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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并没有否定〃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一公式。只是说，这不是先进的人生态度，在利己中利他，是较低的要求。人应该在实现整体中去实现个体。
文章引用了一些模范青年的事例之后说，人生的真谛在于创造。
文章说，这次大讨论加深了青年之间的理解，也加深了长辈对青年一代的理解。
但是，参加这场讨论的主角，却遭遇了不少坎坷。
潘晓讨论开展起来之后，黄晓菊结识了一个崇拜她的大学男生，两人结婚几年之后又离婚。在这个过程中，渴望学习的黄晓菊离开羊毛衫厂，通过考试进入一家研究所担任图书资料员，她对这里能够读书的环境很满意。
但是，〃不久，潘晓之事传入所里，我感觉领导看我的眼神怪怪的。也许领导认为，出轨的思想和言论会对正常的工作秩序产生威胁吧？而且，我的确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于是，当所里第一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头一个被停聘的就是我。〃黄晓菊后来写文章这样说。
已经离婚的黄晓菊狠狠心，把三岁的儿子送进全托幼儿园，于1988年孤身南下，到海南、深圳〃闯世界〃。三年下来，当过记者，做过女佣，吃尽辛苦，所剩无几。1993年，她又回到北京，借钱开小店卖羊毛衫，经受了被人骗钱等种种惨境之后，终于凭着血汗拼搏，开了自己的服装公司。如今，她觉得自己的路越走越宽了。
出生于1959年的潘祎吃了大苦头。他说：〃那场讨论改变了我几乎全部的人生〃。潘祎的父母在〃文革〃中被迫移居青海，潘袆为了考学，寄居在北京亲戚家，饱尝寄人篱下的痛苦滋味。他在1978年考入北京经济学院。潘袆的性格孤僻乖张，〃上了大学又怎么样？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在学校期间，因为孤独苦闷抑郁，再加上对人生问题百般思索找不到出路，1979年5月曾服药自杀。抢救复活之后，曾被诊断为〃精神分裂〃。
1980年春，经学校推荐，潘袆参加了《中国青年》杂志的青年思想状况调查活动。他对人生问题的思索引起了马丽珍以及编辑部重视，他的观点被融进〃潘晓来信〃之中。
讨论开展起来之后，潘晓在一些人心中成了负面代表。〃学校得知我参加这场讨论，变本加厉地找茬，好像是我自己主动投稿加入的，好像不是学校推荐的。〃潘袆说。1981年3月，学校以他的疾病为由，勒令其〃自动退学〃。潘袆在北京四处流浪，每天生活费只有6分钱。他一再要求复学，都遭到拒绝。学校一位干部告诉潘袆，处理决定是经过〃上边〃批准的，想复学，不可能。想打官司就去找《中国青年》杂志去打，是他们把你搞成这样的！
第21节：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道闪电（7）
此后，潘祎在马丽珍等人热心帮助下四处求职，在建筑工地打工，帮公司看大门，又进了卖大碗茶的前门联社当装卸工。
1983年10月，潘袆因牵涉盗窃罪被捕，社会各界甚感震惊。最后，潘袆被判刑3年半，1987年4月出狱。
1988年深秋，我在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办公室与潘袆作了一次深谈。
我问他为什么入狱？
潘袆说话很慢，缓缓地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1983年5、6月间，他在前门联社当装卸工。有一天，司机和他出车到广安门车站提货。在他去验票盖章的时候，司机在车站货场偷了一块焊锡。车开出门，司机才对他提起这事，并要他保密，说是得了钱可以借他一半买英文打字机。8月，〃严打〃开始，司机又找到他请求保密。并说，如果事发，两人承担责任要比一个人承担责任轻得多。他出于义气答应了。9月，司机因盗窃被拘留。10月，警察就此事讯问潘袆，他按照与司机的约定口径讲了，结果进了看守所。在后来的提审中，他讲了事件的真实情况，但是没有用。警察问他参加社会活动的事情，以及在一些讨论会上的发言情况，还把他的日记拿出来审问。到这时候，潘袆感到问题并不是一块焊锡那样简单了。
在狱中服刑期间，1985年7月，某市法制报一个女记者写了一篇文章《潘是怎样走进死胡同的》，文章经《文摘报》、《文明》杂志转载，影响甚广。这篇文章说：作为潘晓之一的黄晓菊，坚持上夜校读书，她脚下的路是宽的。潘袆呢？则已经走进死胡同，因与司机合伙盗窃一块价值800元的焊锡，走进监狱。这篇文章详细回顾了潘袆进入大学之后的经历，又谈了他参加潘晓讨论的情况，讥讽了潘袆对人生的看法。
潘袆看到这篇文章，觉得失实太多，连他的出生年代都搞错了。他写了一篇上万字的澄清文章，但没有地方发表。
我看着潘袆黧黑消瘦的脸，看着他那一双流露出悲情的眼睛，感叹不已，鼓励他挺起腰杆，重新振作。
《中国青年》杂志伸出了援手。在关志豪、马丽珍等诸多热心人帮助下，潘袆渐渐打开了求职的路子。他编辑经济管理学丛书，撰写经济学书稿，搞图书和杂志发行，担任公司负责人等等，显示了出众的能力。
1996年底，《中国青年》又搞了一个人生观讨论，题目是〃我不停地奋斗，为什么成功却离我越来越远？〃编辑部专门请潘袆撰写署名文章《奋斗就是我们的生活》。文章发表之后，潘袆重新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许多媒体采访他，称赞他的〃复出〃。
1998年，潘袆在《北京青年报》帮助下，要求北京经济学院恢复他的学籍，并根据他后来的诸多学术成果，授予他学士学位。〃经济学院领导对此事很重视，但至今没有结果。〃潘袆说。
现在，潘袆早已结婚生子，担任几家电视台的节目策划人，日子过得也不错。
再说武汉大学学生赵林。他的文章《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在《中国青年》8月号发表之后，招来大祸。暑假结束一回学校，他就成了学校组织的各种人生观讨论会的靶子。他原来是个腼腆的人，不善言辞，现在被迫起来为自己进行辩护，竟炼出了滔滔雄辩的口才。
1981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上武大哲学系研究生，却被哲学系拒之门外，不得不转到历史系考取研究生。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赵林终于在1993年考取了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赵林打趣地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表明了自由意志对外在决定论的超越，这一坎坷经历恰恰也有力地证明了：'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但他也说，在后来很长时间里，那篇文章成为他〃一贯搞自由化〃的证据。在分配、提拔等各个环节造成了很多阻碍。赵林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留在哲学系任教，并出版了多本著作。他在2004年与邓晓芒合著的《西方哲学史》，被选为全国高校哲学专业本科生哲学史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评价这本书是〃思路清晰严谨，资料丰富翔实，文字顺达优美，融深邃的思辨和广博的知识于一体。〃
第22节：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道闪电（8）
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中国青年》杂志因为组织潘晓来信的讨论，受到巨大压力和某些人的激烈指责，事情越闹越大，杂志社陷入了被动。这一年12月6日，杂志编委会向团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份《检查报告》。《报告》说：〃由于我们在正确地抓思潮、抵制精神污染方面做得不够，特别是'潘晓讨论'引导得不好，在广大青年中和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这场讨论在客观上对这几年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报告》说：〃今年六月间，团中央书记处对杂志社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十月间又新配了中层领导班子。我们从今年第8期起，在刊物上开始消除'潘晓讨论'的消极影响，发了从《从潘晓到张海迪》的文章。〃
该杂志在1984年第1期发表文章，否定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公式。陈志尚、金可溪撰写的这篇文章题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文章前面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1980年《中国青年》第五期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并以此为发端，在刊物上组织读者开展《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讨论。编辑部开展这次讨论的出发点是好的，广大青年积极参加讨论的热情也应该肯定。但是，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社会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记取教训。现发表《〃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这篇文章，作为我们对讨论引导不够的一个弥补。〃
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以不同的维度思考着、谈论着这次难忘的讨论。
2008年5月26日，《新京报》发表了黄晓菊回忆那一场讨论的谈话。黄晓菊说：〃成为潘晓，我不后悔。〃她说：〃这场讨论对于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有很大作用的〃，〃我喜欢想问题，喜欢舞蹈，喜欢看台湾林怀民的现代舞。我觉得这样的舞蹈跟人生的某种意念有关。还有贾樟柯的电影，小武啊站台啊什么的，王朔的书，我一直都在看，与人生思考有关的这些东西，我都非常关注。〃
同一天的《新京报》还发表了涂志刚的评论。文章说，虽然那场讨论没有得出结论，但对后来的社会发展却发生了重要作用，甚至与后来的社会进程方向暗合。一代青年的迷惘，引发了30年的思想变局。文章感叹说，改革开放已经进行30年，多元价值观也基本建立。不过，在新一代青年坚定地拥抱更为功利的价值观时，曾经引起潘晓们迷惘的理想主义，却已经杳无踪迹了。
第二部分
第23节：我与袁庚有神交（1）
我与袁庚有神交
2008年5月17日上午，我在广州市〃岭南大讲坛〃演讲，内容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大争论〃。演讲结束，走出省科技图书馆大门，广东女作家涂俏走上前来，送我一本她的著作《袁庚传》。这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部分章节经报纸转载，我读过一些，再加上我和袁庚的神交，得到这本书，自然很高兴。
涂俏送我书的同时，还对我说了一句话，一下子让我内心泛起波澜，久久平静不下来。她对我说：〃90多岁的袁老在病中念叨着三个名字，其中一个是你。〃
我点点头，这句话与20年前的蛇口风波有关，这是当年蛇口的一件大事。我当时在人民日报社，负责编辑这场大讨论的稿件，事后我还写了3万多字的长文《〃蛇口风波〃始末》，并主编了《蛇口风波》一书，为这场风波留下了比较完整的历史资料。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诸多媒介回忆当初的蛇口风波，还都一一找到我的门上来。这场风波的有关史实，在本书〃蛇口风波始末〃一节中有详细披露。当我后来结束广州之行到深圳演讲时，深圳媒体说我在20年前就与深圳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是指蛇口风波。
涂俏跟我说话的时候，旁边有很多人围着，我不好多说什么，只是深深叹了口气，握了握涂俏的手，请她便中代问袁老好。她表情凝重，说袁老病得不轻。
1988年1月，李燕杰、曲啸、彭清一三位思想政治工作者与蛇口青年的辩论，反映了既有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已经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不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需要。这场辩论，在蛇口人看来〃其实挺普通的〃。如果双方能有一种平常心，都会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各自有所收获。但是，有人借此在背后整材料、做文章，报到高层，给蛇口青年扣了不少帽子，也给袁庚扣了不少帽子，诸如〃敌对〃、〃明显的错误言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联想到类似用语凶险的材料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曾经起到的作用，不能不使人的心头罩上一层阴云。而且，这些材料也使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蛇口工业区产生了〃走什么道路〃的误解。这些汹涌的暗流，从辩论那一天就开始了。
1988年2月至7月，《蛇口通讯报》、《羊城晚报》、《南京日报》、《天津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介先后报道蛇口风波，使这场争论蔓延全国。8月至9月，《人民日报》介入到这场讨论中，更把这场争论推向高潮。在这个过程中，背后的权力博弈也日益激烈，这是一般人不知道的。
也许因为我曾在中国青年报工作8年的缘故，对青年问题格外关注。自蛇口风波发生之日起，我就十分注意。一段时间以来，广东及各地报刊登了不少报道，也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评论意见，但袁庚的话只听到一句：在蛇口，除了不能反对共产党，不能搞人身攻击之外，什么话都可以说。此外，没听说袁庚对蛇口的辩论有什么具体说法。作为蛇口工业区第一把手，袁庚到底怎样看待这件事，我对此非常期待。
蛇口只有2。14平方公里，袁庚的声望早已超越这个范围。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