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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为调查这起冲突而成立的李顿调查团于10月2日向国联大会递交了关于满洲事变的报告。但是后者没有马上对报告进行审议，以便给日本政府更多的整理和时间对应。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发动入侵
关东军进犯热河后，还有可能在北京－天津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没有什么问题能比这个更让裕仁焦虑的了。进犯开始之前，东京的陆军司令部通过更换多名关东军高级将领，重新整编在满洲的官僚机构等方法试图恢复对军队的控制。武藤信义大将被授予三项任命：关东军司令、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和关东长官——这些职位从前分属三个机关。同时，关东军的规模也有所扩大。
1932年11月，裕仁得知关东军将热河省（鸦片收入的重要来源）看做是“满洲国”的一部分，计划在春天发动入侵。可是12月23日，关东军的先遣队已经到达热河省入口的长城东端的山海关。在那里，他们与张学良的部队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一个星期后，1933年1月1日，又发生了大规模战斗，日军占领了整个城市。裕仁意识到这次陆军进兵将使日本与国联的关系更加复杂，因此试图（通过奈良）警告陆军不要再扩大事态。一周后，他暗示牧野召开御前会议处理这个问题；但由于宫廷近臣的意见不一，御前会议没有召开。
1933年1月14日，当参谋总长闲院亲王请求裕仁批准向满洲增派军队时，裕仁就热河的事情向他发出了警告。根据牧野的叙述（木户记录也证实），裕仁告诉闲院宫：“迄今为止在满洲的顺利推进已经十分幸运，今后若出现功亏一篑之事，将令人感到遗憾。热河方面要特别谨慎处置。”换句话说，天皇指示闲院宫不要让军事行动做过头。令他担心的不是领土扩张行为本身，而是失败以及失败的责任最终落到谁的头上。
而几个星期后，裕仁就特意表彰了陆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和满洲事变开始时就加入战斗的朝鲜军混成第38旅团司令官依田四郎将军。将军们到达广岛县宇品港时，裕仁派侍从武官向他们转达了嘉奖问候，之后又邀请多门和依田参加宫廷宴会，并向他们和其他高级军官授予了皇家菊花纹章。本来这种礼物只表示一般的宫廷礼节，但此时却表明大元帅对高级军官们的行为的赞赏和骄傲。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和极少的日本士兵的伤亡，扩展了裕仁负责管辖的明治时代的殖民地遗产。
在感谢他们的同时，裕仁还是有理由担忧。因为，在中国东三省的军事扩张要冒两种风险，即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和遭到列强特别是苏联的反对。莫斯科已在迅速建设远东军，从俄国的欧洲部分调入空军部队，并开始组建太平洋舰队。1933年2月4日，裕仁批准热河战役后，闲院亲王请求批准调动关东军进入热河。在没有与齐藤内阁就此次入侵进行任何专门咨询的情况下，裕仁给予了带附加条件的批准——可以接受为巩固日本对“满洲国”的掌控而进行的扩张，但是不可以攻击中国华北本土。他裁可了关东军热河的军事行动，同时告诉闲院宫：“条件是不越过万里长城进入关内。”
4天后的2月8日，齐藤首相上奏天皇：“如果入侵热河使日本与国联关系变得困难”，内阁将反对。 裕仁虽然嘴上未说，但也意识到行动有些仓促，于是开始试图中止入侵行动。他要奈良告诉闲院亲王决定撤回前面的许可，但奈良表示异议。他提议按照日程后天即是拜谒日，最好在那个时候直接告诉陆军参谋总长。裕仁同意了。2月10日，闲院亲王来到皇宫，裕仁将齐藤内阁的不赞成意见转达给他，询问能否中止热河的军事行动。
当时的记述表明，裕仁次日的心情相当糟糕，新任命的美国大使约瑟夫·Ｃ·格鲁那天在宫廷的午餐会上见到了他：“天皇看起来非常神经质，面部痉挛比平常厉害得多。”下午，齐藤参见裕仁说如果实行对热河的入侵，日本有可能被国联开除，作为首相他虽然尽力阻拦这个行动，“但是军队强硬地坚持说他们已得到了天皇的许可。”齐藤离开后，裕仁召奈良入宫，“显得有些激动” 地说，他打算行使最高统帅的直接命令中止这个作战行动。奈良建议天皇三思。奈良在他的未公开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了他的理由：“国策上，如果有害，没有理由不能通过内阁会议进行阻止热河作战的中止必须让内阁下令。如果是陛下的命令使行动中止，稍不小心，难保不会引起大的纷扰，成为政变的起因。”
当晚晚些时候，裕仁派侍卫再次征求奈良的意见。奈良很清楚内阁只有通过天皇才能控制军队，然而他却在奉答书中回道：“内阁以外，任何人阻止这个行动都是不合适的。”裕仁默许了。接着，齐藤内阁认可了热河的军事行动。2月12日，裕仁再次批准了热河行动，条件是“注意绝对慎重对待越过万里长城一事，如不听从，将下令取消热河作战。”可以看出，这是颇不高兴的大元帅的口吻，而不是一个对统帅部的行动无条件服从者的语气。
日本对于热河——一块面积“差不多相当于弗吉尼亚、马里兰和西弗吉尼亚总和”的地区——的入侵开始于1933年2月23日，这是国联大会采纳了李顿报告，拒绝承认满洲地位发生的任何变化的前一天。2万多日军几乎没有遇到中国的有效抵抗，只用大约一周时间，就完成了军事行动。
天皇依照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曾经非常认真地试图延迟、取消、指导和限制这次入侵。而侍从武官长奈良将军积极地劝阻了他。设法劝说天皇没有运用最高统帅的大权是奈良最后的重要成就。随后不久，闲院亲王就任命关东军的前司令官本庄繁代替了他的职位。裕仁先是对这个选择略微表示了不满，后在侍卫长铃木和闲院亲王的要求下表示了同意。后来，天皇通过对本庄的考察，发现他确实完全不值得信赖。不过，他并没有强烈反对这位几个月前才功成名就的民族战争英雄。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军事和经济扩张
1933年新年刚过，在日内瓦的日本代表团就发觉自己受到了完全的孤立。此时东京正因国联拒绝接受日本对事件的解释而怨气冲天。当外务大臣内田上奏天皇提醒他退出国联的问题已经十分紧迫时，裕仁只是询问了退出将对日本监护国联承认的前德国在密克罗尼西亚的占领地有什么影响。2月20日，齐藤内阁正式地——但却是秘密地——决定退出国联。24日，国联以42票对（日本）1票，通过了一份拒绝承认“满洲国”并温和地批评日本侵略的报告。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没有人感到惊讶。能操一口流利英语的日本代表团首席代表松冈洋右随即准确地执行了内阁的“既定方针”，离开了会场。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通告国联日本已经退出。
裕仁利用这个机会向国民发布了诏书。诏书由外务省亚洲局长谷正之与天皇和牧野商议后起草，其中还包含了对军队不起作用的谕示：“文武各恪守其职，庶众各淬励其业，向所履正，行所执中，协力迈进，以处此世局。”然而，诏书的真正用意在于强调由于在“满洲国”问题的意见分歧迫使政府不得不退出了国联。而且，退出并没有违背“国联的根本精神”，日本还会继续“为人类的福祉”而努力。通过对一项明显该否定的行动作肯定和正面的描述，诏书成就了修辞上的错置，使每件事都变得模糊暧昧。这个早期的实例很快成为标准的常规做法——通过揉进反对方的行动和主张来掩盖无法解决的内部纷争，把本来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表现成似乎达成了一致。
有趣的是，在内阁投票表决退出国联的同一天，牧野在他的日记中做了如下记述：
退出国联的问题的意义未充分领会，似乎只要退出就是大大地达到了目的，退出行动本身竟成了目的。为达成此目的而狂乱呼号的言论界的现状，表明帝国人心之轻佻。瞻念前途，不胜忧虑。相信时日推移之后必悟此理。
或许牧野还应该详述一下媒体在为满洲战争制造支持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过他对公众对于反国联的宣传不加批评的态度没有说错。许多人很容易被说服向右或向左，甚至彻底改变观点。而他本人和天皇又是如何呢？在宫廷对军事扩张采取姑息政策的背后，是对扩张政策的信念，是对如何发挥天皇权威统治军队的意见对立，是对国内动荡的恐惧。对这种恐惧尤为敏感的牧野，在亚洲门罗主义风潮的面前，立即放弃了他对日－英－美协调路线的支持。他没有与军部发生冲突，而是公开放弃了长期信赖的凡尔赛—华盛顿条约体系。他支持裕仁退出国联的决定，而这曾是他本人协助建立起来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居于政治顶层的裕仁和牧野，可以说是这个变节的10年中最早的变节者。
没有看到任何文献，可以表明裕仁或他的近臣们曾试图修正陆军的大陆政策，以避免与国联的决裂。也许是受到公众陶醉于陆军勇猛作战的气氛的影响，裕仁决心去冒险。对于可能由此导致的外交孤立，他几乎、甚至是完全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就批准了内阁决议。对他来说，在当时与不驯服的陆军保持良好的关系比国际亲善更重要。裕仁没有悟到，国际孤立并不能治愈内阁与陆军之间内在的结构上的分裂，而这个裂缝，随着他直接行使统帅权只会变得越来越宽。
齐藤首相同样目光短浅。在向贵族院的一个秘密会议（2月21日）做报告时，齐藤与天皇一样，只对退出国联所带来的短期的小处影响表示了忧虑，比如国联和美国是否会允许日本继续控制在南太平洋托管的岛屿等。人们也许会认为裕仁应该向齐藤就退出国联的长远后果提出问询，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那样做过。
新外交政策激发了日本人对自己以及外部世界认识方法的变化。旧统治精英们在大萧条最糟糕的阶段没能给民众带来希望和勇气，国民于是转向支持军队。军部至少被看成是民众痛苦和困境的理解者，并且准备出手相救。一旦国民听任反中国、反西方的排外主义发展，并欣然接受满洲事变，遏制军部的惟一机会就落在了宫廷派手中。如果裕仁和他的近臣们态度坚定，那么向亚洲门罗主义——宣扬日本拥有保卫亚洲不受西方侵害的权利——的倾斜不是没有逆转的可能。可是宫廷派和有宫廷背景的那些人也倾向于以种族对抗的观点来看国际事务，他们平时对追随哪条路线本来就有见风使舵的倾向。结果，他们选择了与军部的合作。
在亚洲大陆推行军事和经济扩张政策，无疑也是对欧美列强的挑战。这个挑战，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变得更加容易。齐藤内阁登场时，在工业化的西方国家里，形态迥异的国家组织体系和价值观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在德国，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欧洲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革命的、恐怖主义的、种族主义的运动——1933年1月，正大步向政权迈进。他们公开的目的是摧毁凡尔赛体系，重整军备，为战争做准备。
英国保守党就中国市场的控制权与日本竞争的意识强烈。1932年渥太华的大英帝国经济会议上，托利党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决议建立大英帝国内的英镑联盟，通过对帝国成员的优惠关税设置贸易壁垒。
在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刚刚上任的新总统富兰克林·Ｄ·罗斯福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处理经济危机。他支持自由贸易，尽可能地与更多的国家缔结互惠贸易协定以降低关税。特别是，他通过改革国家的某些严重的弊病，提出新方向，努力给民众以希望。但是新政的复兴政策放置了美国南部的种族歧视（尤其对黑人）体制，同时还有减少西半球和菲律宾对日贸易输出的倾向。
至于苏联，其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政策标志着非民主主义的重工业化。1932年，苏维埃政权在完成了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重返国际舞台。它还着手增加军用飞机和坦克的产量，重新装备其“远东红军”——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日本在大陆的扩张。令人无可辩驳的是，有着巨大军事潜力的苏俄能成为日本战略野心的障碍，而共产主义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威胁。
日本的大陆扩张支持者强调了与美英的其他摩擦。尽管美英两国处理经济萧条的对策不一样，在对日政策协调上存在困难，但它们的政治家们都被描绘成在国内是徒有其表的民主主义的虚伪实践者，在国外是帝国主义现状的捍卫者——日本的新闻记者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