是二人威权正当性的不同处。
深藏不露的刘知远
后梁已矣,后唐已矣,后晋已矣,现在轮到了后汉。
后汉的建国者刘知远,是传统中国为数不多野心勃勃又极具战略构想的人物。船山先生对他的评价是,这是一个“图度深密”,“有志略而几于豪杰者”,图谋规划深藏不露,志向远大又有谋略,近似于“豪杰”的人物。“几于豪杰”,这四个字有春秋笔法,意思是说他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豪杰”,只不过在乱世之中,从朱温以来,矬子里头拔大个,刘知远算是“比较”能耐,捍御契丹,又“比较”坚定的一位近似“豪杰”的人物而已。
史称刘知远“弱不好弄,严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凛如也”。小的时候不好玩耍,庄重沉稳,少言寡语,紫色脸膛,眼白多于眼珠,望上去有威风凛凛的样子。
后唐明宗李嗣源时,他与石敬瑭在一起,算是一员偏将。有一次跟后梁的军队作战,石敬瑭战马的装束出了问题,马甲折断,后梁兵马上就要追及。危急中刘知远将自己的战马换给石敬瑭,自己骑着没有马甲的战马殿后,竟然平安返回大营。从此以后,石敬瑭开始信任刘知远,任命他为帐下押衙,相当于办公室主任。这类故实可以看出,刘知远确有大将风度,关键时刻可将生死置之度外,有春秋以来的士风,不是凡夫俗子。
他的野心应该是逐渐形成的。
随着年岁越长,乱世人物一个个看过来,心里有数了:原来不过尔尔。他也许会有想法:我可能未必天下第一,但天下确无第一之人。正所谓:朱砂没有,红土为贵;在盲人的国度里,独眼龙也是将军。
当石重贵等人对他有所猜忌的时候,他在心理上有了独立坐大的念头。而他的资本,就是河东。这样,契丹,在刘知远那里也不过成为一粒棋子,就像石重贵也不过是一粒棋子一样。他也开始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但杜重威、赵延寿、杨光远之流是以勾结并投靠契丹的方式下棋,刘知远则是以羁縻、抗击契丹的方式下棋。
当初安重荣也是以抗击契丹的方式“下一盘很大的棋”,但他与刘知远比,少了“羁縻”契丹的智慧。
“羁”是用军事和政治压力与手段,控制对方;“縻”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与诱惑,抚慰对方。这是秦始皇以来中央政权对边远地区或异族地区的一种管理模式,是以大管小。但刘知远虽然并不大于契丹,却有这种襟怀和战略,控制契丹、抚慰契丹。
“羁縻”契丹
刘知远不去招惹契丹,有时还会示好契丹,在晋阳大战中,他就奉石敬瑭之命去夹击后唐,斩获千余人。他不去与契丹打仗,但契丹一旦袭击河东,他也不客气,即刻派军出击。而在与契丹大大小小的几次战役中,他都是胜利者,但又不是“辉煌胜利”者——他会将契丹打痛,但不会打得太苦,他只要契丹懂得他不好惹,即随时收手。
后晋开运元年(944),耶律德光南下时,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相当于北方幽州一带前敌总司令)的刘知远,就在忻口大破契丹,之后又在朔州阳武谷再破契丹。一次战役,甚至将契丹来犯者斩首七千级。但他从来不去追歼穷寇,也不按照后晋的安排发起协同破袭。他既不拼命树敌,又有效保留元气。就用这种“羁縻”政策,契丹没有成为他称帝之路的障碍。
他在等待时机。
他相信这个时机,他能等到。
当初景延广吹嘘“十万横磨剑”时,刘知远即完成一个判断:此举必然招致敌寇来侵!但景延广当时正在风头上,刘知远知道劝谏无用,更知道后晋出帝石重贵对自己也并不信任,于是,干脆不以后晋社稷为社稷,只管经营河东。当然,他也知道此举风险较大,等于在契丹与后晋两重压力下玩三国杀。过去将坐骑换给石敬瑭那样“忠心救主”的一点士风,他是没有了;他有的是:韬晦、待时、他年敢笑石氏不丈夫的帝王之“远猷”。
当年石敬瑭向后唐末帝李从珂上表,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当年赵德钧向后晋出帝石重贵上表,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当年杜重威也向后晋出帝石重贵上表,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刘知远也曾如法炮制:上表石重贵,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
刘知远与那几位不同的是:他不待朝廷降诏,上表后即开始在河东诸险要地区建城,设立军事要塞,一年间,这样的要塞建设了十几处,各派出大将镇守。与此同时,开始募兵。
刘知远之所以能有此举,除了他自己的智慧、能力、构想之外,还得力于他倚为心腹的大将郭威。
耶律德光赐书刘知远
契丹入侵后晋时,出帝石重贵多次命令刘知远到崤山以东与诸将会师,但是早过了约定时期,刘知远还是没有动。
崤山位于河南西部、陕西东部、山西南部,豫陕晋三省交界。占据此地,即可对晋安大寨构成呼应关系。大军迤逦北上,就相当于围棋中的“接”;晋安大寨相当于围棋中一块生死未卜之“地”,“接”过这块“地”,就活了;“接”不住,就死了。这类军事常识,打过仗的都懂。
刘知远不动,啥意思?
石重贵作为与耶律德光“下棋”的“棋手”,看到了这盘大棋“不接”的后果,因此极为失望,疑心也更重了。
他对亲近的人说:“太原根本就不帮朕,这人必有反叛图谋。嘁!如果这人有当天子的福分,干吗不早点干!”
从此以后,虽然任用刘知远为诸军都统也即总司令,但实际上没有给他施行指挥的权力。朝廷密谋军国大事,也不再让刘知远参加。刘知远也自知被朝廷疏远,隐忍不言,更加谨慎处事,自我守护。
郭威察觉到刘知远的忧虑之色,有一天对他说:“河东地方,山川险要而坚固,风俗又多崇尚勇武,况此地还多产战马,咱们无事时可致力于耕作生产,有事时积极操练军旅之事,这是成就霸业和王道的资源依凭,我们没有什么可忧虑的!”
郭威这个意见并无出奇之处,但此时此刻,刘知远需要一个“同谋”,一个“知音”,以此“心心相印”,可在日后的战略展开中,默契配合。郭威一番话,成就了他在后汉最重要的“合伙人”地位。
刘知远接受了郭威的说法,反意已决。
契丹进入汴梁之后,刘知远先是派藩将王峻带上三道表章去见耶律德光。
这三道表章的主旨分别是:
一、祝贺契丹入据中原。
二、告知耶律德光,河东之地,夷、夏杂居共处,天下有事,士卒屯聚,所以我刘知远不敢离镇前往汴梁朝贺。
三、本应献上贡品,但契丹有一支部队屯于太原附近,太原城中人心忧惧,等皇上您召还此军,道路畅通,我就派人来汴梁送贡品。
三道奏章说的道理,言不由衷之处,傻子也明白;无懈可击之处,鬼头也无奈。耶律德光知道遭遇的这个对手不是等闲之辈。
耶律德光在石敬瑭时就见识过刘知远,据《新五代史·汉高祖纪》记录说,耶律德光送石敬瑭去攻取后唐京师洛阳时,走到潞洲,有个告别仪式,他指着刘知远对石敬瑭说:“这个都军很是‘操剌’(音蜡),以后没有大的事故,不要丢弃他,要好好任用!”
“操剌”是当时流行的一个俗语,意思就是“勇猛”。
刘知远曾在契丹奔袭张敬达时有过战役配合,耶律德光应该能感觉到刘知远的分量。现在,这位“操剌”的翻着眼白的将军据守着天下第一大藩河东。耶律德光知道奈何不了他,于是干脆取怀柔政策,也即“羁縻”政策。
他“赐给”刘知远一道诏书,给予称赞和表彰。诏书由翰林们拟,待到他审批诏书时,又在刘知远姓名之上加了“儿”字,同时赐给木拐。按契丹人传统礼节,称“儿”是表示亲近;赠拐是礼遇优待。一般人得不到这个待遇。契丹主期待这样的控制与抚慰,能换来刘知远的臣服。
怀大志“远猷庙算”
刘知远得到契丹礼遇之后,觉得应该礼尚往来,有所表示,于是又派出使者,向契丹献上珍奇的丝帛、名贵的马匹,但他就是不“归朝”,就是不到汴梁来朝见新主。契丹主没有等来刘知远,不免失望。等到河东使者返回时,他让使者告诉刘知远:“你既不奉事南朝晋国,又不奉事北朝契丹,你打算等什么?”
这时郭威正做着蕃汉兵马都孔目,这是负责各族兵马日常事务的秘书总长,他听到使者回报后,对刘知远说:“胡虏对我们河东怨恨很深啦!王峻此前说过,契丹贪婪、残暴,已经失掉人心。可以预期,契丹必不能长久占据中原。我们的机会在后面。”
刘知远深以为然。
刘知远与郭威战略思路一致,配合得相当默契。
天下有识者投奔河东的人很多,每一场大战之后,都有人来投河东。在以后的日子里,刘知远已经有了五万精甲步骑。此时,他的基本战略是:首先称霸河东,以此作为“龙兴之地”,而后伺机进取中原。
站在历史的后面来看刘知远,应该说,他的谋略远在赵延寿、杜重威之上,甚至远在石敬瑭之上。他善于等待时机,更善于选择时机(我没有说“窥伺时机”),尤为重要的是,他懂得顺应人心(我没有说“利用人心”)。就事论事而言,刘知远这一番思考,在公元947年,是一个可与“隆中对”相媲美的战略规划。
一切皆在刘知远预料之中。
当时各藩镇州牧,天下精英,无人有此远猷庙算。在五代乱世“争天下”的大格局中,他在这一年的表现无人能及——连耶律德光也不及。
就在后晋亡国的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远在川陕甘交界处,有一位原属于后晋的藩帅没有为后晋复国而努力,也没有投降契丹求富贵,更没有依靠河东等时机,而是——归附了地当川巴的后蜀国。此人就是前述的雄武(今甘肃榆中)节度使何重建。
刘知远听到这个消息,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