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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她觉得自己又在渐渐活过来。她想还是不能这样消沉下去。她要再去跟老顾说说，她想要参加工作。她决定出去走走，她猜想要是再不出门，躲在这里，害怕被人认出来，她就真的会变成胆小鬼。她就会忘记该如何在大街上坦然行走，她就会害怕路上的陌生人，别人看她一眼她就手足无措。那样她就再也不适应城市地下工作。
她起来梳妆打扮，哪怕去八仙桥菜场买点什么也好啊。九点时她走出弄口，贝勒路就像往常那样行人稀少。烟杂店已开门做生意，日用五金杂货铺的门板还没卸下，伙计蹲在马路沿上漱洗。她站在弄堂口左右看，等着拦下第一辆路过的黄包车。
街上安静得出奇。阳光冷冷地照在她脚边，脸盆里的水泼在柏油路面上，嗤啦作响，好像那水正在急速地渗入地底下。像是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她，让她不自在。她安慰自己说，这是多日不出门的缘故。尽管这样，从旗袍底下，从她的膝盖往上，还是有一丝丝凉意让她直冒鸡皮疙瘩。
她觉得站在几十米开外的几个家伙，怎么看都不像好人。不像是寻常人。站在那里东张西望，一个煞有介事看着弄堂口墙上贴的行医广告，一个抄着手吸烟，还往马路这边看。
她扭头向南，决定到贝勒路那头的路口找车。
可在街角，她看到一个熟人。这人在对面街角，正向东转去。他忍不住又回头朝这方向望一眼。身前挂着一只照相机，她认出他来，可她不能确定对方认出他没有。她赶紧转身离开。
十二
民国二十年六月八日上午九时三十分
小薛又在心里告诫自己，不要盯着她看。他是无师自通的盯梢专家，他一个接一个更换跟踪目标，现在是船舷旁的那个女主角，可他想不出那到底是哪部电影。
要走在另一边，绝不能走在与目标同侧的马路上。不要跟在目标背后，那样，他们反而更容易脱离视线。走到街道对面去，与目标保持平行，可就算这样也很容易被发现。街上每个人的眼神都在鄙视你。你不由自主就偷偷摸摸起来，你连大大方方点根香烟都不敢，好像随便什么动作都引起跟踪目标的警惕。
他完全可以离开，坐火车去南京，坐小火轮去苏州。南京更好些。他甚至可以在南京找件事做。可他很快打消这个主意。他又能去哪里？他身上有半个法国人，半个广东人，还是个私生子。混血的亚洲城市才是他的故乡，这些城市才是私生子的故乡，香港、西贡、上海。可去香港和西贡也不解决他的问题，那还是他们的势力范围。根本原因在于，他不想动弹，他早已习惯这个城市，好像是它的寄生物。
浑身散发咖喱味的马龙督察说喜欢他。马龙班长告诉小薛，说他是新成立的法租界警务处政治部特务班长。他对小薛推心置腹，说他在法租界警务处一干就是七年，始终不能得到上司和同侪的赏识，这反倒让他变成警务处最廉洁奉公的西探。他看不起别的警务人员老是往赌场妓院跑，和帮会分子打得火热，所以别人也不拿他当回事。直到萨尔礼少校升任政治处长。他说少校是个好人，只要小薛做好这件事，少校会照顾他的。
他怎么可能不害怕？他们说这是一帮军火贩子。他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狠狠心逃出去。此刻，就在他险险被人家发现的一瞬间（昨天下午到现在这种情况已发生过好几回），在他赶紧扭头，转弯，走进一条弄堂，又转入弄堂底部的横弄时，忽然有一句话从他脑子里蹦出来：生是租界的人，死是租界的鬼。绝妙的格言，可以写在他自己的墓碑上，最好用一张纸条把这句话写下来，放在钱包里，如果他横死街头，希望有人会把这句话跟他一起埋到地底下。
昨天下午离开礼查饭店，特蕾莎把车开到西侨青年会门口，他们俩一起下车。在那里分手，她进门，他朝马路对面走去。
三十秒钟后，他想起人家要他办的事。他转回头来，悄悄跟在她身后。跟着她走进大楼（亏得西侨青年会从去年起向就华人开放）。
她走进更衣室，他从另一条通道走到游泳池角门边。刚进六月，气温并不十分适合下水。池里没几个人。他看见特蕾莎在水里忽隐忽现，就像是一条浑身绿白斑纹的鱼，泳衣的裙边在水里漂浮，就像是一种水生植物。她的腿在水里蹬踏挤压，就像是还在礼查饭店的床上。这一瞬间，他实在想象不出她的危险之处。她快活地在水里戏耍，快活地把自己灌醉。
可那个家伙突然出现。一看到这个人，他就开始生气。
毫无疑问，这是个坏朋友。他猜想所有这一切都是这家伙的主意，他认识这类人，他只消一眼就能识别这种人。一定是他引诱特蕾莎的，要不然，她一定还好好地做着她的珠宝生意呢。他先是引诱她做这种危险的生意，接着又引诱她——他猜想他们一定是上过床的。特蕾莎水淋淋爬上岸，他抓起毛巾帮她擦干，特蕾莎毫不在乎，提起左腿搁到椅子上，而他居然就拿毛巾去擦她的大腿，就好像他是她的情人，就好像他是在假装献殷勤。
这个人站在水池边，跟特蕾莎说起话来，熟悉得像是认得几百年的老朋友。从前天晚上到现在，他头一次觉得马龙督察让他干的事情并不坏，坏的是这个家伙。他当即作出决定，他要扔开特蕾莎，去跟踪这个人。
这个人从潘彼得洋服店出来，走进DE LUXE皮鞋店，从皮鞋店出来，又拐进一个专门卖吕宋雪茄的白俄烟酒铺。他渐渐看出这家伙的口味，这让他更气愤，因为跟他自己的喜好差不多。
人家终于走进餐厅。而他只得在口袋里插卷报纸，躲进蒲石路上一家卖魔术玩具的店铺，装作对那排空盒子感兴趣，据说只要你高兴，你可以让一束假花，一辆玩具汽车，一只陶瓷小鸟，或者你想要的随便什么东西从这些盒子里冒出来。
他觉得那天晚上不该要那张牌。他早该发觉那日本人（白克说他是夏威夷人）在搞花样。Zenko——他想起那个日本名字——他不该再要牌，葡萄牙人也不该跟着要。那样白克就拿不到那张A。这简直是在故意跟他作对，他猜想这三个家伙很有可能是合伙欺骗他。他有时会觉得那局牌才是他眼下这些霉运的根子，要不是那次人家只用一手牌就赢掉他几百块钱，他就不会发誓三个月不打牌，要不是他发誓三个月不打牌，他就不会答应陪特蕾莎去河内——他无法按照这逻辑推出他想要的结论，因为他立刻又觉得无论如何他都会跟她去的。
都是些巡捕房密切关注的危险人物，马龙班长告诉他。他们卖枪，他看过很多死在枪下的人。小腿不断抽动，像是濒死的爬行动物。他不太能搞懂自己，他怕死，可有时候胆子却大得要命。他仔细想想，其实满世界都是他这样的人，租界里全都是他这样的人，他在哪本杂志上看到过一句话，说有一种人，天生具有自我毁灭的倾向。这种人总是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明明一个又老实又年轻的学生，却要去参加革命，明明一个勤恳的小生意人，听到轮盘上小球一滚就激动，明明一个整天阅读妇女杂志的规矩太太（里头还登些吹嘘无痛分娩法的医师写的文章呢），却要去跟人私通。
马龙班长手下有个文质彬彬的马赛人对他说，我们会保护你的。我们看重你，大大超过看重一个普通的包打听，你身上有一半是法国人。
他在本迪戈餐厅门口差点被人发现。回想起来，他觉得那个人肯定是看到他的，那穿黑色皮衣的家伙，从上唇到下巴，那圈胡茬几乎把嘴整个包围起来，可那张脸看起来还是很年轻。
人家在高级餐厅吃饭，他却像傻瓜那样站在夜风中。他突然觉得愤怒。他简直是在向人家示威，他在门厅那盯着人家看，他想看清楚这家伙到底在跟谁一起吃饭。他猜想别人一定是在留心他，搜寻他，他注意到穿黑色皮衣的家伙背靠墙站在阴影里，朝路的两头观察好久。
一定是看见他啦，别人现在变得极其小心。他不敢跟踪那辆车。靠走路是不可能跟上汽车的。至于汽车跟着汽车，那才是电影里的鬼扯呢。他想出个办法来——
他跑到兰心剧院的台阶上，从门厅后望着路口。他看到那辆汽车驶过，他把车牌号记在心里。汽车一定会开回车行。他一直等到那辆车回来，才跑到柜台上开单领牌子。他坐在司机座边上，他只多付一倍车价，只多付两块钱，就让司机把车开到贝勒路上，上次的乘客下车后走进哪条弄堂，司机记得清清楚楚。
昨天夜里，小薛躲在弄堂底，一直等到他们全部离开。早上他又来。
九点刚过，他站在五金铺柜台外面，店铺在贝勒路这一侧，正对着对面的弄堂口。他装作打电话，抬头张望——
不可思议！就像奇迹突然发生——很久以后他回想起来，仍然觉得那就像是奇迹。在弄口拱梁上方，在斑驳的红漆木板墙上方，过街楼窗口的花布窗帘瞬间拉开，一张面孔从暗淡的背景里浮现，是个女人，她探头看看窗外，她缩回去，关上木窗，又拉上窗帘。小薛认得她！那是船炫旁的神奇女主角，他曾冲洗出那张照片，可就算对着照片他也想不出是哪部电影。他很快就明白过来，这就是他想找的地方，就是这窗口，就是这间过街楼。按照他那业余盯梢专家的想法，于某种偶然的原因而走进同一条弄堂。
现在，他又要跟踪这个女人。他看着她走出弄堂，他自己走在贝勒路的这一俩，稍后一些，但几乎与她平行。他看到她在康悌路⑴口朝西边走，他看到她在街角停下脚步，他只好向东边拐去。
他产生一种奇特的想法，觉得那个“坏朋友”正在试图侵蚀他生活中所有的美好感觉，而他却猜不出那家伙下一次又会出现在哪个地方，哪个他根本意想不到的地方。
⑴Rue Conty，今建国东路。
十三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一日上午十时十五分
多年以后，当萨尔礼故地重游（此时他早已与小薛情如父子），眼望着昔日的租界饱受战争摧残。而薛因为在战时与各方都保持着密切联系（这多半也与他的天性有关），南京的一些机构竟然对他产生疑虑，对他展开一系列的审查，甚至一度把他秘密关押起来。薛的许多朋友——包括萨尔礼本人，勇敢地站出来，提供各种证据，萨尔礼少校甚至引用法国外交部的一些旧档案，终于使薛维世先生安然释放。
萨尔礼为小薛设宴压惊，他盛情邀请薛去法国——不仅作为他私人的来客，也同样作为法国政府的客人（因为他多年来对法国海外殖民地事务作出的贡献）在巴黎定居，当然，你也可以来南方，萨尔礼本人在上海服役期间，累积下来宦囊甚丰，在法国南方买下一辐地。
同时，在酒酣耳热之后，他们也开始回忆起往昔岁月。据萨尔礼说，刚开始他并未注意到这个年轻人，起初，只是一个白俄女人进入他的视线——他出于偶然的兴趣——如今他甚至可以不无自嘲地说，出于某种多多少少算是对美貌妇女的私下兴趣，他让人对这个女人展开调查。
随后，神奇地——他猜想那与冥冥中某种推动事物的力量有关——从这个白俄女人出发，调查线索突然令人兴奋地与金利源码头的暗杀事件汇合到一起。
今天早上在晨祷室门口，少校左手半只羊角面包，右手一杯咖啡，正用膝盖去顶那扇门。马龙班长伸手帮他推开，兴冲冲地告诉他，我们的小猎犬总算找到洞口啦。
特务班全体在等着他们。而马龙班长没在会上宣布那消息。他把一张纸条递给少校，少校扫视一眼，把它压在文件夹底下。离开会议室时，他要马龙把有关这个小薛的所有文件——包括提审他的笔录、他自己两天一次交来的那些情况汇报，以及从捕房保甲处找来的有关其个人历史的所有记录——统统拿到他办公室去。
纸条上写的是一份情报，使用法语，拼写和语法几乎找不到瑕疵，据说是那个姓薛的业余摄影师的作品。情报揭露一条惊人的消息：摄影师跟踪白俄女军火商的一个朋友（马龙用铅笔在边上注明此人就是那个陈姓买办商人），发现他进入贝勒路的一幢房子。第二天，当他再次前往那幢房子附近仔细观察时，发现这幢房子里有个意想不到的客人，摄影师在报纸上看到过她，正是金利源码头被暗杀的曹振武的太太，这位太太在刺杀案发生后旋即失踪。
在这次暗杀事件中，最让少校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刺客对新闻报道的重视，他们——深入调查后发现那是个组织严密的暗杀团伙——事先就把消息透露给记者，随后又向记者提供一些文件，一份虚张声势的声明，加上一份故事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