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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羊马高地虎口夺食
当“第31旅的歼灭，标志着胡宗南从此走下坡路”的播音传遍大江南北的时候，在陕北子长县王家坪附近的任家山，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中共中央的5 位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正在热烈讨论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置于何处的问题。
这确是一件亟待决定的大事。革命圣地延安已落入敌手，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的最高统帅部，到底设在哪里？朱、刘、周、任从关心毛泽东的安全出发，建议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的解放区去。
朱德根据他掌握的情况。进一步分析道：“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一方面驱兵北犯，与西线的马鸿逵、马步芳和北线的邓宝珊配合，形成了三面包围；一方面散布谣言，说什么中共中央已经渡河迁往佳木斯，甚至还说是已经潜逃到了国外，他们的企图非常明显，就是要以此混淆视听，扰乱我们的军心民心。”
周恩来十分认真地说：“现在全党同志和人民群众对中央的处境十分关切，许多解放区的领导纷纷致电中央，一致强烈要求请主席和党中央迁往晋西北或太行解放区的安全地域，我看这自有道理，值得大家考虑，也请主席权衡。”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也频频点头，几个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毛泽东。屋子里一时静了下来。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了两口，站起身来，缓缓地踱着。对于大家的心情，他非常理解，但此刻他考虑的更深更远。
“根据当前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我们所处的形势，我还是认为不走为好。其一，党中央留在陕北，可以拖住胡宗南集团，使他蒋介石对这个最后的战略预备队派不上其他用场，减轻山东和华北战场的压力，配合即将开始的战略反攻；其二，党中央留在陕北，虽然是被国民党的优势兵力所包围，但陕北地形复杂，群众基础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还是有保障的。”毛泽东说着又坐在了原来的位子上。
没等大家再说什么，毛泽东又深情地说：“同志们啊，长征后，我们党像小孩子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是陕北的小米和延河的清水，滋养我们恢复了元气。在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怎么能离开他们呢？陕北问题不解决，我是决不过黄河的，至于国民党搞的造谣惑众那一套，只能说明他蒋介石心里发虚，我们暂且可不去理它。”
经过3 月26日整整一天的研究讨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都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不走，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革命和战争。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请周恩来专程去黄河东边一趟，以商定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在晋西北的去留问题。
原来，就在这时，傅作义、阎锡山为配合胡宗南集团对陕北的进攻，分别向晋西北和晋西攻击，并已占领了左云、孝义、兑九峪等地。直接威胁到已经转移到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干部、家属，包括董必武、谢觉哉、吴玉章等的安全。
由于事关重大，大家都赞成毛泽东的提议，请周恩来亲自到河东去一趟，直接同贺龙司令员和先期抵达晋绥的叶剑英。杨尚昆等商量，并转达中央对晋绥军区兵力使用方向的意见。
3 月27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连发数电，向各战略区通报：“冲央决定在陕北不走。”为了消除各战略区对党中央安全的担心，尤其是对陕甘宁边区的担扰，毛泽东在给贺龙、李井泉并告彭德怀、习仲勋的电报中，特意强调：中央率数百人留在陕北不走，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
周恩来离开王家坪赴河东后，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又就中央书记处的分工进行了讨论，主要是谁代表中央留在陕北的问题。
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仍是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考虑，摆出了种种理由，都表示要把自己留下来，请毛泽东和其他人到河东去。
毛泽东则仍然坚持他一定要留下来，和陕北人民一起打败胡宗南。
四位书记都执意自己留在炮火连天的前线，谁也不愿意到后方去。毛泽东留在陕北的决心已定不可更改，而朱、刘、任则坚持毛泽东的安危事关重大，不容轻率。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直至3 月28日深夜，中央机关转移到清涧县石嘴驿以北的枣林沟以后，才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作出了三项决定：一、中央书记处的多数同志，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领导全国并直接指挥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
二、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解放区，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三、将已进入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大部分工作机构，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和后方支队，统筹后方工作。
3 月30日，毛泽东发电报给贺龙，请他直接转告周恩来：朱、刘明晚动身去临县与董必武、叶剑英会合。请周速返陕北，与毛、任主持中央工作。
的确，毛泽东历来是不顾及自己的。就在中共中央的决定开始实施，中央工委的领导人即将离开陕北，中央警卫团为此进行着警卫力量安排的时候，毛泽东接见了警卫团长刘辉山。毛泽东对刘说：“你们给我留一个班就行了，其余的都随总司令和少奇过河，保卫总司令和少奇同志要紧。”
“主席，您这个命令我们很难执行呀！”刘辉山为难地说。“朱总司令早已交待过，要把身强力壮、有战斗经验的战士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总司令还专门指示，留在陕北的警卫部队，要我和张庭贞政委、古远兴参谋长亲自带领。既然总司令已经要求得这样具体，我就不能另搞一套了。”
最终，还是按照朱德的指示，中央警卫团将警卫力量重新作了调整，留一个手枪连、一个骑兵连和两个步兵连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其余部队跟随刘少奇、朱德、叶剑英、杨尚昆等东渡黄河。
3 月31日下午，中央机关就要离开枣林沟分路行进，一路随朱德、刘少奇乘车东渡黄河，一路由毛泽东、任弼时带领奔向绥德方向。
在山坡下的岔路口，两路人马都已列队待发，毛、朱。刘、任相互—一握手道别。毛泽东与朱德的两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都以深情的目光瞅着对方。毛泽东说：“朱总，请您多多保重。”朱德道：“主席，一定注意安全呀！”在场的人们不禁由此想到了井冈山的朱毛会师，都坚信这次两位伟人道别后的更大胜利的到来。
为了适应战争需要，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机关工作人员，按照战时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分编为4 个大队。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还成立了一个司令部，由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治委员，叶子龙任参谋长，汪东兴任副参谋长，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支特殊的部队。
根据新任司令任弼时的建议，这支部队的番号暂时称“3 支队”，下辖的中央警卫团暂时叫“9 团”。为了保密，任弼时还要求中央和支队领导都必须使用代号。
在周恩来返回陕北，与毛泽东等会合后的一天，几位领导人在一起议论起各自的代号。
毛泽东首先风趣地说：“真理一定得胜利，我叫李得胜。”
“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我叫胡必成。”周恩来紧接着脱口而出。
任弼时一时失去了主意，笑着说：“我叫个什么好呢？”
毛泽东说：“你是支队司令官，就叫史林；定一同志是政委，就叫郑位吧！”
就在大家的笑声中，这些代号连同以后他们传奇的故事，便随着那艰难而又雄壮的转战岁月，写进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光辉史册。
自此开始，这支队伍就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坚强地战斗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山山岭岭，直到1948年3 月23日，胡宗南被打得东躲西藏，蒋介石对陕北重点成为泡影，延安的收复在即，整个西北的解放指日可待，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她才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使命。
解放军撤离延安仅6 天的青化伏击战，干净利落地歼灭了国民党军第31旅，给了正在起劲吹嘘攻占延安“大胜利”的胡宗南当头重重一个问棍。
好大喜功，志大才疏的胡宗南，挨了打也不敢吭声。他从中得出的教训是：因为兵力分散，才被共军所歼。
西安绥署在其“得失检讨”中也认为：31旅之所以被歼，一因兵力单薄，再因疏于搜索警戒，三因未走山地而专走川道，遇伏击不能立即占领高地作坚强之抵抗而使全军覆没，是为前车之鉴。
于是，胡宗南令其部队，采取国防部制定的“方形战术”，实行党正面集团式的“滚筒”前进战法。队伍开进时，集结几个旅为一路，数路并列，缩小间隔，互相策应。并且要求白天走山窜岭，不轻易下山沟，夜间露宿山头，构筑工事，稳扎稳进。胡宗南暗自得意地认为，这样一来，既可以避免分散孤立而被歼，又可以找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进行决战。
由于蒋介石频频来电催要西北解放军主力去向的报告，督促胡军尽快寻歼西北野战兵团，使得胡宗南惶惶不可终日。
还是根据飞机空中侦察的情报，胡宗南推断，青化战役后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很大可能就在延安东北地区，即于3 月25日令其整编第1 军、第四军共＊个旅，由安塞、延安、临真镇地区，兵分3 路，经延长向延川、清涧地区前进，企图在这一线寻歼野战军主力。
与此同时，西安绥署也发出命令：要求胡军各部“以主力由延川、清涧地区先切断黄河各渡口，尔后向左旋回包围匪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
彭德怀对于胡宗南的“新战术”，一眼就看出并无新意，只不过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堡垒战法”的翻版。随即采取了与之针锋相对策略，组织小部队在胡军重兵团的前后左右不断进行袭扰，以此长时间的疲惫消耗胡军。野战兵团主力则选择有利于机动的地点隐蔽，以静对动，以逸待劳，耐心等待胡军弱点暴露和兵力分散时再行聚歼。
在前线指挥所里，彭德怀对习仲勋和张文舟说：“你胡宗南的大部队，滚筒式地一跃再跃，我就让你在滚动中推磨转圈，把你当小毛驴那样牵着走。”
习仲勋笑了，说：“彭总高见，看他胡宗南的滚筒，在那高高的山梁上能滚多久。”
“等他的‘滚筒’散了架，我们再一点一点地收拾他。”张文舟接着补上了一句。
听着他们三人的谈话，屋子里正在忙碌的参谋们也禁不住笑了起来。
根据国民党军的新动向，3 月26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胡宗南寻我主力决战心切，目前他已兵分3 路向延川、清涧地区进犯。我们拟顺应敌人企图，诱敌向东。以新4 旅之两个营，宽正面置于青化东及其东南，节节向延川方面抗击，引其就范。
国民党军的大部队，摆着十数里的方阵，从3 月四日至4 月3 日，先后占领了延川、清涧、子长三城。但连连扑空，未找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却被拖得疲惫不堪，给养严重困难，官兵怨声载道。
彭德怀以少量兵力同敌人纠缠周旋，使胡宗南的数万军队，在延长、延川、清涧、子长一带兜了一个大圈，处处扑空，连西北野战兵团大部队的影子也未寻见。
国民党军在陕北的千山万壑之间转了12天，“武装大游行”400 余里，也不知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何处。国民党军士兵在无数山梁之间爬上爬下，睡野地、啃干粮，还经常挨游击队袭击，筋疲力尽，士气沮丧。
4 月5 日，毛泽东在青阳岔给彭德怀、习仲勋发电，提出：“我军歼击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打31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意在寻机聚歼分散弱小之敌。”
接到毛泽东的来电，彭德怀即召集习仲勋、张文舟、王政柱、徐立清等西北野战兵团的领导进行研究。经过认真分析讨论，他们认为，国民党军已经改变战法，十几天来，他们一直重兵集团密集行动，要以不足3 万人的兵力，对付挤成一团的10旅国民党军，既难包围，也难分割，因而我方也需随之改变战术，主动创造战机。
彭德怀不无歉疚地说：“这也怪我们只顾忙于指挥部队与敌周旋，没能及时将这里的情况向主席详细汇报，以后你们要多提醒啊！”
随后，彭德怀亲自拟写了电报文稿，向毛泽东报告，说明自青化战斗后，敌异常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