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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他的年号“大通”的反语切音），并进寺讲经说法，向万民宣扬佛学思想，即所谓“舍身寺奴”。
第一次“舍身”，发生在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之后，梁武帝又在大通三年（公元529年）、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和中大同二年（公元547年）三次入同泰寺“舍身”，且一次比一次的时间长，到了第四次，前后长达四十七天。这四十七天里，梁武帝的身份是“菩萨”，梁国在事实上处于无君的状态。他在寺内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他多次举行四部无遮大会（四部，即僧、尼、男女居士；无遮，又称无碍，范围更大，是允许任何人自由参加的法会），讲《涅槃经》和《三慧经》，听众达到数万。
皇帝“舍身”为“寺奴”，国又不可一日无君，大臣们急得团团转，只得凑足钱财为他“赎身”，一共花费了三万亿钱（一说四万亿）。
所以说，梁武帝是位不折不扣的“佛门天子”。批评家们往往喜欢强调他佞佛，抛开意识形态，他对于佛教学说的贡献，对于佛教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他在佛学上最为有名的一套理论，是“三教同源说”：佛、儒、道三教，本源是相同的。
佛、儒、道三教之间的对立与争执，由来已久。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原之前，儒、道就有了数百年的争执，佛教从西域传入后，宗教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到魏晋南北朝达到一个高峰。比方说儒佛争论中的礼制问题，僧人觐见皇帝是否应当行士大夫的跪拜礼节，从东晋到刘宋都有过大规模的辩论，跪拜令屡颁屡废，出世的僧人还是占了上风。
又比如道、佛之争，西晋道士王浮撰写了一部《老子化胡经》，说老子出关，往生西方后，才有了佛教。这一说法自然遭到了佛教信徒的不断攻击，刘宋末年，又有道士顾欢撰写《夷夏论》，极力诬佛，两家的争论升级。佛教徒说，佛祖派了三个弟子到中国，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颜渊，另一个就是老子。大家各自意淫，争吵也得不出个结果。
梁武帝颁布《舍道诏》，将佛教推崇到最高的位置，宣布佛教为国教，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裁决。但是他不把儒、道两教一棒子打死，因为他本人在儒、道方面的修养都不低，留下了很多注解孔子、老子思想的著作。他认为儒、道也有不少优点，三教不应对抗，而应融合，彼此作为参照与补充。他常常称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为“三圣”，也重视儒、道两教的作用，大力开办经学馆，敬重著名道士陶弘景，等等。这些举措，是相当符合他最高统治者的身份的。
梁武帝在三教同源说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很多容易接受的佛教戒律，对今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开僧人必须吃素之先河。
素食之风于中国，比较有历史。道家的养生之道中，就包含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的饮食理论。文人喜欢搞素食斋禁，有甚于现代的女生瘦身行为，是一种风尚。如果干涉别人的吃素行为，那就可能有坐牢的危险，弄不好还会掉脑袋，更夸张的是，如果在吃素的时候不小心放了一个屁，被人听到了，那叫“坐斋不谨”，也会被砍头。（如此看来，古人玩时尚，可要比现代人喜欢玩的“极限大挑战”刺激多了，搞不好就把小命扔里头）
相对来说佛教就比较人性化了，它有所谓吃“三净肉”的说法，即：一谓眼不见杀；二谓耳不闻杀；三谓不为我杀。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信徒是可以吃肉的。今天很多地方还是如此，不说远的，我有一位泰国的朋友告诉我，泰国的和尚就吃肉。
“荤”的本意也不是肉类，“荤”通“熏”（粤语里这两个字就同音），是指气味熏人的蔬菜，比如葱、蒜、韭菜等（今天不少人，尤其是女生，不喜欢吃这些，说起来也是很有修行潜质的）。“荤”字从草而不从肉，便是明证。
慢慢地人们的思想又有了“进步”。佛教徒相信六道轮回，一切众生，生生死死，因因果果，永远在里头死循环。今生你吃了猪，下辈子你就要做猪被人吃，吃来吃去，都是受苦，太可怜了。（这逻辑实在荒谬。听过一个笑话：有个和尚劝一个杀牛的改行，说你杀牛杀多了，来世要变牛的。结果杀牛的说：“既然如此，那我还是杀个和尚吧，因为我来世想当和尚。”）
梁武帝想治标也治本，就在受戒之前，下一道诏令，干脆规定，僧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吃肉。他自己做得特模范：每天只吃一餐，内容以豆羹米饭为主，没有一点油腻荤腥之物，非常简朴。而且，他还改变早年一度沉湎女色的作风，绝断房事，五十岁后再也未临幸任何女子。
除了食素，寺院撞钟的传统也源自梁武帝。他曾向高僧宝志请教：“怎样才能摆脱地狱之苦？”宝志的回答是：“人的苦痛不能一时消失，但是如果听到钟声敲响，苦痛就会暂时停歇。”（这在心理和生理上看的确有其道理）梁武帝便下诏寺院撞钟，“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寒山寺，就是梁武帝敕命赐建。（宝志是南朝前半期修行极高的僧人，活了九十七岁，据说，他是民间济公活佛的原型）
讽刺的是，这么一位虔诚事佛的皇帝，其佛学修为其实并不高。这得提一下梁武帝与达摩老祖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
达摩出师后，遵照老师般若多罗的嘱咐，到中国传教。达摩是天竺南部的人，所以走的是南方海路，来到梁武帝治下的梁国。梁武帝以大礼迎接了达摩，见面就问：“朕自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化僧众，不可胜数，请问有什么功德吗？”（达摩初来梁国，并没有对梁武帝的事迹有太多的调查和了解，大家初次谋面，上来就问自己有什么功德，梁武帝急功近利之情溢于言表）
达摩冷冷地说：“并无功德。”
梁武帝急了，没有功德那自己岂不白忙活了，就问：“怎么会没有功德呢？”
达摩说：“这仅仅修的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不过像随身而动的影子一样虚幻不实。”
梁武帝又问：“那什么是真功德？”
达摩回答说：“不染烦恼，圆融妙净，身心当中，空空寂寂。”
梁武帝感到这个外国和尚是在答非所问，想探个究竟，又问：“那什么是佛家圣谛的第一要义呢？”
“空空荡荡，本来就没有什么圣谛！”（这句回答得精妙，其实世间万有本来就都是按照自然规律运行的，你说哪个是圣谛？就像当时北朝认为自己是中国，称南朝是岛夷；南朝又认自己是中国，称北朝是索虏。其实彼此都没有看明白这个世界）
可是梁武帝一听这话不高兴了，说：“那现在跟我说话的又是谁呢？”
“不认识。”
好一个糊涂和尚，连自己都不认识，从何求道？两人不欢而散。（达摩渡江北上，进入北魏，寓于嵩山少林寺，花了九年时间“面壁而坐，终日默然”。梁武帝感到莫名其妙的禅法，却深得北魏孝明帝元诩的欣赏，僧俗信向者甚众，达摩最终成为禅宗初祖，此乃闲话）
在佛家看来，梁武帝的这套修行，是很浅薄的。他仍然有执著，仍然痴迷于他的大好河山。世俗的梁武帝，文章、阴阳、音律、骑射、书法、围棋，样样精通，他不像李后主、宋徽宗那样只懂吟诗作画，而是个十分强有力的君主，否则，他也不可能开创新朝，又利用北朝的内乱，把梁国的北方边界推进了不少。
然而，再强的人也有暮年，这是客观规律，即便皇帝也不能违背。
二、强者的暮年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以他受菩萨戒的年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年），后期为普通改元之后（公元520～549年），他事佛兴致渐浓。到了大同年间（公元535～545年），他已经是个七十多岁的垂垂老者，《魏书》评论晚年的梁武帝“怠于听政，专以讲学为业”，完全失去了壮年时的风采，一派出世超凡的佛门弟子模样。出世超凡本没有任何问题，但身为皇帝，尤其是梁武帝这样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全心全意地信奉佛教，或者如批评家所说的“佞佛”，就值得商榷了。
于是我们回到一个老问题上，梁武帝究竟为什么会“佞佛”？
梁武帝当然有一万条理由去选择自己的信仰，但是以皇帝之尊要将梁国变成“佛的世界”，他必然是从选择国家命运的角度来思考的。
梁国立国于乱世之间，南齐的经济算不上很发达，刘宋的力量也远不及北魏，南朝内部又经常出乱子，皇帝走马灯似的更换，民风相对北朝也显得奸滑险恶。梁武帝取了天下之后，很下了一番工夫总结刘宋与南齐不安定的教训，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建国君民，立教为首。”一个国家要建立起来，并且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安定团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现“和谐社会”，那么得先“立教”，在民众中建立信仰基础。
在梁武帝看来，刘宋和南齐，都是没有注重到国人的信仰。国人没有了信仰，就失去了凝聚力，其君昏庸，其民奸佞，政权也不会长久。所以，要建立一个不再混乱、秩序井然的国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信仰上做文章，这是一切的纲，其他的都是目，纲举目张。
下一个问题是，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呢？梁武帝选择了佛教。佛教劝人向善，吃斋拜佛一类的修炼方式也容易被接受，并且在当时比较深入民间，推行起来不会有太大的抵触。佛教宣扬因果报应，你今世受的苦，是前世造的孽。相信了这一点，人们就不会起来反抗统治。
在“立教”思想的指导下，梁国的政局比动荡的北方稳定许多，南朝一代文豪庾信在他著名的《哀江南赋》里，感叹说，“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大抵是事实。这说明弘扬佛法的政策并不能说完全错误，至少是有一定成效的。问题在于，凡事不能走极端，既是在程度上，也是在时间上。
梁武帝统治的后期，社会实际情况较之初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侯景之乱时梁国统治阶级的行为可以看出，梁人此时并不是太“奸滑”而是变得有些不通机变，甚至有些逆来顺受和麻木不仁了）梁武帝过度致力于佛教事务，本身也变得越来越脱离现实社会了，时间越长，脱离的程度也就越严重，偏偏梁武帝又高寿，觉得自己是英明神武有佛祖保佑，在治国上的失误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梁武帝一心“立教为首”，梁国却并未摆脱南朝其他几代王朝衰弱的规律。信仰虽然重要，但不可能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民以食为天，没有经济的发展，空有信仰，也无益于国家。
普通年间，梁国的经济危机逐渐显现，战事频繁，大兴佛事，使得国库日益空虚。普通四年（公元523年），政府下令罢铜钱而铸造铁钱，这种铁钱又称“铁五铢”，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批量铸造的铁钱。铁钱价值不及铜钱的十分之一，结果自然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官吏大肆贪污，商人从中渔利，民众苦不堪言。
比普通百姓更糟的，是军人的经济状况。南朝的兵制承自三国两晋，其原则为一旦为兵，世代为兵，父死子代，兄终弟及，也称“世兵制”。这些所谓的“军户”被严格管理，担负着沉重的兵役。到了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梁武帝颁布诏书将士兵与奴婢并列，军户的地位低到了极点，逃亡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士兵们不是剃度为僧，就是投入豪强门下做荫户。
为了制止士兵逃亡，朝廷又规定，一人逃亡，全家以身抵押服役。走投无路之下，各类作奸犯科乃至官逼民反的事件就多起来了。大同年间，广晋（今江西景德镇西北）、安成（今江西安福）、交趾（今越南河内）先后发生了聚众叛乱，其中以交趾豪强李贲的反叛规模最大，他于大同七年（公元541年）自称越帝，与朝廷对抗，极盛时几乎攻下广州。叛乱持续了七年，直至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才被平息，陈国开国皇帝陈霸先，就是通过镇压这场叛乱崭露头角的。
梁武帝并非没有意识到种种社会问题，他曾几次下诏，要求官员上疏举奏提出批评意见。散骑常侍贺琛就上疏，具体列举了时政的四大弊端：一、地方官员横征暴敛，导致百姓流移，户口锐减，妨害民生大计；二、贵族奢靡无度，风气败坏；三、朝廷官吏专为利己，无心奉公；四、政府兴造过多，劳民伤财，动摇国本。
这四条，分析得都是很在理的，可梁武帝看了以后大发雷霆，立即给贺琛回复敕文：“你说有人贪残，有人奸猾，是什么人，是什么事？具体指出来，如若不然，就是欺君枉上！朕三十年如一日，崇尚节俭，百官怎会不效仿？你得好好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