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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研究社略分内容与外延，今兄于外延已略揭其端，远矣大矣，只有巴黎一处，当加矣！“蔡也早就怀疑进资产阶级学校读书是否必要。信中表达了这样不同凡俗的观点（这种观点自然同他的润兄是一致的）
：“私窃以为不但本国学校无进之必要，即外国学校亦无进之必要；吾人只当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情实而已足，无庸随俗拘苦为也。”
之后在８月２７日的信中他又谈到这个问题，并以杨昌济的情况为例：“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
由于新民学会的积极倡导和组织，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活动很快形成高潮。
第一批２５人（近一半为学会会员）
，由毛泽东、萧子升等率领，于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９日到了北京。在北京时，学会会员十多人，曾在北大文科大楼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之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
后来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各地青年共分为三个预备班，分别在保定、蠡县和北京学习法文、数学等。毛泽东决心留在国内，作为学会的总后方负责人。
经过五四运动之后，学会会员发展到７４人。
１９１９年末和１９２０年为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新民学会会员共去了
①智侅、情瞀，都是严复译斯宾塞《群学肄言》中的用语。
智絯Ｉｎｔｅｌｅｃｔｕａｌ，此处指智力方面的拘束；情瞀Ｅｍｏｔｉｏｎｌ，此处指因感情引起的愚暗。可见黎锦熙推荐给毛泽东的这本书，蔡和森也是读得很有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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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新民学会
蔡和森、萧子升等１８人。
１９２０年２月，毛泽东致学会会员陶毅信中说：“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有〕去打先锋的人。”除罗章龙在北京大学读书外，先后有会员到上海、南京、汉口就读，有会员去日本留学，有张国基等七八个会员到新加坡、印尼等地教书。总计当时有４０％的会员到国外留学或工作。
蔡和森在国内时即已倾心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是新民学会中第一个提出中国应仿效列宁的人。
１９１８年７月２４日，他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
他一到法国，就大量收集马列主义的小册子，边学法文边看书，“猛看猛译”
，只用了３个月时间就“有了门径”
，不到半年就“门路大开”。他将读书所得和世界观转变的情况，及时写信告知国内。毛泽东是一直赞成作“大规模的自由研究的”
，他认为学会的根本关键，在“结合成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
；从而批评那种高谈改造又不作深入研究的现象：“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
，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
他主张经常开谈话会，讨论这些问题；多进行“共同的讨论”
，反对以个人为中心的“混战”。
毛泽东和在长沙的学会会员，参加和领导了五四运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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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学会３０１
的各种活动，实现了他们从事实际革命行动的多年渴望，之后，又都转入驱张运动。直到１９２０年６月张敬尧败走，外出的许多会员才又陆续回到长沙。因此，作为学会本身的活动曾停止了近一年。
１９２０年５月间，第二批去法国的会员萧三等６人在上海集中。
５月８日，留在上海的会员共１２人，由毛泽东主持，在半淞园开了一天会，作为送别，同时讨论了会务。据毛泽东写的《会务报告》所载，讨论得以下主要结论：“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学会的本身不多做事，但以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学术研究：都觉会友少深切的研究，主张此后凡遇会友三人以上，即组织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
新会友入会：都觉介绍新会员入会，此后务宜谨慎，否则不特于同人无益，即于新会友亦无益。议决介绍新会友宜有四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
入会手续如下：（一）旧会友五人介绍；（二）评议部审查认可；（三）公函通告全体会员，以昭审慎。会友态度：大概谓会友间宜有真意；宜恳切；宜互相规过；勿漠视会友之过失与苦痛而不顾；宜虚心容纳别人的劝戒；宜努力求学“。毛泽东最后写道：”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
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中午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半淞园现在只能找到遗址，这张照片却留下来了。一群忧国忧民的青年，即将各奔前程，好些人就要飘洋过海，远离故国，但学会的崇高精神纽带将他们联在一起，依依惜别，相互勉励。看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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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照片，这种动人情景似乎就在眼前。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表现出来的组织家的才能，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得到充分的发挥。
他一贯重视发展会员的工作，尤其重视会员的质量和组织的纯洁。学会成立之初，对会员入会条件就要求很严：学问、品格不好和没有革命志向的人不能加入。最早的一批会员是湖南第一师范、长郡中学、商业专门学校等思想最激进的学生和一些进步的小学教员；其中还有周南女校等女子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如劳君展①、魏璧②、周敦祥③等这样一批急进而坚强的女青年，这是当时国内有的进步社团所不及的。劳、魏、周等人入会时，由毛泽东主持，特为在周南女校开了一个会。
后来还有明德中学、法政专门学校和湘雅医学校（如李振翩④）等校的学生入会，吸收了一些在北京、上海等地读书和从事社会活动的进步青年
①劳君展（１９０—１９７６）
，湖南长沙人。
周南女校学生。
１９２０年赴法勤工俭学。
１９２７年回国，曾任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数学系主任。
１９３５年参加“一二九”运动。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部研究员。
②魏璧（１８９７—１９６９）
，湖南长沙人，周南女校学生。
１９２０年赴法勤工俭学。
１９２７年回国，曾任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解放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③周敦祥（１８９８—１９８０）
，湖南长沙人。周南女校学生。后入南京高等师范补习班学习。
１９２１年去新加坡南洋女中任教。大革命失败后回国，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任湖南文史馆员。
④李振翩（１８９８—１９８４）
，湖南湘乡人。五四运动时，湘雅医专《新湖南》周刊编辑，赴北京的“驱张”代表。抗战时为国民党军中将医官。后定居美国任医学教授，美京华人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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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学会５０１
（如匡互生①）
，其中也有个别外省籍的如刘清扬②等人。
到五四运动时，会员发展到约７０余人。
为了发挥学会的战斗作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真正有所作为，毛泽东这时已明确认识到，会员必须有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便无法除旧布新，取得思想和行动的一致。
而这时他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观点，在他内心希望学会树起一面主义的旗子，实际就是希望新民学会会员都接受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各地进步的社团是很多的。
从宗旨的革命性、组织的严密性和在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而言，新民学会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譬如当时名声最大、会员最多（曾达１０８人）
、历史最久的少年中国学会，在这几方面就都不如新民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１９１９年７月１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的，上海、南京、成都等地都设有分会。李大钊是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与邓中夏等积极参加过学会的活动，有一些后来的共产党员都参加过这个学会。由于学会的成员多数是资产阶级
①匡互生（１８９１—１９３）
，湖南邵阳人。北京高师学生，五四运动时，火烧赵家楼有名闯将。知名教育家。在上海病逝。
②刘清扬，（１８９４—１９７）
，回族，天津市人。青少年时期，曾参加同盟会系统的革命活动和五四运动，积极参加周恩来、邓颖超等发起组织的觉悟社，领导天津的学生运动。
１９２Ｏ年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先后在广州、上海、北京、武汉、重庆、桂林、香港等地，积极组织爱国妇女团体，投入反蒋抗日救亡的斗争，以及从事战地儿童保育，向解放区介绍输送进步青年等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至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联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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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１新民学会
知识分子，它的主要负责人多是反动的国家主义者，李大钊、邓中夏等当时活动的重点也不在此，因此，这个学会始终不能成为一种主义的结合，组织一直很松懈。学会成立时定的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对于这个比较模糊、抽象的宗旨，会员各执其说，各行其是。
从学会各种出版物的言论看来，只有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①等少数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为唯一科学的指导思想；多数会员所关心的则是“求学问”和“个人修养”这两个问题，并不关心政治。学会的规约甚至以参加政治活动为禁令。学会出版了许多刊物，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学术性比较重，而脱离当时的政治斗争。关于改造中国的途径，以学会最主要的创始人王光祈为代表，多数人的主张，仍不外“发展教育”
与“振兴实业”
之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只有王光祈算是发起过“工读互助团”这类社会活动，做过一些所谓“创造新社会的尝试”
；然而这类浮萍似的活动，当然很快就瓦解了，失败了。
１９１９年底或１９２０年初，经李大钊、邓中夏介绍，毛泽东曾参加过这个学会。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间，他写给法国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曾经这样指出这个学会的弱点：“各方面——即如
①恽代英（１８９５—１９３１）
，江苏武进人。
五四时期组织和领导了武汉学生爱国运动，并创办利群书社，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１９２０年与萧楚女等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３年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次大革命期间，由党派往黄埔军校任政治总教官。在党的五次、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均被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２７年８月参加南昌起义。
１９３０年４月在上海被捕，第二年４月在南京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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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学会７０１
某学会——人物，都不免有点虚浮，少深沉远大之计，少恳挚之意。“
１９２１年以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思想的分化日趋明显，原来在口头上标榜社会主义的人，也愈来愈反对马克思主义，大多数会员则照旧走资产阶级学者的老路。
１９２１年７月，在南京召开的会员大会上，邓中夏鲜明地指出，学会“必须要确定主义，如无一致的主义，必然使学会分裂。”这次大会之后，该会即日趋涣散，到１９２５年，实际上已停止了活动。
１９２５年，该会印发征求会员意见的调查表，其中有“对于会务之改进抱何种态度”一栏，毛泽东的回答最明快：“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新民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