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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唯一一个特例，就是张居正的时代。他背后的皇权应该也不算英明，这从万历皇帝完全主政后极为昏庸的表现就可看出来。但张居正不同于诸葛亮，他的相权不像诸葛亮那样绝对服从于皇权，而是采取与皇权合作并适度钳制的策略，这才使得他的改革得以彻底推行，使得张居正在世时的万历新政成为中国封建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
第四个方面，那就要说到张居正对钳制皇权后果的清醒认识了。
当时以及后来，经常会有人评价张居正说，说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功高震主、也位高震主了，说这是张居正后来得祸的根本原因。比如明代《定陵注略》这本书里就评价说：“人知江陵威福自恣，不觉声色卒震于幼主之前。后来之祸，宜其及矣。”这话就是说，张居正已经位高震主了，将来必将因此而得祸，可惜他自己还不觉得。
事实上，我觉得这些评价也对也不对。对在对于张居正用相权来钳制皇权，甚至多少有点儿凌驾于皇权之上的事实认识得还是比较准确的，但他们认为张居正身在局中，当局者迷，并没认识到这一点，那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张居正对这一点认识得很清楚，他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政治名言，叫“高位不可久窃，大权不可久居”。（《张太岳集·归政乞休疏》）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政治上独掌大权久了，虽然风光得很，但高处不胜寒，总有要出事、要乐极生悲的那一天，所以一个聪明的政治家应该在政治生涯的高潮处要知道全身而退，像汉初急流勇退的张良就是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才是聪明的保全自身的方法，否则，最终等待你的，一定不是什么好果子。
所以，张居正在面对为他而建的三诏亭的时候，才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拒绝了这些当地官员的拍马屁的行为，并当时就说出了自己对将来的担忧。
但问题是，这个拒绝“三诏亭”的时间实在太早了些啊！这时候不过是万历六年，也就是说万历新政也才刚进行了一半，像一条鞭法还没施行，清丈田亩也还未见成效，一切还谈不上大功告成的时候，张居正怎么这么早就有了功成身退的想法了呢？
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功成呢，怎么就想到身退了呢？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和我们这几讲所说的张居正工作风格的转变有关。
操切风格
我们知道，张居正在经历了夺情伦理风暴之后，不仅个人的生活作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变得越来越奢华，越来越铺张，而且工作风格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前是“沉毅渊重”，也就是非常沉稳，可现在却越来越“操切”了，也就是不留情面，很极端。
你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长定堡大捷的疑案中，张居正心中一句“国家利益至上”，置整个朝廷的脸面于不顾，从上到下，从万历皇帝开始，到他手下的亲信、部旧，甚至是左膀右臂，都兜头浇了盆冷水。连他自己都未能幸免，他和他手下的亲信因长定堡大捷所受的封赏全部革除，好些人还因此受到处罚。
所以说张居正太“操切”了的提法，并不是改革的反对派提出来的，恰好是张居正这边儿的人提出来的。
再比如说，张居正在夺情事件之后，面对士大夫阶层的汹汹之口，他心里也非常生气，甚至是非常反感。但除了个人情绪的原因，张居正更认识到这种对他个人的非议极有可能会演变成对整个万历新政的非议。于是，张居正于万历七年下令诏毁天下书院。
当时的书院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当时的书院既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所以在管理上并不能做到统一的行政管理。而且就算是公立的书院，因为明代士大夫阶层崇尚演说与争论，所以也是培养各种对立意见的沃土。明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一个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流派之争特别激烈，流派也特别多，这都说明明代知识分子崇尚“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习气。
张居正要把改革顺利推行下去，最忌讳的就是士大夫之间的口舌之争，而爱吵架又刚好是明代知识分子最鲜明的职业特点，所以张居正为了维护改革思想的统一，也为了封住别人议论的嘴巴，他开始大规模地关闭书院。
私立书院基本上不让开，公立书院的规模也大幅缩小。而且是强制性的，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这就为张居下留下了文化专制的恶名。
客观地说，这确实算是“文化专制”。但张居正作为一个改革的执行者，他这样做多少还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可他接下来为了堵住天下士人的议论，以异端邪说的名义对各思想流派进行打击，甚至为此秘密杀害了他的同学、明代有名的思想家何心隐，这就绝对是标准的“文化专制”了。
何心隐当年与张居正同年考进士，两个人算是同学。后来张居正考上了，何心隐没考上。有一次，何心隐在一个朋友家里碰到张居正，对于这位已经飞黄腾达的同学，何心隐上来就挑衅地问：“你可知太学之道乎？”
儒家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何心隐不谈“大学之道”，别出新裁，来了个“太学之道”。张居正少年就特别沉稳，他最反感的就是这些故弄玄虚的忽悠，所以他根本没搭理何心隐，只是略带着讽刺地回了何心隐一句说：“你是想飞却飞不起来吧！”说完，张居正掉头走了。
据说，何心隐当时大惊失色，对朋友说，你记着，将来此人必掌天下的权柄，而将来能杀我的人，也肯定是张居正这个家伙！
我就想了，何心隐只是被张居正讽刺了一下，又何至于推理到几十年后张居正一定会杀他呢？
后来我想明白了，何心隐知道自己必将是个思想家，思想家可以没饭吃，但一定得有话说，或者说思想家的嘴巴首先不是用来吃饭的，而是首先用来说话的，用来批评的，用来议论的。而张居正必将是个政治家，政治家可以没话说，但一定要有事做，或者说政治家宁肯多做事，而不愿多说话。要是你的说话，妨碍了他的做事，那么他就一定会做一件事——那就是让你闭嘴！
所以，作为动嘴的何心隐早晚要死在动手的张居正的手里，这也就是一条可以说得通的逻辑了。
连何心隐在几十年前就料到张居正掌权后会对天下动嘴的人下手，那么现在张居正诏毁天下书院、进行文化专制也就不是什么极为出人意料的事儿了。也就是说，他这时候的“操切”表现，看来也并不完全是突发的。
能证明这一点的更有力的证据是，张居正的操切，并不只是针对下级与改革的反对力量，他甚至对他的主人、和他情同一家人的小万历和李太后也是操切的。
对小万历就不用说了，我们上一讲已经详细分析过，小万历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逆反心理来，可以说就是张居正和李太后的所谓“家长式”教育造成的。
张居正对小万历有些操切那还好说，因为小万历毕竟是他的学生，也是他心目中要着力培养的改革接班人。但李太后绝对要算是他的主人，虽然这个女人也依赖张居正，而且还跟张居正在情感上有着一些“说不清、理还乱”的关系，但不管怎么说，张居正总是他儿子手下的一个大臣，他怎么敢对向来强势的李太后也“操切”呢？
您还别说，张居正就是有这个胆儿。
有一次，张居正最为亲信的边关大将戚继光飞马奔回北京城，深夜直冲到张府，拿一件棉衣给张居正看。原来，戚继光拿来的是边关将士过冬穿的棉衣。戚继光撕开棉衣给张居正看，里头根本没有棉花，全是一些败絮和草絮，比那黑心棉的质量还差。张居正知道戚继光为啥为棉衣激动成这样，戚继光是个爱兵如子的人，他打仗从来都是跟士兵共进退，连平常吃住都和士兵在一起。他这么这一个疼爱士兵的人，看到士兵过冬的棉衣居然是这种次品，他能不生气、他能不激动吗？
所以张居正当时也很生气，也很激动。但换了别人，生气归生气，激动归激动，这事还不好明目张胆地查，因为负责军需后勤物资这个肥差的是李太后的亲爹武清伯李伟。那可是太后的爹，皇帝的姥爷，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张居正、戚继光再有本事，那也是给人家打工的啊！你总不能去查皇帝的姥爷、太后的爹吧！所以我说换了别人，这事没辙儿。
可张居正不一样，他不仅查清了李伟贪污的事实，还把难题直接交给李太后，让李太后自己看着办。
李太后当时也羞愧难当，又不能真的把自己的爹绳之以法，在封建社会那是大不孝，最后只好把李伟叫到宫里来，当面狠骂了一顿，然后让他爹在外面大雪天里罚站，罚站完剥夺公职，在家好好呆着，别管什么后勤了。
我们说李太后还是不简单的，她并没有护着她爹，对张居正的苦心也很理解。可我们说李太后这样做是为了他儿子的江山考虑啊，她不是迫于张居正的压力，而是迫于稳固皇权、稳固江山的考虑，再加上她不是一个糊涂的女人，所以他在“操切”的张居正面前屈服了。
可后来，张居正死后，小万历对张居正反攻清算，当时有人请李太后出面为张居正说情，李太后最终没有出面为张居正说半句话，只说“当初我爹站在大雪里，谁又为他说情来着？”
所以，李太后对张居正不是完全没有怨气，也就是说她也感受到了张居正的“操切”。
那么，从李太后和万历皇帝开始，到张居正的亲信、手下，到万历新政的反对派，都感受到了张居正的“操切”风格，难道张居正自己就没感受到吗？他要是自己也感受到了，那为什么还要这么“操切”，这么极端呢？
我们说，造成张居正工作风格越来越“操切”，当然首先有两个客观的原因。
一是夺情事件确实激怒了张居正，尤其是在士大夫阶层反夺情的过程中，大家对他的指责以及张居正自己所受的屈辱都使得张居正在性情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变化是越来越偏激的，所导致的工作风格也就是越来越“操切”的。
二是随着年龄与权势的增长，张居正的心态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恶性膨胀，我想这也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也是人之常情，你看曹操，我们说他杀杨修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其实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老了，随着他称魏王、加九锡、生前的权势达到极致之后，他再也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可以唯才是举、礼贤下士了，他变得越来越不能容人，连荀彧这样他曾经最为倚重的大谋士，不过因为他晚年的时候劝他几句，他就把人家杀了。更不用说杨修这种好议论是非、嘴巴上没有把门儿的人了。
所以但凡权势显赫的，到了晚年没有几个不操切的，这也是种规律。
但我们说张居正晚年的“操切”还有几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地方。
一是张居正不是不知道自己变得越来越操切了。二是张居正变得越来越操切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张居正在夺情事件后曾经在给好朋友的信里坦露心声说：“浮言私议，人情必不能免……不谷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而议者犹或非之，然不谷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书牍十二《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
这段话主要说了三点。
一是我为国家利益，不顾个人声誉，受到很多人的议论和批评，但批评我的人越多，我就越严格，越认真，丝毫不做退步，这就叫“持之愈力，略不少回”。
二是正是出于我这种认真和严格，我自认为才取得了一些建树，这叫“故得少有建立”。
第三，我这种操切、严厉，对个人声誉虽有伤害，但对国家却是有利的，这叫“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要想真的做出番事业，要想真的让万历新政得出巨大的成绩来，恐怕在个人声誉与国家利益的取舍之间要做一个明确地选择，这个选择做不好，那就意味着一事无成，意味着万历新政半途而废，所以说“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也就是说只要能对万历新政有利，只要能对改革有利，只要能对国家有利，哪怕全天下的人都骂我夺情、怨我操切，我也在所不惜！
所以我常说，张居正不仅是个有理想的人，而且是个能够实现理想的人。他在夺情伦理风暴之后已经意识到舆论对他的不利，也意识到整个社会氛围有可能对万历新政造成的不利，而万历新政在这个时期又刚好到了转折还是继续、生存还是毁灭的关口，所以他选择“操切”，是要以一人之力把他的理想——万历新政的改革完成下去。因为古代的中国社会，毕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靠“人治”而不是靠“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