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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乾德初，赵匡胤的兄弟赵光义做京兆尹，有名臣石熙载在幕府中。高锡的兄弟高铣，应进士举，高锡就找石熙载行贿，要为兄弟高铣谋个出身。但高铣文辞很浅薄，石熙载没有答应。高锡为此很是嫉恨。于是就找机会多次在赵匡胤跟前说石熙载的坏话。老赵听来听去，觉得自家兄弟府中有这么个坏人不好，于是就跟赵光义说这个事，并对兄弟说：“既然这位石熙载不咋地，应该为你另外找个合适的人代替他。”赵光义一听，觉得不对，因为根据他的判断，石熙载为人纯正无他，直言处世，不是那种邪人。于是就对老赵说：“熙载一直很勤于职守。我听说高锡曾经召他为兄弟高铣谋求举荐，熙载拒绝了他。此事，我有点担心是不是高锡在构陷石熙载。”赵匡胤一听就明白了。但还没有来得及处理他，他自己就犯事了。
高锡在出使青州时，接受了当地藩镇大帅的重金贿赂。有僧人想穿紫色袈裟，贿赂他，他就给僧人所在地的刺史写信，要求给他置办。唐代以来，高僧往往得到朝廷额外恩赐，颁给紫色袈裟，显德尊贵。一直到大宋年间，成为沙门流风。运动官方给一个和尚颁赏，这也属于行贿受贿行为。
大宋对贪渎之事，太祖太宗两朝都极为憎恶。高锡的行为被检举后，下御史府劾查，属实，结果被贬到一个小地方做了司马。
周世宗柴荣，高平之战后，励精图治，他以惊人的效率，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处理了很多棘手问题。他开始改善漕运制度；他以政治家的胆略处理了夏州李彝殷与折德扆的藩镇纠纷问题；他开始精简士卒，训练禁军；他诏令地方平定盗贼；他限定僧侣寺庙规模；他派出得力干将修筑葫芦河，阻挡契丹南下；他广开言路，引出王朴高论；他还抓住战机，平定秦州、凤州的叛乱……
为得安抚李彝殷“撒娇”
东京汴梁的漕运，地理优势优于洛阳，所以后晋以来，因为漕运的方便，京都从洛阳迁徙到汴梁。汴梁自后晋以来人口大增，对漕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漕运涉及国家战备安全问题，所以管理手段历来都很严厉。粮草是消耗品，从甲地到乙地，由仓库到船舶，经船舶到码头，由码头到户部分派的各个需求部门，沿途搬运有折损。但从后晋、后汉以来，折损部分没有制度安排，更没有量化指标，折损的部分，称为“斗耗”。这样漕运离岸的计量数据，与到岸后、转入终端的计量数据，往往就有差额。这部分差额也即“斗耗”，就要由掌管转运环节的官吏负责。说不清，就会被治罪，罪名就是“亏欠”。以至于往往有转运官因此而被判处死刑。
柴荣下诏：从此以后，每斛给耗一斗。一斛等于十斗。这个政策即相当于允许从甲地到乙地存在十分之一的折损“斗耗”。
这个政策有两方面的意义值得注意。
一个是因为允许“斗耗”出现，转运官的转运积极性会得到提高。
另外一个方面要注意的是：后周没有将“斗耗”折损转嫁到纳税人方向。而在五代十国时期，将“斗耗”计算在农户方向的恶政是屡见不鲜的。要农户缴纳一斛完租，另外还要再交一斗，以弥补可能的折损。但柴荣没有这么做。
不加赋，是帝制时代的文明气象。
解决了漕运问题之后，不久，传来夏州方向的消息。
定难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史称夏州）李彝殷，因为折德扆跟他一样，也被后周授予节度，职务与之相同，感到这事羞耻。李彝殷几代人驻守夏州，夏州又是大藩；而折德扆镇守的府州（今属陕北府谷县），在后汉时才开始置节度使，所以李彝殷感到羞于同列。他对后周不满，就阻塞两地的交通，意在向后周施加压力，期待后周向夏州给予更优厚的政策倾斜。
柴荣跟大臣们商议此事。有人说：“夏州是边关重镇，中原朝廷历来都对它格外优待，府州地方褊狭，利害得失，没有那么严重。不妨暂且安抚李彝殷，可保大局。”
柴荣不同意。他说：“折德扆多年来，尽忠报国，努力作战，一直主动抵御北汉刘氏，怎么能一下子抛弃他呢！夏州不过出产羊马，但交易其他物资，全部仰仗中原。跟他断绝关系，他还能有何作为？”
折德扆，是折从阮的儿子。折从阮以来，历经后晋、后汉，父子俩独据府州，控扼西北。到了后周时代，又多次协助中原牵制北汉。折德扆曾率师攻下属于河东刘崇的一个城镇，斩河东士卒数百人。他的弟弟也曾主动出击北汉，屡有斩获，甚至擒杀了河东的两员将领。他还屡次请求“入朝”，也即放弃兵权。但周世宗没有答应他。折德扆的女儿嫁给了杨业，就是传说中的佘太君。佘、折，可能是同源姓氏。
周世宗大义凛然，不愿意放弃老朋友，于是派遣供奉官带着诏书，到夏州去责问李彝殷，李彝殷在义正词严的供奉官面前，有了惊惶，连忙认罪道歉。一场风波化为乌有。
李彝殷就是夏州定难节度使李彝超的弟弟。
李彝超死后，李彝殷做了定难节度使。
其实在夏州各位节度使中，李彝殷是对中原朝廷很友好忠诚的一位党项族首领。后晋石重贵时，抗击契丹，他还主动出击，从战略上牵制了契丹的力量。一直到大宋建立，他也是长期接受中原节制的边帅。后唐、后晋、后周、大宋，也都待他不薄。晋出帝石重贵时，还给他加官检校太师。有一年秋天，他的兄弟，绥州刺史（治所在今陕西绥德）李彝敏，纠集党羽作乱，被李彝殷击败。李彝敏逃往延州（今陕西延安）。李彝殷捉住了他，按照朝廷规定，处理刺史大臣应该由朝廷决断，他就将这位作乱的兄弟送到了京师汴梁。但出帝为了讨好边帅李彝殷，又将这个倒霉的刺史兄弟送到了夏州。李彝殷这才将他处斩。
北宋建隆元年（960）春，太祖赵匡胤下制，加李彝殷守太尉，为避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名讳，李彝殷还改名李彝兴。北汉刘承钧联合代北诸部进攻麟州时，李彝殷还派遣部将会同诸镇，起兵抵御，击败北汉军。之后，又向大宋朝廷献马三百匹。太祖知道这些事情后，大喜。当即将正在给自己定做的一条玉带赐给李彝殷，并且问献马的府州使者：“你们家大帅腹围是多少啊？”来使回答：“府帅腰腹甚大。”太祖笑说：“你们元帅真是有福人啊！”就制作了玉带，让使者带给李彝殷了。
乾德五年（967）秋，李彝殷病故，老赵还为他“废朝三日”，并赠他为太师，追封夏王。
李彝殷始终没有反叛朝廷的意思。这一次风波，很像是一次“撒娇”。
周世宗治盗有术
解决了李彝殷问题，周世宗又开始瞩目于禁军质量建设。
梁唐晋汉以来，禁军士兵，待遇较一般军士优厚，故多有凭借种种人情进来充数的，历届禁军司令官，都不认真简选，只为了息事宁人，担心伤害人情。因此军中瘦弱年老的很多。这些老兵又很骄横，往往不听命令，几乎无法使用。每遇大敌，非逃即降，各朝所以社稷沦亡，这也是一个原因。
周世宗柴荣经由高平一战，切实摸到了此一弊端。
某日，他对侍从大臣说：“军队，只求精而不求多，如今一百个农夫也未必能养得起一名甲士。怎么能榨取百姓的膏血去养活这些没用的东西呢！况且勇健、懦弱不加区分，还怎么去激励将士？”
于是下令，各军兵种大规模地检选兵员，精锐的提升到上军，瘦弱的不再登用。又因为骁勇之士大多被各地藩镇所收养，于是下诏征募天下壮士，全部送到京城，令赵匡胤再于其中挑选更优秀的，组成殿前诸班。其余骑兵、步兵各军，由将帅分别挑选士卒。
从此以后，大周帝国兵勇之强悍，为五代以来所未见。后来柴荣征伐四方，所到之处往往捷报频传，与这类简选士兵关系甚大。
赵匡胤则在这样的训练中更为通晓强兵之道，为以后大宋王朝的军制改革积累了经验。
平定四方盗贼，柴荣也出手不凡。
郭威时，刘崇曾来攻晋州。
建雄（今山西代县）节度使王晏奉命守卫。他闭关不出，也不伏弩反击，却在城上设下埋伏，精锐尽藏在城楼垛子后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士卒露脸晃荡。刘崇大军以为一个小小的代县被吓坏了，是城中人怯阵。于是放松戒备，争先恐后地攀登城墙。王晏见北汉兵爬到城堞旁了，于是出动伏兵，刀砍枪挑，推倒云梯，北汉军霎时死伤一片。
王晏又安排在北汉兵慌忙撤退时，追击数十里，斩敌百余人。
郭威因为他有战功，特意封赏他在故乡滕县所在的徐州做节度使。
王晏年轻时曾经做过强盗，到任后，就将青年时一同玩耍做过强盗的乡人召来，赠给他们金钱绢帛、鞍辔马匹，然后说：“我们家乡素来以多盗出名。过去我和你们也都干过这事。料想后来的强盗没有谁能胜过诸位。请你们替我告诉其他强盗，以后不要做这事了！再做强盗，我抓住就灭他全族！”
从此，全境强盗绝迹。
到了周世宗北征回来，徐州人上表，请求为王晏立衣锦碑。世宗准了。
王晏能在家乡平息盗贼这件事，让柴荣大为开悟。他对侍臣说：“诸道都有很多盗贼，朝廷多次搜捕，到现在还是不能绝迹。这是由于各地盗贼，历朝都另外派出使臣前往巡查，致使各藩袖手，不再努力讨平。从今以后，所有派出的巡使，一律召回，专门委托各藩自行安排州县责令解决。朝廷不再参与地方盗贼清剿。”
王夫之《读通鉴论》，对世宗此举甚为赞赏，他认为这是“治盗之要术”。因为盗贼一定有居所，并不是官家想象的那样，打一面破旗啸聚山林，倏聚倏散。既然有居所，就一定与乡里之人相往来。而且一般的强盗，也并非打着“盗贼”的旗号生存，一般也必有一个营生或行当“托以自名”，一定会依附于农工商贾技术之流。而这些营生在乡里，乡里人都知道他就是盗贼，郡邑的地方小吏，一般也都知道盗贼在哪里。只有朝廷不知道。朝廷带着大兵在茫茫原野之中，攘攘闹市之间，拿出全部的智慧和威风，最后也只能抓些“疑似之民”，无法知道真正的盗贼在哪里。过去秦始皇、汉武帝何等威风，大索天下，最后一个人也捉不到，就是这个原因。盗，是藏在民间的。只有地方责成乡里，才有可能解决这些所谓“盗贼”问题。
周世宗此举为得法。
后来的赵匡胤也学会了这个法子，他几乎从不派兵去“剿匪”，一般都是责成地方自行解决。加上大宋宽政，赵匡胤时代已经很少“盗匪”。
为民生世宗革弊政
周世宗柴荣禁佛之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案例。
五代乱世，各地寺庙越来越多。
寺庙多，僧侣多，这些人几乎不从事生产，在农耕时代，等于空耗谷米。这样就在国计民生方向上出现紧张。
柴荣试图改变这种局面。
他敕命天下寺院：朝廷未曾敕赐匾额者，一律废除。并禁止私下剃发出家，凡要出家，必须得到亲族长辈同意。全国受戒的佛坛，也只保留了几个通都大邑，如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大名府、京兆府（长安）、青州等。禁僧侣舍身、断手足、燃指、裸挂点灯、身带铁钳之类幻惑流俗行为。命令东京、西京及各州每年要对僧侣造册，有死亡、返俗者，都要随时注销。据统计，这一年，天下（后周境内）寺院存有2694座，废除的有30336座，现有和尚42444人，尼姑18756人。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后周百分之一的人口。
又因为官方长久没有铸造铜钱，民间却有很多人将铜钱销毁做成器皿及佛像，故市上流通的铜钱越来越少。这年九月，世宗敕令开设机构采铜铸币，除了朝廷的法物礼器、军械兵器及寺庙道观的钟磬、钹镲、铃铎等准许保留外，其余民间的铜器、佛像，五十天内全部上缴，由官府给付等值的钱；超过期限隐藏不交，重量五斤以上，判死罪，不足五斤的，量刑判处不同的罪。
世宗对侍从大臣说：“你们不要为我毁佛而有疑虑。佛以善道教化士庶，假如志于行善，就是信奉佛陀。那些铜像哪是什么佛呢！况且我听说佛义在于利人，即使是脑袋、眼睛都可布施给需要的人，倘若朕的身子可用来普济百姓，我也不会有所吝惜的！”
司马光编书到此，忍不住有议论道：“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像周世宗这样的君王，可以用“仁”来评价了！因为他不爱自己的身体而爱士民。像周世宗这样的君王，可以用“明”来评价了！因为他不用无益于民的东西而废掉有益于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