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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拉过他的手指，让它们在她的腹股沟那一长条柔软的凹陷里摩挲。他又一次觉得自己需要编造故事。需要一个让人信服的理由……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他想不出办法，突然间，他像一头紧追着野兔不放的猎兔犬，再一次迫切地追逐她，驱赶她，让她抵达那个快乐而盲目信任的彼岸……他的确采用的是猎兔犬的姿势（这样至少可以避免面对面看着她）。
他倒在她的背上。同时，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说法进入他的头脑。“陈先生必须立刻离开上海——”
喘息声陡然停住。他不得不往下说：
“他有危险，还会连带到你。他正在同一个帮会小组织做生意，做军火生意，”他勇敢地望着她的肩膀：“事实上，那是帮会中一个野心勃勃的小派别，他们在法租界大搞暗杀活动。”
“这些事你怎么会知道？”
“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他觉得别人会相信这种说法，在上海，又有谁不跟帮会有关呢？他大胆地说下去，他为自己的说法感到自豪，他为自己的说法添加上一点骄傲的语气：“事实上，我认识这个帮派的首领，事实上——嗯，我是他的老朋友。”
他又觉得这种说法是如此不切实际，因此感到气馁。但他还是坚持着往下说：“我是个摄影师，你知道，他们有时需要摄影师帮他们干点活——我是这样认识他的，他有时会来要求我帮他做点调查。于是——我对陈先生做过一点调查，我跟踪他……”
她把手伸向床头柜，在手袋里掏摸，像是要拿打火机，但她掏出的却是一把精巧的手枪。他甚至连惊慌都来不及，枪管抵在他的下巴后，深深地戳进颌骨和喉结之间那块柔软的地方，让他觉得想要呕吐。
他惊恐地睁大眼睛，双臂投降一般举起，手指在发抖。
“告诉我实话。”
长时间静默——只有挂钟的声音，以及窗外江面上寻找腐烂食物的海鸥的鸣叫，时间长得让他难以忍受，像是憋尿——他也的确害怕得快要失禁。他亲眼看到过子弹是怎样穿透下巴的，整个下颌骨都掀开——像是打开一个盒盖。他不敢回答，生怕下颌一动，就会触发那把手枪上的什么东西，简直有些古怪，他不合时宜地在头脑里翻检起那些名词来，扳机？还是击锤？就好像这样一开动脑筋，他自己就能置身事外，就好像想想这些名词能让这事变得像哪本小说里发生的事一样。
特蕾莎再次大笑起来。她望着他的面孔，伸手从他鼻子上取下一根鬈曲的毛发，是她的阴毛，他仍然能闻到那股酸味，那股好像是掺有少量苹果醋的奶酪般的味道。要解脱困境，有时需要一支手枪，有时只需要一根潮湿的毛发。
“为什么要跟踪他，你跟踪他到哪里？告诉我时间、地点。为什么他有危险？”
“礼拜天晚上。我从西侨青年会一直跟踪他到餐厅。他走进贝勒路一幢房子。那是帮会的房子，是那个怀有野心的小组织的聚会地点。帮会首领已有所察觉，他知道这帮人对他不满，他知道他们偷偷搞些暗杀活动，他打算让巡捕房来处理这事，帮会一向与巡捕房合作。那幢房子已被巡捕房监视，陈先生因为出现在那幢房子里，他一定也已受到监视，搜捕即将开始。我急着想要告诉你……”
他觉得这些说法漏洞百出，他觉得这些说法实在是荒谬。他觉得自己像个白痴。他看着特蕾莎掀起纱帐，打开床头柜上的烟盒。他预感到自己大难临头，只消一个电话，他的谎言就会被戳穿。
“是那个帮会首领要你监视我么？是他要你去跟踪陈的么？”
“是的。”
“告诉我他的名字。”
他的脑子在不停转动，他试图找出那张报纸上出现过的姓氏，他看过那张报纸，金利源刺杀案发生后，有家与帮会有关的小报提出一种看法，认为这个暗杀组织的头目姓顾——他想起来，那个姓氏是顾。
“他姓顾。我们都叫他顾先生。”
“是顾先生让你跟踪陈的？”特蕾莎的嗓音变得冷酷起来。小薛还是头一次把这个姓氏与那天晚上他看到的人作比较，他想起这些人的相貌，虽然是在黑夜里——他觉得那个神秘的中年人更符合顾先生的身份。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下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如果是顾先生在与特蕾莎的陈做生意，他又为什么要让小薛跟踪陈呢？他想（不无幸灾乐祸）——好吧，那样的话就是陈在欺骗你。
“你竟敢帮着别人偷偷监视我！竟敢偷偷跟在陈背后！”
枪管再次向上戳进来，他觉得自己的处境既悲伤又滑稽，让他的鼻根一阵阵发酸，简直有些莫名地为自己可怜的命运感动起来。枪管顶着他，反倒让他的感官更加敏锐细致起来，他甚至像是能感觉到泪腺在发痒，紧接着，是瞳仁变得模糊起来，而他的声音带着哭腔——他竟然用的是法语，好像这种声调柔软的语言可以少一些震动，可以让他避免触发枪管那头的击锤。连他自己都听不清说得到底是什么，但特蕾莎却像是听得清清楚楚。
“我跟踪他，是因为他是你的坏朋友。是因为我喜欢你……我……爱你……”
十五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一日下午六时三十五分
这些日子里，少校一直在思念法兰西。他并不把自己看成上海人。这儿有些欧洲人早已忘记自己的故乡，他们早已归化上海。无论这些人不久前在哪里登上船，他们一下船，就加入一个新的族群——白种上海人。这也难怪，他们从前一无所有，在上海发大财，在上海置下产业，结婚生子，难道不该把这里当成自己的老家？
萨尔礼一度也想在殖民地安个家，可他的科西嘉妻子无法忍受亚洲的潮湿空气，带着孩子坐上从西贡回马赛的邮轮。他没有去找个中国情妇，他宁可一年一度坐船回国度假。与他不同，巴台士领事却把整个家都安在上海，虽然领事的职务调动比警察部门更频繁。
傍晚，少校坐在领事官邸的书房里。落地窗外是整排的大阳台，从阳台雕花的栏杆间可以望见房子背后的大片草地。惊叫声在梧桐树梢回荡。巴台士领事站起身来伸头张望。在草坪和沿围墙种植的树丛之间，小男孩摔倒在脚踏车旁，趴着一动不动。尖叫声是从站在草坪边椅子上的女孩嘴里发出的，她在那把黑漆斑驳的铸铁椅上摇摇晃晃，一条腿跨过弧形的椅背。地上的小男孩扭动起来，双腿艰难地想要从那堆橡胶和铁管的迷宫中逃出来。
“他们带来所有的口供。”少校继续说着。按照惯例，他正在把警务处政治部最近收集到的情报向巴台士领事简略陈述。
是那个穿中山装的南京学者（他自称是教授）带来的报告。报告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口供，然后是其它来源的相关情报汇总分析。在最后一页文件的底部，署名看起来像是一个研究机构。看起来他们像是一群读书人，像是那种从中国腹地成百上千涌向沿江沿海口岸城市的年轻人。野心勃勃，接受一位中年教授的领导。南京大量招募这种年轻人。各种研习班，社团，学社。是的，在他们递给他的名片上，有个古怪的名称。少校居然想不起那个名字，研究所？调研会？他再次看看桌上那份报告。
“到最后，他总算开口说话。”
穿着中山装的教授告诉少校。他的眼睛在镜片背后闪烁不定，像是个羞怯的大学教授。
“中国的事情还是要靠中国人来解决，你们毕竟是客人，客人们总是心慈手软。说到底，你们总是要回去的么。总还是有租约的么。”羞怯的大学教授忽然豪放起来，哈哈大笑，以证明他自己的确是三民主义的信徒。
南京的研究小组最终得出结论，这位彼得洛夫·阿历克赛·阿列克谢耶维奇⑴先生（法租界警务处档案登记为勃兰特先生，政治部指纹档案编号2578），并不是一像他自称的那样，一个三十九岁的德国贸易商。他在薛华立路的审讯室里拒不回答任何问题。南京坚持要把他引渡到龙华警备监狱，随后又转送往南京军人监狱。萨尔礼认为领事不想知道勃兰特先生在那里的遭遇，他自已也不想知道。听说那里有一种巨大的铁制台钳，他们让你跪在那里，把脑袋塞到铁钳中间，每转动三次齿轮，铁钳就会向内挤压一公分。
口供一共做过四次。勃兰特先生相当得体地应付这个局面。他的每一次口供都很完整，而且自成体系。每一次都是全部、完整地推翻上一次的供词。审讯者很容易产生错觉，每一份口供笔录都会被当成真正的突破。萨尔礼相信最后一次口供仍未触及勃兰特知识结构的中心地带。他甚至不敢保证阿历克赛·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是他的真名。但这无关紧要，哪个才是自己的真名，恐怕连他们也搞不清楚。
不管怎样说，情报本身的价值还是无与伦比。它决定性地证实，上海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火药桶。从勃兰特的公寓里搜出大量银行文件和存折，巡捕房的会计师后来向萨尔礼报告说：“总数相当于七十三万八千二百块银元。”
银行文件证明勃兰特账户的银钱往来极其频繁，但奇怪的是，缺乏相应的贸易文件。对顽固的勃兰特先生，这是个致命弱点。他既说不清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也说不清它们从勃兰特账户出去之后，又进到谁的腰包。老天知道，这些钱够买下一整幢大厦。勃兰特先是声称他代表一家注册在汉堡的德国洋行，打算在香港或上海购买地产，作为该洋行开辟亚洲事业的第一个重大举措。
在南京，勃兰特先生不断改变供词，起初是鸦片，然后又是军火。第三次口供时——萨尔礼假定这是审讯者第十次转动台钳的齿轮——勃兰特供认，他的那家德国洋行本身也是一家莫斯科贸易公司不为人知的子公司。自从列宁同志发现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仍需通过国际贸易（这一帝国主义的掠夺方式）来采购到足够的粮食，莫斯科一夜之间开办大量这样的公司。
南京的研究小组并不接受这个解释。勃兰特先生不知道，实际上法租界巡捕房从不贸然逮捕外国商人。从两个渠道证实这位德国商人的复杂背景（后来勃兰特承认他的父亲出生于莫斯科，母亲才是地地道道的柏林人）。设置在河内的法国殖民地保安局对当地的激进分子突然袭击，意外获得勃兰特在上海的通信地址。租界巡捕房的政治部一开始还以为勃兰特是泛太平洋工会联盟的召集人。其后不久，国民党在江西省某个县城发动一次不太成功的军事行动，刚建立的苏维埃政府还来不及销毁文件就匆匆转移。文件中提供的线索使国民党军事当局在江西省城展开一连串搜捕，有人在临刑前终于崩溃，供出一两个上海的银行账户。
根据南京送来的口供笔录，在最后一次供述中，勃兰特承认自己是共产国际在上海新成立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这个机构将会领导整个亚洲地区的共产运动。人员、策略，以及——更重要的，金钱，都会从这个机构散发。萨尔礼少校并不十分信任这份供述。它在行文上过分讲究，逻辑相当完美，它更像是一部精心构思之作，或者说，是一份伪装成素材的精致作品，它不断展现出一种貌似草稿的风格，有时语气迟疑，有时突然推翻之前的叙述，大段的涂抹，另起一行，再涂抹，然而关键之处却言简意赅。
尽管勃兰特案卷尚存诸多不确定因素，但在有一点上，参与其事的各方都认为是确凿无疑的。事实摆在眼前，那是一个共同的敌人，有计划，有资金，而且组织严密。显然，欧洲（尤其是德国）的运动陷入低潮以后，他们就已调整策略，如今共产国际认为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在东方，而埋下炸药，引爆，彻底摧毁这一链环的最佳位置正是在上海。因为它是全亚洲最复杂、最难以管理的城市。
萨尔礼少校与巴台士领事私下讨论时，一致认为也许最好的引爆地点就在法租界。对于租界里一小部分白人——主要是地产投机商人——的想法，领事先生暂时保持中立。但他认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前不久有一封从巴黎外交部的私人信件通过外交邮袋传递到他手里，在信中，有人用清晰的方式告诉他，外交部希望上海租界当局能够挖掘出一两件引人注目的重大事实，以配合正在愈演愈烈的法苏争端，两国之间的冲突正在从贸易领域扩展到各个方面。
少校脑子里有一根想象之线，正在把最近发生的几起刺杀案件，与一个在亚洲各地贩卖军火的私人公司，以及一位租界里的业余摄影师串到一起。有情报表明，暗杀集团的首领显然具有苏联背景。他觉得机遇之神在朝他耸肩挤眼睛。
这机会的绝妙之处在于，这个薛维世——这个摄影师竟然是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