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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金的心里不免的就想起了秋后算账的这句话，他心里真的有些害怕了，虽然学习了儒家的文化，但是自小看见下台的储君在蒙古都是什么下场，他的叔叔阿里不哥等等，他都是亲眼所见的。所以回到府中，不免的想的多了一点。
之后再心情抑郁的情况下，竟然是一病不起，但是在病重之际，有人要报于皇上，真金也坚决不允许，害怕自己的父亲，以自己身体不适的名誉废弃自己的太子之位。待到这个宫官得到太医的确实消息，说是真金太子已经是病入膏肓，不可医治的时候，害怕承担上责任，连夜的过来禀报太子病情。
忽必烈知道真金病入膏肓的事情，用膳的心情马上就没有了，毕竟，真金是他费尽了心思而培养的接替人。连忙吩咐摆驾东宫。前去看望太子的病情。
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大元储君真金因忧惧成疾，不治而亡。终年四十三岁。此事在忽必烈的心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百四十二章 十年（六）
真金，是忽必烈第二个儿子，母察必，出生时，适禅僧海云在漠北，为他取了个汉名。
从他懂事起，忽必烈就命藩府侍臣、著名儒士姚枢为真金的老师，使授以儒家经典，并命木土各儿等为伴读。姚枢对真金授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后来姚枢随忽必烈征大理，改命窦默接任师职，是为真金的第二位老师。
与此同时，忽必烈又命儒士王恂辅导真金，为其伴读。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开始争夺汗位的斗争。时真金与其母察必南迁居开平一带。中统三年十二月，忽必烈下诏封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中统四年五月，初立枢密院，又以真金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同时敕令两府大臣，凡有咨禀，必令王恂与闻。又诏王恂对真金起居饮食，慎为调护，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王恂遵旨悉心辅侍。
中统四年八月，忽必烈又命燕王真金署敕。六天后，刘秉忠、王鹗、张文谦、商挺等众谋士又向忽必烈建言；“燕王既署相衔，宜于省中列置幕位，每月一再至，判署朝政”。为的是逐步将真金推上大元帝国的储君宝座。
至元七年秋，真金受诏巡抚称海，至冬还京。
至元十年三月十三日，年已三十一岁的真金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世祖遣伯颜持节授玉册金宝。时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以理财得到世祖重用，擅权专政，以真金为首的汉法派同以阿合马为首的理财权臣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真金被册立为皇太子，在客观上加强了汉法派的力量。阿合马屡毁汉法，逼得国子祭酒许衡无法执教，只好请求回乡。十六年冬十月，因李居寿和董文忠的分别奏请，忽必烈下诏：皇太子燕王参决朝政，凡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皆先启后闻。从而使真金在临决庶务上又前进了一步。
至元十八年二月，世祖命真。金抚军北边。以重臣伯颜从，密切了与掌握军权的大臣的关系。同年十月，回到京师。
儒生李谦升直学士之后，为太子。左谕德，侍真金于东宫，向他陈十事，内容为：正心、睦亲、崇俭、几谏、戢兵、亲贤、尚文、定律、正名、革弊。次年十月，按察使王恽又向真金进《承华事略》二十目，内有端本、择术、听政、抚军、崇儒、亲贤、去邪、审官等目。汉人儒士们的这些言论和主张，与专以“理财”为务的阿合马等人的所作所为是全然不同的，其中有些言论，如亲贤、革弊、去邪、崇儒等实际上就是针对阿合马等人而发的。真金赞同这些主张，对阿合马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厌恶阿合马至极，以致有一天用弓击其头，并划破他的脸；朝见时，忽必烈问阿合马脸上何以如此，他不敢明对，诡言为马踢伤。适真金在侧，当即责他羞言系被太子所打，并当着忽必烈的面，拳殴阿合马多时。
阿合马最畏惧真金。尽管如此，。真金反对阿合马的历次斗争均未能成功。究其原因是：真金虽以中书令参与政事，虽然有十余年的时间，但是终守谦退，不敢有违父皇忽必烈之命，惟有唯默避逊而已。而阿合马却能恃世祖之信用，飞扬跋扈。关键是阿合马的聚敛政策正符合了世祖的需要。
阿合马死后，世祖命和礼霍孙任中书右丞相，真金。对他说：“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有沮挠，我当力持之。”大力支持和礼霍孙改变阿合马时的政策。表明了他加紧推行汉法的决心和态度。然而，真金实际上并无左右朝政的权力，大权始终掌握在精明专断的忽必烈手中。
后来，世祖又起用卢世荣“理财”，命其任右丞。卢世荣。自谓“其法当赋倍增而民不扰”。力主推行汉法的真金对卢世荣的言行大不以为然，并持坚决反对态度，于是，卢世荣为右丞才四个多月，即道监察御史陈天祥等人弹劾，中书右丞相安童、翰林学士赵孟传等也都反对他的措施。忽必烈诛卢世荣。应当说，这是太子真金及其汉法派的又一次胜利。但这时汉法派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认为真金威望日高，忽略了与“理财”权臣派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阿合马极其余党答即古阿散等，找到了一个搞。垮皇太子真金的绝好机会。在此以前，南台御史曾封章上言：“帝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外预。”真金深知忽必烈不愿禅位，闻知此事后甚为恐惧，御史台因秘其章不发。但此事为答即古阿散等得知，遂于忽必烈前奏请收内外百司吏案，以大索天下埋没钞粮为名，而实欲揭露此事，乃悉拘封御史台吏案。
不出所料，忽必。烈听到居然有人要他提前让位给太子，大发雷霆，但是丞相安童带头率先请罪说：“臣等无所逃罪，但此辈名载刑书，此举动摇人心，宜选重臣为之长，庶靖纷扰”。忽必烈怒气稍解。形势遂趋缓和，后答即古阿散等坐奸赃论死，其同伙分别被诛杀、流放或没为奴。虽然如此，真金竟因此而忧惧成疾，在忽必烈不知道儿子满怀心事的情况之下，又连番责难，以至于连生病也不敢向忽必烈说一声，直到快死了，宫官害怕担负不起这么大的责任，才来向皇上呈报，但是已经晚了。
忽必烈也只能见真金最后一面，甚至真金连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就散手而去，真金毙后，忽必烈才想起这个儿子的号出来，不由大悲，真金有三子，长子甘麻剌，出镇漠北，镇漠北祖宗根本之地，守太祖大斡耳朵；次子答剌麻八剌，第三子即铁穆耳。
于是忽必烈按中原传统制度仪礼册立铁穆耳为太子，因为真金太子虽然他在继位前就去世，但他的子孙也应该被视为元朝皇位的正统继承人。
下令丞相安童主持太子的葬礼之后，忽必烈心力交瘁的再也不想出宫门，只是将诸事交与南必皇后转呈给自己，连大臣们都不想见了。终日沉醉在酒海之中。
内政交与南必皇后和丞相安童解决，外事诸如西北平叛、乃颜之乱交与伯颜全权署理。自己却是忘了江南和四川交代之事，一时间，朝政陷入了混乱的状态。
不过安西王相李德辉和商挺接到忽必烈之前所下诏令时，却欣喜若狂，按照自己的原定计划开始执行起来。
张钰挂帅出征的本意，就是利用张钰在西南一带的威望，来收复西南八番为大宋所用，自从他离开钓鱼城领军出征之后，钓鱼城就交与了王立打理。张钰又奏请政事堂让王立代理重庆知府，所以王立的防御重心由钓鱼城转到重庆府来。
张钰在时，王立一直不敢再提熊耳夫人的事情，也不是张钰知道，而是自己心虚而已，不过等张钰入住政事堂，将注意力由一州之地转移到全国的时候，王立那颗骚动的心又有些不安分起来，熊耳夫人的美貌对于常年征战的他来说，已经成为了一个生活上的调味剂，没有她的存在，虽然不至于吃不进去饭，但总觉得有的食不知味的感觉。
于是，当张钰确定要领兵往西南援助缅甸的时候，王立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熊耳夫人从钓鱼城接到了重庆府中，开始了二人的暧昧生活。
这个时候，熊耳夫人已经接到了其表兄李德辉的秘密传书，说是要借此机会让其说动王立，趁机举事相应大元号召，彻底颠覆大宋在四川的势力，不料，这一切早就被受命坚持熊耳夫人的赵无极和公子鹰留意上了。
原来，熊耳夫人向王立诉说了她和李德辉的关系和过去的一些事情之后。其实已经得到了王立的一些认同，只是在张钰的回归之后，一直不是他做主而已，凭借张钰的威信，完全可以无视于其的存在，所以在几年的日子里，也倒是安分守己的为大宋东拼西杀，但是王立确实有些厌倦了，虽然在最近的几年中，大宋的形势越来越好。但是对于深陷在四川的钓鱼城和重庆来说，曙光也太遥远了一些。
说一句心里话，虽然王立比较坚决的执行了张钰的所有命令，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于彻底战胜蒙古大军，还是保持了怀疑的态度。在加上熊耳夫人的那些话，以及在四川蒙军中汉人的地位逐渐加重，使他真的有了结束四川战事的想法。特别是熊耳夫人那一番话，仍然经常响在他的脑海中。
所以王立待到张钰带着亲兵和人马一走，就随即展开了接熊耳夫人来重庆的事情，他叫人通知手下李兴、张鸽来府衙密商要事。叫来手下人一起商量如何行事。
因为他叫人去请熊耳夫人来重庆的事情被其拒绝了，熊耳夫人闭门不出，不领王立的情面，无论怎样呼唤熊耳夫人，她总是不露面，熊耳夫人肯定对王立最近的冷落生气。李兴、张鸽看见这种状况不知究竟，王立当着手下的面也不好发作，心烦意乱的对两人布置任务，要两人各领斥候分别前往成都西川府去走一趟，去干什么他也说不清楚。
等了一会，李兴、张鸽看见王立还座在那里发呆，只好主动向王立拱手报告说：“我们前往成都刺探情报，一定完成任务，尽快赶回来”。手下把成都之行理解为刺探情报，王立觉得这很好，以便下一步相机行事，就挥挥手让他们离去。
李张二人走不同的路线，还没有到达成都就分别被元军俘获，李德辉得到消息叫人把李张等人押往成都，并没有加害人于他们，而是专门为王立书写了一封劝降书要李张他们送给重庆府的王立。劝降书仍然是过去写给张珏的内容，只是情意更深，用词更切。
李德辉兄妹二人虽然多年没有见面，但是都在为王立做同样一件事：“劝降”。
看到王立付诸于行动，所以在李张两人离开的日子，王立与熊耳夫人已经和好如初，在战乱时代，男欢女爱不需要那么多过场。王立拿着李德辉的劝降书，急匆匆的到熊耳夫人房内去商量如何向西川军投降的事情。
终于决定按照熊耳夫人的方式选择投降是最好的结果。于是，由王立口述，熊耳夫人起草了一份降书。投降书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个是投降在开封的顺昌宋王朝，而不是投降蒙古。二是保证守城将士和百姓不受屠戳。而且不改变建制。
为了使安西王相确信，也为了给表哥传递信息，熊耳夫人还按从前为李德辉做鞋的样式做了一双新鞋，附上家书一封，然后用蜡丸将降书和家书一并密封，王立派儒生杨獬带往成都川西行院。
李德辉看见王立的降书非常高兴，李德辉为杨獬发放一个特别的文书，让他立即回重庆告诉王立，完全同意他的要求，一面作准备动身到合州钓鱼城受降。
但是那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呢？杨獬在蒙古军的控制区之内畅通无阻，但是一到了重庆、合州的地界，就被赵无极和公子鹰的人控制了起来。原来自从王立任重庆知府之后，钓鱼城由于姜明的缘故，就交与了二人打理，平时熊耳夫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二人的坚持之下，而这次王立的突然决定，赵无极和公子鹰也觉得有些莫名其妙的慌，在前几年的战争动荡中，你决定要投靠蒙古人，来保全百姓性命，这一点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形势对于大宋是极为有利，也可以说是大宋近几十年来形势最为好转的一段时光了，这个时候王立却要遂了元军的意，不由的不佩服姜明的眼光，这个熊耳夫人也真的很不简单，可以左右一个统帅的想法。
得到儒生杨獬之后，当下不敢怠慢，扣押下之后，一边飞报南京城朝廷所在，一边通知泸州守将和钓鱼城一起做好防范的措施，以防止王立得知杨獬落入钓鱼城的手中，从而铤而走险。
不但赵无极和公子鹰在这里做好各种的防范，就连是元军那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问题就出在了驻扎在前线防御泸州、合州和重庆宋军的东川行院主帅汪良臣身上。
汪氏一家三代为蒙古人的兴起鞍前马后，在蒙哥任大汗的时候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