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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总统又恢复炮兵上尉的位置，他时刻都在瞄准目标开炮轰击。全国大多数政治专家都认为杜鲁门这次竞选是白费功夫，可是杜鲁门却否定了这种态度，他对夫人、女儿和他的竞选工作班子说：“我们要赢。我想周游全国，并在每个停靠站发表讲话。从劳工日到竞选结束，我们大部分时间要奔波在旅途上。这对每一个人都是苦差事，但却是必由之路。我觉得我能顶得住。我只是担心，我会把工作班子里的一些人累死——一我非常喜欢你们大家，我也并不希望如此。”
大多政治专家认为杜鲁门正在遭受莫斯科斯大林抨击，因此不会竞选成功。而杜鲁门却说斯大林给他扫清了前进中的障碍。这一点在他给妹妹的信里可以找到部分答案。
亲爱的玛丽：
恰好三年前的今天晚上，东部标准时间下午七点零九分，
我宣誓就任总统。至今恍如过了一个时代，也确实过了一个
时代。当时进行着两场战争——一在欧洲，一在亚洲。我们
以人力、军需、飞机和船舰支持着这两场战争。就在我接任
后二十六天，德国投降了。8月14日，日本放下武器，并于
1945年9月 2日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了投降书。
在德国投降和日本投降之间，我曾去柏林会见斯大林和
邱吉尔。回国途中，我下令对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那是
一可怕的决定，但我作了这个决定。我作出这一决定，是为
了拯救二十五万美国青年，以后碰到这类似情况我还要作这
样的决定。那个决定结束了对日战争。
许多决定是非作不可的，其中大多数具有世界意义，也
有不少仅涉及国内事务。这些决定，差不多全是正确的。人
们若不带偏见地编写历史，也会这样记载。无论是到1949年
1月 20 H，还是到1953在1月 20 H，我仍有一段漫长路程
要走，这段路也定然是坎坷不平的。但这绝不会比已走过的
路更艰难，因此无需为此担心。
我对当总统的一切虚荣颇感庆腻。倘若不是由于世界形
势的需要以及我对某些总统候选人缺乏信心，我会把这一套
统统扔得远远的，回老家安居。但是，你晓得，我不能逃避
责任。所以，我只好挺身出来应付难局。
欧洲、中国、巴勒斯坦、可怕的俄国，以及国内特殊利
益集团的家伙。……
就在杜鲁门竞选总统刚搭好班子时，他得知俄国斯大林切断了通往柏林的全部陆上通道，这是他们企图迫使美国和他们的盟国撤出这个具有象征性的城市的一个鬼点子。杜鲁门命令欧洲地区一切可用的飞机开始大规模空运供应物资。一百三十架美国飞机每天向该城空投二千五百吨粮食和燃料。杜鲁门不顾许多最亲密的助手和内阁成员的劝告，作出了这项决定，他说：“我们一定要留在柏林。”情报局人员反映，东柏林早晚要修筑一道围墙。杜鲁门说，是我们逼他们修的，还是他们自己要修的？等到结局，拆墙时会是一股洪水冲垮他们。他四处夸耀，他正与之斗争的对手是机智而果断的——斯大林。他感到，他们很接近于同俄国发生战争。
杜鲁门在竞选中，收到许多信件，祝他大选中一帆风顺。有的并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克里姆林宫可能在秋天挑起战争。
邱吉尔写来的信：“我极其敬佩你在担任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职务期间对欧洲国际事务的处理。我只期望我能够对你再作一点帮助。”
杜鲁门复信：
亲爱的温顿：
你6月9日盛情的来函，使我深受感动。我将要经受一
场可怕的政治“烈火的考验”。最糟不过的是，它又必得在这
个时候进行。
你的伟大的国家和我的国家立足的现实是：无论怎样危
急的时刻，人民都有权评论自己的领袖。
高度鉴赏你寄来《山雨欲来风满楼》（第二次大战回忆
录）一书时所附的信简，我把它视为该书的一部分。
我们处在严峻而痛苦的时代。你对世界打倒纳粹主义和
法西斯主义的伟大贡献，值得引以自慰。所谓的“共产主
义”则是我们紧接着要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我们无须付
出战胜纳粹和法西斯的“血和泪”的代价就能解决它。
愿上帝保佑你！
你的忠实朋友
哈里·杜鲁门
杜鲁门每次演讲，都要当听众说，俄国已经干了些什么，他们所破坏的各种协定，他们横冲直撞地夺取世界霸权的各种细节。然后他又告诉他们，他准备怎样实现世界和平。他的计划最惊人的部分乃是劝说约瑟夫·斯大林亲美国访问。
每天竞选车停下来，杜鲁门就像他当年任炮兵上尉指挥大炮开火一样，要不停地往炮膛里填炮弹。他大喊：“我要吃，大吃一顿。”接着他扑到桌前享受他最丰盛的早餐：白翅鸽、咸肉、火腿、油炸鸡、炒鸡蛋、肉汁大米、热面包、尤瓦尔德蜂蜜、桃脯、葡萄和咖啡等，他大嚼起来。
杜鲁门女儿玛格丽特小姐，说他父亲是擂着斯大林的背在竞选，只要斯大林有活动，都会是给他竞选总统加油。又说杜鲁门是无忧无虑在竞选，是个十足的乐天派。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小火车站上。“杜鲁门快餐车”停在那里，杜鲁门正在讲演，一个小伙子骑在一头乱蹦乱跳的马上。火车使这匹马受了惊，显然，马要飞奔而逃。惊马不单要撞伤路上许多人，连骑在马背上的小伙子不是重伤就被摔死。危险近在眼前，白宫助手和特工人员张煌失措之际，杜鲁门离开讲台走过去，一个箭步奔向受惊的牲口和摇晃的骑手，一把抓住马笼头。他心里想：我当炮兵的时候，所有拉烟车的马都怕我，抓住马笼头说：“这是你获得的一匹好马，孩子。”马老实下来了，他说着掰开马嘴，端详马齿说，“我看，八岁。”竞选者称杜鲁门是乡巴佬。有人说杜鲁门祖父和祖母是私奔，新娘拒不承认这一婚姻是合法结婚。杜鲁门说：“我在去肯塔基赛马会途中曾去我祖父住过的这个城市作过一次访问，人们给我看了结婚证书。”
杜鲁门称他的对手杜威先生是携带万应灵丹的江湖医生，“我们美国人民正在找他作我们四年一次例行的健康检查。”他把民意测验叫“催眠所”，并说：“我确信人民不会受它们愚弄。他们知道，催眠所对身心有害。犹如用药，过多可以致命。”
杜鲁门“胜利专车” 到达华盛顿时， 全家人何等的风光，有人给杜鲁门一份《芝加哥论坛报》，大字黑体标题是：杜威击破杜鲁门。他下了火车乘敞篷轿车前往白宫。他们感到世上所有的乐队都演奏化总统万岁》、《我崇拜哈里，如醉如狂》，轿车行到《华盛顿邮报》报馆门前面，有幅大标语：“总统先生，你什么时候把老鸦这道菜端出来，我们便准备什么时候来吃它。”他从敞篷车上站起来，对欢呼人群喊道：“谢谢，杜鲁门不吃黑鸦！”
当杜鲁门从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和司徒雷登汇报里得到中国消息时，几乎同时收到蒋介石的请求，他复信中拒绝了蒋介石。在宋美龄要求以私人贵宾来美国时，杜鲁门把马歇尔找进他的椭圆形办公室，开始分析中国形势和怎么对待来美龄进宫陈情的这幕戏。
说来马歇尔回到美国近两年了，用中国话说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是“一塌糊涂”。杜鲁门总统接到司徒雷登大使接二连三的报告，向总统、向国务卿讨教“中国该向何处去”？他好像他这次要特别认真地坐下来，和将军商讨中国问题了。’将军回国后的同年六月五日在哈佛大学演讲，根据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阐明他的施政纲领，强调美国在所谓“世界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正在进行的全面对抗中负有“领导责任” ， 并据以制定战后美国妄图称霸世界的基本政策。这在当时称为“杜鲁门主义”。马歇尔在演讲提出《欧洲复兴方案》，即第二次大战后美国援助西欧的计划。马歇尔提出美国拨款一百亿美元援助西欧各国复兴战后经济；受援国必须撤除官税壁垒、购买美国货、向美国提供经济情报和战略物资、接受美国对使用美元的监督，保障美国私人投资和开发的权利。
英、法、意、西德等十七个西北欧国家，相继同美国签订了实行该计划的双边协定。演讲中他敏捷地向听众描述了整个欧洲正沉沦于满目疮疫和悲观绝望之中，指出需要美国全力以赴。将军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提出一揽子计划。将军也反驳总统。几乎过去又一年了，欧洲起了变化。总统他更感到马歇尔的计划会使他的“杜鲁门主义”在欧洲全面战败俄国斯大林主义。在马歇尔讲演后，哈佛大学给了将军荣誉学位，称将军为“其才能和品德在美国历史上唯有一个堪与比拟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那就是乔治·华盛顿。杜鲁门想起当时马歇尔带着沮丧和一股寒流从中国回到美国，老朋友见到他说他老了半个世纪。在白宫为他开归国宴会时，杜鲁门总统在宴会前特意和将军在他的椭圆形的办公室作了长谈，绝对不是安慰将军；而是分析中国当前的变化。毫无疑问，将军没有能取得他和总统所希望得到的成就。但他却再次握紧将军的手，把将军请到座位上，然后他才坐下，这不仅是他尊敬、崇拜将军，更因为将军是一个人物，一个杰出的军人。
两个人共同阅读了桌上来自司徒雷登的报告。
杜鲁门看着魏德迈一年前在中国巡视后的报告的断语：“美国是否应该让国民政府崩溃？”半晌他好像很深情地用手拍拍材料，那轻微的声音很扎耳朵。
马歇尔比在中国作调停大使者时，脸盘是开朗些了，但多了几条子皱纹。他对中国始终是极其注意的，国民党蒋介石丢掉了满洲，作为一个军事家立刻感到华北是很难保住了。可他没有料到，共产党第二个大战场却在淮海摆开了。好像共产党有意要追踪杜聿明将军一样。当他看到《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时，他内心中非常痛苦、倔怅地想：毛泽东是位大军事家呀！他多么希望杜聿明能在淮海战役取胜，当他得知杜聿明落网时，他连声疾呼：华北傅作义司令长官的命运也会和杜聿明将军相同了。平津战役打响了，他在中国地图前思索，他对华北很熟悉，当他得知傅作义将军的六十万大军，南逃、西窜。东撤全被共军堵住时，他在猜傅作义将军要走哪一条路？验证一位戎马一生将军之命运与归宿！
马歇尔看到杜鲁门总统桌上放着司徒雷登的报告，被总统拍出了响动。好像听见说：国务卿先生，美国总得保国民党进关吧！他看着杜鲁门说：“蒋介石政府得不到中国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他态度、行为和旧军阀差不多，人民不爱戴他，我们扶植他，给了他很多粉饰。”说完无可奈何地摇着头，但内心中也有几分苦涩味儿。
杜鲁门总统知道，“马歇尔计划”在欧洲受到十七国欢迎，在亚洲日本、韩国也是在推行，但在中国马歇尔将军是非常谨慎的，他知道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未必能统治中国，现在越来越看得明显了，美国军事援助的大部武器落入到共产党手中。共产党是和俄国斯大林一个体系的，是不能轻易下本钱的。于是说：“我不怀疑地认为，只要蒋介石稍微迁就一些，本来是可以达成谅解的。我是不相信事后聪明的价值的。”他带着一种低沉的忧郁。
马歇尔他也是不相信事后聪明有什么价值，但他也觉得对当时事务判断有失误，对共产党人太苛刻了，现在想起来不公平，过于相信了蒋介石，用一句中国话说：不能一手托两家。他此刻听了总统的话说：“当时我们到中国还是把握了时机，不像有人攻击的说法是盲从了，蒋介石根本没有和共产党联合的意思，就应该一心支持蒋介石，消灭共产党。”他微微地摇着头若有所思。
杜鲁门表示不同意地说：“我派将军到中国去。这件事做的是否对？是不应该根据某些人为的认识那样去考虑的。这应该根据1945年我们所能认识到的去判断。在那个时候一般人认为：中国各种不同的势力是能够说服使这个国家统一起来的。当然夺取政权的斗争还会继续下去，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国民党政府就不能在这个斗争中取得胜利，正如欧洲的非共产党政府那样，如果它是关心人民和国家的基本需要的话。”他把话打住，看着对方的脸。
马歇尔说：“中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应看见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了。”
杜鲁门叹口气说：“这在当时看来，还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根据我的了解，赫尔利和魏德迈是这样想的，我们的军事和外交专家也是这样想的。而且这些专家中还有人相信，美国是能够强迫中国统一──－实际上，那就是说，我们能够‘强迫他们接受’。当然，持这样态度的人是不适宜于担任这项工作的。”他说到这里对马歇尔将军连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