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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十兄弟刺臂出血，发了誓。
郭威与李琼关系尤其好。他曾到李琼的家里去看他，见李琼正襟危坐读书，一问，读的乃是《阃外春秋》，这是大唐玄宗时的一位军事家李筌的十卷本军事著作，当时流传于民间。
李琼也很自负，他说：“这书讲‘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分辨存亡治乱，记录贤愚成败，都在此书之中。”
郭威略一读，见内中一些概念术语，似懂非懂，就对李琼说：“这一部兵书，老兄要教教我。”
等到李琼给他讲内中的意思，他很快就理解了兵家的义理。从此以后，这一部《阃外春秋》，被郭威常常带在身上，遇到闲暇就读。有不懂的地方，就问李琼，甚至称李琼为老师。
李琼后来跟着石敬瑭也有战功，曾做到刺史，在石重贵时，遇盗，被杀。
郭威因为一本《阃外春秋》，自学成才，成为那个时期少见的读书人。他又能含英咀华，略经点拨即懂得兵法大要，成长为一个军事统帅。足见乱世之中，成就大事，也有门径。
意味深长的是，郭威的主要思想资源是一本兵家著作，但他在称帝之后，却在政治管理方向上，做出了迥异于五代其他帝王的努力。
他进入皇宫之后，自觉地要求过一种简朴生活（这方面与后唐明宗李嗣源很相近），他令人将内廷中的宝玉器具、金银器具，包括镶嵌有金玉等各种宝装的大床、案几、饮食器皿好几十件，拿到大殿，当着群臣的面砸碎了。还对侍臣们说：“凡是做帝王，哪里用得到这些玩意儿！”
不大懂得天下治理之道的人看到价值连城的宫中“宝物”被毁，会痛惜，但船山先生对此独具只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读通鉴论》中说到郭威毁宝器事时，有一篇长篇议论，大意是说：
人的耳目口体各有所适，而人往往就要求得满足，这就是欲望。对这种欲望，君子懂得节制，庸人一味放纵。放纵而不知节制，那就不仅对自我的道德造成损害，对物质也是一个损害。但一般对物质的需求欲望还不算什么，天下的大恶是超过了耳目口体需要的所谓“宝器”。流俗最贵重的就是这玩意儿。它所造成的危害一般人未必明白。所以孟子要说：“宝珠玉者殃必及身。”为什么呢？因为有此流俗，愚蠢的人会倾家荡产去购置收藏，以至于违背天伦、暴凌孤寡而不顾。富贵的人则会倒空府库、急收税赋、克扣军饷而求所谓“宝器”。流连把玩，危亡之祸已经不被他所关心。人们为了求得合浦之珠，将人杀死在深水之中；为了求得商周礼器，将人毁灭在古墓之中……多少人因此而败亡。很多人连个中的道理都不懂。所以说：郭威刚一建国，就取宫中宝器全部砸毁，倾亿万价值昂贵的宝器，敲碎它成为泥沙。不懂的人为之可惜，哪里懂得这些所谓“宝器”本来就与泥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郭威不留它们在天下，不用它们来启动天下人酷爱“宝器”的愚蠢之心，实在是件快意的事啊！
船山所论，自有思想来源，这是儒学教化天下的方法，也是道家重人轻物的理念，对于国家治理而言，有“再使风俗淳”的用心。但这类用心，对习惯于灯红酒绿的世界而言，可能太遥远了。
为民着想减免进贡
郭威还对历代的进贡制度作了更化。
此前，各藩镇，包括边远的异族，如回鹘、高丽等都有进贡“宝物”的“惯例”，到了郭威这里，全都免了。
他下了一篇专门减免进贡的诏书，内中说：
朕以很渺小的出身，现在居于各位王公之上，一直担心我的德行配不上我的地位，自我反省时，总是很惶恐。天下还没有过上好的生活，我哪里可以过分地奉养自己！更不可以在治理之道还没有实现古人的理想时，我就不知道节制地去享用。与其耗费奢靡而让人辛苦劳作，还不如我自己克制欲望而过俭约生活。从此以后，宫中日用所需，一律要有减损；四方所贡献的珍巧纤奇之物，一律都终止，不再进贡。天下州府所贡献的美食之类，都要有所减损。
郭威还不厌其烦地列出了一个各地进贡的美食名单，《旧五代史》中留下了这个名单，大略为——
两浙进贡的细酒、海味、姜瓜；
湖南进贡的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榄子；
河北镇州进贡的高公米、水梨；
易州、定州进贡的粟子；
河东进贡的白社梨、米粉、绿豆粉、玉屑籶子面；
永兴进贡的御田红粳米、新大麦面；
兴平进贡的苏粟子；
华州进贡的麝香、羚羊角、熊胆、獭肝、硃柿、熊白；
河中进贡的树红枣、五味子、轻饧；
同州进贡的石鏊饼；
晋州、绛州进贡的葡萄、黄消梨；
陕府进贡的凤栖梨；
襄州进贡的紫姜、新笋、橘子；
安州进贡的折粳米、糟味；
青州进贡的水梨；
河阳进贡的诸杂果子；
许州进贡的御李子；
郑州进贡的新笋、鹅梨；
怀州进贡的寒食杏仁；
申州进贡的蘘荷；
亳州进贡的萆薢；
沿淮州各郡进贡的淮白鱼；
……
之所以连这些美食都禁止进贡，理由是：
此等之物，虽然都是出于土产，但也都是从百姓家里所取，未免劳烦当地之人，而且还都不便宜。再加上劳役负担，远途运输，运到京师之后，还要囤积在有关部门，甚为无用之物！
郭威从这些不算大的事件中看出其中可能调用的民力，这个就是圣贤之心，不简单。他能节制自己对美味的享用，也是一种“礼”，值得表彰。
开言路以求郅治
与历代富有文明理念的大帝一样，郭威也有开言路以求郅治的用心。
他下诏令在朝文武臣僚，各自都上书给朝廷，凡是有益国利民之事，要尽快形成提案报上来。都要直书其事，不要写得花里胡哨，不必雕琢文字。
诏书说得很谦虚：
朕生长军旅，不亲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国利民之术，各具封事以闻，咸宜直书其事，勿事辞藻。
郭威德政不少。
广顺二年，公元952年，契丹辖地瀛州、莫州、幽州涝灾，发大水，流民进入边塞，散居在河北各地，总数有数十万人，而契丹无力拯救这些受灾人，于是，各州、县也不加禁止，听凭难民南下。后周太祖郭威听到消息后，下诏：有关各州、县必须救济接待流民。
史称此前被抢掠或大逃亡，而跑到契丹去的中原士庶，回来了一大半。
这不是个小事情。安排“异国”难民，是现代文明。后周太祖郭威做到了。
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南唐旱灾。灾情相当严重，以至于淮南一带，井水、泉水，都已经干涸；淮河干得露出河底，可徒步走过。饥民们渡过淮河北上，人流接连不断。但南唐的濠州（今属安徽凤阳）、寿州（今属安徽寿县）发兵阻止，不许百姓逃亡。百姓与士兵争斗后，有幸运的，就朝北奔来。这样就要消耗属于后周辖境的粮食，有人提出要阻止南唐流民北上。
郭威知道后说：“对方和我方的百姓，都是一样的人。不要阻止，可以听凭南面百姓过淮河，任他们来买粮。”
但南唐人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在淮河南岸修筑仓库，装扮成百姓驾着舟船、车辆到淮北来多买粮食，以此供应军队。
几个月后，消耗了后周大量粮草。到了秋天，郭威不得已下诏说：“南边的百姓用人力和牲口拉粮食，可以准许；但用船只、车辆运载粮食，不准许。”
这个事件，不难看出，对峙着的南唐和后周，谁更文明。
但“春秋责备贤者”，船山先生对郭威的这个良苦用心还是不满意，他为此发布了一个重要意见，在《读通鉴论》中，他认为：郭威禁止船只、车辆运载粮食，只同意用人力和牲口拉粮食，这样，恩惠只能达到附近的士庶，稍远一些的士庶，力气弱无法到达淮河北岸的，就会有人继续饿死。郭威正有吞并江淮的计划，心里只想着不给敌人提供粮食，是为了困扰敌人，自以为得意，但他不知道，这种小人之智，只能白白损害仁义，而实际上也不起作用。
船山认为：不管怎么旱，也不会有饿死的大兵，所饿死的都是庶民。江淮大旱，没有兵食，大兵就会抢掠民间；如果郭威能让对方的大兵有吃的，对敌国的百姓也是一种纾解——因为大兵有了吃的就不会再去掠夺当地百姓了。况且，禁止船只、车辆，那大兵们就会与百姓争着来买米，如此则百姓死伤者就会很多。这样一来让敌方的兵、民都会不满意，“无德于民”，百姓不满意；“积怨于兵”，敌军不满意。就像过去战国时秦国、晋国，也有过类似的事，秦国灾荒，晋国不援助粮食，结果秦国人人同仇敌忾，最后大败晋国。因此，真正“大有为者”，不会与人“争一饥一饱”的利益或损失在哪里。只有深切地研究“人情物理”的机缘，而后才可以“尽智”“全仁”，表现真正智慧的大道，显现整全仁德的义理。郭威这个举动，还不足以达到这个境界。这是“为德不永，而功亦不集”，布施仁德不能有始有终，所以他的功业也没有达到集大成。
船山的结论性意见是：
唯保天下者可以有天下，区区之算奚当哉！
只有心存捍卫天下文明者，可以得天下；区区的算计哪里足以当此！
帝王，是帝制时代的最高精英代表，他的所作所为，直接关系到“天下”兴衰，关系到“天下”文明的方向。船山先生一番“责备贤者”所论，让人看到“人情物理”的深邃之处。这类意见，是邦国治理自然法原理的别样阐释，对政治家而言，就有令人敬畏的警示功能。
郭威已经很努力了，但因为他是帝国第一精英，因此后人的判官之笔有理由对他要求得更为精审。治史，很大程度上是对千人的“审判”。船山先生的意见值得更多关心政治哲学的人，慢慢想一想。
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历年积累下来的土地归属问题开始呈现。
中国历来有屯田制度。一般就是招募地方农民，到无主的土地去耕种，国家收取赋税。屯田，是寓兵于农的国家战略，利国利民。汉代以来的屯田大多在边疆地区，交给戍卫的兵士耕种。唐末以来，中原开始大量驻军，尤其各大藩镇，大军所在之处都寻找无主之田地设置所谓“营田”，然后招募富裕的农户耕种，交租。地方如此，中央户部，也另外设置相关机构，总管天下“营田”。这个机构所得租税，上缴国库，不隶属于地方州县。这样一来，渐有弊端发生。如有的地方壮丁多，但是没有徭役，因为都在耕种“营田”；有的地方借着“营田”的独立性，收容或庇护奸人盗贼，地方州县也没有法子追究。
任何一个制度施行久了都会有弊端出现，而后需要修补、更化、变革、转型。美国的宪法制度人称良善，但230年来，已经有二十七项宪法修正案实施，正在审议中的还有未获通过的若干种修正案。平均不到十年就有一项修正案被提出并通过。五代以来的屯田制度，也需要修正。
当初后梁时，曾进击淮南，抢掠到数以千万计的耕牛，后梁将这些牛提供给东南各州耕种营田的农户，让他们每年交租。这是郭威接手中原之后，连营田一块接受过来的案例。
后梁到后周，几十年过去了，牛可是都死了，但按照制度规定，租子还不能免。就这一个案例，就让农民深受其苦。因为农民们弄不清这些营田的究竟归属，一般都不敢在所属营田之上投资盖房种树等。先贤云“无恒产者无恒心”，在这个历史故实中得到精准再现。
郭威知道此中弊端。这时正好有关心此事的大臣提出：各地方可以“便宜行事”，撤销营田。
但撤销营田后，已经耕种了几十年土地的农民怎么办？
郭威一道敕令，体现了了不起的民生精神。敕令说，从此以后，全部取消朝廷户部管理的营田事务，将耕种营田的农民，划归地方州、县。他们现在的田地、庐舍、耕牛、农具，同时一并赐给现在的耕种者作为永久产业！以前规定的牛租，从此以后，全部蠲免。
这一件利民的大举措，即刻让境内的农民得到（如俗话所说）生产力大解放。当年，户部就增加了三万多户人口。农民有了这些永久产业，更有了积极性在自家田地上修葺房屋、种植树木，史称农民获取地利数倍于以前。
但觊觎私有财产似乎是人类贪婪的根性。看到有农民因此而获利，朝中就有人对郭威说：“过去留下了那么多营田，其中不少是肥沃富饶的，不如收归国有，将它们卖掉。如此，可以得到至少几十万贯钱财来充实国库。”
郭威更说了一句够得上伟大的话：“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