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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 告
1944年7月17日身受重伤之后，我心爱的丈夫，他儿子最忠实的朋友，亲属们敬爱的兄弟、姐夫和叔叔不期暴卒，享年五十三岁。
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荣誉团骑士，嵌有钻石、剑、橡树叶的骑士级十字勋章的佩戴者，曾被授予光荣负伤奖章以及其他各类崇高荣誉。
他毕生为祖国效力。我们全体家属对他致以深切的哀悼。
隆美尔是唯一一个两次世界大战都获得最高荣誉的德国将领：功勋勋章“蓝马克斯”和带钻石、剑、橡树叶的骑士级十字勋章。他的一生近乎完美：节俭、忠诚、勤奋、渴望承担责任。他追逐荣誉、热爱女人。就在诺曼底登陆前夕，还离开前线到巴黎给夫人买皮鞋作生日礼物。昔日苗条的小姑娘露茜·莫琳已经变成仪态万方的隆美尔夫人，比元帅效忠的第三帝国还要霸道。
据隆美尔家的朋友回忆：“元帅夫人拥有支配元帅的绝对权力……看着元帅那样大惊小怪地围着夫人转，让人觉得实在有趣……到头来露茜的性情竟变得有点像泼妇了。倘若她讨厌某个女人，她的朋友也必须把那个女人排斥在外。”
1944年，隆美尔担任B集团军司令。由于隆美尔夫人和高斯夫人发生口角，隆美尔竟然解除了高斯的B集团军参谋长职务。当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隆美尔在家为妻子过生日。
丘吉尔在英国议会多次称赞隆美尔是“一位非常有魄力、有才干的敌手”。老爷子说着说着就热血沸腾：“提到隆美尔，我总忍不住要说好话。我为此得罪了一些人，他们反对承认敌将的任何优点。这种坏毛病就是众所周知的党性立场——它与打赢战争、持久和平的精神格格不入。”
据说当初蒙哥马利被外派阿拉曼，曾经推诿再三：“他可是隆美尔呀！”能把大英帝国的阿拉曼子爵吓到这个份上，也只有戴“蓝马克斯”的隆美尔。
笑眯眯说英语的“蒙蒂”、“艾克”靠二战起家，赏千金赐万户侯。前者担任北约陆军司令，后者当选美国总统。尽管英雄不问出处，可他们起家时都躲着隆美尔，还说过诸如“打死一切德国人”的纳粹语言，更甭提粗话满口的巴顿和说俄语的朱可夫。
德国：隆美尔和他的儿子（4）
唐师曾和隆美尔的独子在隆美尔家中。
反观一脸残酷的“沙漠之狐”隆美尔——即使拿到放大镜底下，也找不到类似的反人类语言，这位最年轻的纳粹元帅始终没有加入纳粹党。连他的敌人都尊敬他有绅士风度：善待战俘，尊重黑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对处死政治犯的命令嗤之以鼻……
1992年我参加阿拉曼战役50周年纪念活动，文质彬彬的英国首相约翰·梅杰把隆美尔的“Krieg Ohne Hass”解释成“War Without Hate（没有仇恨的战争）”。这句话又被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翻译成阿拉伯文，高悬在在阿拉曼战争纪念馆。剑桥大学教授利德尔·哈特上尉称赞说：“隆美尔的战争观危险、迷人而带孩子气，他把战争看成比赛，军人则是代表各国参赛的选手。”在我老唐看来，作为希腊罗马的最后骑士，隆美尔一开始就和奥运接轨。
五、我跪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前磕头点地，连抽自己大嘴巴……
2004年6月15日12：00～13：30，我在隆美尔家有个约会。当我风尘仆仆从法国普罗旺斯赶到德国斯图加特时，为我打前站的王科一见面就郑重警告我：与大清皇帝看太阳估算时辰的传统不同，德语民族历来时空有度，火车正点得可以对表。他抱怨中国人只知道购买斯图加特的奔驰、保时捷，可从不注意戴红帽子的铁路工友手腕上的SINN手表。在这里与人约会迟到5分钟固然不行，可提前5分钟也肯定被拒之门外。
听到这儿，我忍不住亮出两只精准的瑞士表： 大铁表TAG Heuer1990年购自巴格达，以潜水闻名，广告说它“压力之下，毫无惧色”；另一只Breitling是CCTV沈铭送我的生日礼物，是美国航母飞行员F18A的制式装备，专为精确制导下狠手设计。
看到我捋胳膊挽袖子得意之极，王科当即予以迎头痛击。他说除了“时间”之外，我的“空间”也必须和德国接轨。这当头棒喝立马让我英雄气短，因为自幼家贫人丑，长这么大还从没弄过西装领带。尤其是这次刚从医院逃出来，浑身上下还是“唐僧取经”去印度的喜马拉雅行头。王科见状马上吩咐太太把我皱巴巴的JEEP衬衫扒下来熨烫一番，又用一条斯图加特“BOSS鳄鱼皮”换下我腰间的共和国卫队武装带……最后找来一条花花绿绿的领带拴到我的脖子上，牵牛般拉到镜子前，端详再三，这才开上大奔驰，赶往斯图加特Eduard的隆府。
听说希特勒生怕外交场合失礼，在外宾面前特别重视仪表，经常问手下，自己是否需要戴黑领结、穿燕尾服。签署《慕尼黑协定》后德英关系一度缓和，可由于张伯伦在哥德斯堡（Godesberg）对希特勒不够尊重，英国贵宾会见元首时穿着欠妥，引得希特勒勃然大怒。他当场召见英国驻德大使韩德逊（Henderson）：“要是你们英国人再敢衣衫不整地见我，我就让德国大使穿着睡衣去见你们国王！”
徘徊在绿树掩映的隆府门前，我越发变得胆战心惊，这可是举世公认的名将之家，小隆美尔还是制造奔驰、保时捷的斯图加特市长，法国外籍军团司令……原以为隆家一定也像其他名人故居一样，门口立着制式塑像，可这里连半个泥人儿都没有。静悄悄既无传达室，也无警卫班，整个隆府仅是一座旧民宅。
我在正午12：00准时按下门铃，应门的正是曼弗雷德·隆美尔本人。与我们西装革履、领带背头的一本正经截然相反，这老兄披了一件深蓝色的抓绒衫，酥胸半掩露出里面的黑背心。下身是松松垮垮的大裤衩，雪白的大毛腿又粗又壮，踩在柔软的拖鞋里。一米八几的大块头儿，慈眉善目就像无锡的惠山泥娃娃。看到我脖子上的Canon相机，老人家眼光一亮，又憨笑一声：“一会儿照相，千万别照我下半截儿。” 地道的伦敦口音，原来在英国得过政治学博士学位。
小隆美尔的地道英语让我不由黯然神伤。多年来我一直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原本是“英语”、“德语”的大决斗，其他各民族充其量只是挖战壕、出苦力的配角。不久前，我应邀参加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会，奥马哈滩的主席台上既没有中国人，也看不见中国旗。遥想当年反法西斯全球大混战，蒋介石身为“中国战区总司令”，他和副总张学良都信基督教、用罗马法律、请英语顾问，连延安的毛泽东都和斯诺、斯特朗交朋友。中国军队超过千万，远征越南、缅甸、北印度，影响紧排在美、英、苏三强之后。由于站队正确，好不容易胜利一回。可还没等日本投降，炎黄子孙先自己窝里反了。一场内战“消灭了800万蒋匪军”，既没割到地，也没赔着款。
为此我跪在《开罗宣言》的米纳豪斯、《波茨坦公告》的采茨丽恩霍夫前磕头点地，连抽自己大嘴巴，怪自己不肖，没看好祖宗传下来的大好河山。惹得一帮老外围观、报警，非要把我扭送附近的疯人院。
我历来敬畏英语民族的聪明狡猾，他们信希腊哲学、读犹太圣经、用罗马法律，追求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人权。自从1865年以来，说英语的内部就没动过枪，只靠简明的英语解决各种纷争。走遍世界，有谁见过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相互开战？只看到英语之外的其他语系，成年累月地肃反、运动、打内战，整天自己人干自己人。
当年丘吉尔、罗斯福一次会谈定天下，现在小布什、布莱尔一个电话定中东。还不算里根、撒切尔穿一条裤子攻占阿根廷的马尔维纳斯；梅杰、克林顿合伙算计卡扎菲的利比亚……说英语的替天行道，只打不说英语又不便沟通的德语、日语、意大利语，朝鲜语、汉语、古巴西班牙语、越南语、伊朗波斯语、阿富汗乌尔都语、中东阿拉伯语……
德国：隆美尔和他的儿子（5）
六、隆美尔请求给他10分钟与家人告别，对死亡冷静之极。
1928年12月24日平安夜，曼弗雷德·隆美尔出生在斯图加特隆美尔老宅，出生后随父驻防德累斯顿、维也纳、波茨坦。这段时间父亲很不如意，一战期间26岁就晋升上尉，获蓝马克斯后遭人嫉妒，原地踏步一蹲就是14年，是全德军“最老”的陆军上尉。我趁机向老人套磁，说我也因海湾战争破格晋升……至今也“一蹲就是14年”，是全中国“最老”的主任记
者。现而今病病歪歪与儿子隔山相望，真为孩子的未来担忧。
曼弗雷德闻言兴起：“我父亲坚持送我进最好学校，学法语、拉丁语，还有数学。父亲说德国需要数学，不厌其烦地教我。可我的数学一塌糊涂。直到我任州财政部长才重读数学，当上市长才成绩优秀。可惜我小时候不懂父亲的一派苦心，否则也许能做更多的事。”“父亲一直希望我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一个伟大的英雄，一名出色的数学家。可我让父亲的三个希望全都落空。”
曼弗雷德很小时候，隆美尔就给他画了一幅战争素描，房屋倒塌、森林凋敝，遍地是支离破碎的动物尸体。作为残酷战争的亲历者，他把战争归罪于统治阶级，倾向国家社会主义。为培养儿子的慈悲心，隆美尔鼓励曼弗雷德用莴笋叶养兔子。
曼弗雷德七岁，隆美尔就开始教他骑马。孩子太小，腿太短够不着马镫，隆美尔就把曼弗雷德双脚绑到马镫皮带上。不料军马挣脱缰绳开始狂奔，皮带拖着曼弗雷德的一条腿跑了一百多码。头上摔了一个大血口子，隆美尔当即吓得面色如土。他在曼弗雷德手里塞了一枚德国马克：“如果你妈问起头上的伤口，就说是自己从楼上摔下来的。这枚硬币是对勇敢者的奖赏！”
回到家里，隆美尔用碘酒给曼弗雷德清洗伤口，疼得曼弗雷德哇哇大哭。老狐狸不由大发雷霆，命令曼弗雷德把那枚“勇敢奖赏”退回来。可曼弗雷德天生继承父亲的吝啬、精明，也像老狐狸一样珍视荣誉，早把隆美尔颁发的“勇敢奖赏”藏了起来。
“要勇敢并不难，只要克服第一次的恐惧就行了。” 曼弗雷德8岁时，隆美尔开始教他学游泳。“我发现自己像玩游戏般跟着父亲走到波茨坦的游泳池边，我抓着父亲的手，另一只胳膊夹着一个很大的橡皮游泳圈。父亲让我爬上跳板的顶端，直到命令我往下跳时我才发现，理论与实际间的距离实在太大。父亲把所有学员都召集起来看着我。我说：‘我不想跳。’父亲问我为什么？我朝着他大声喊：‘因为我珍惜我的生命。我不会游泳。’父亲提醒我，我带着游泳圈呢。‘如果游泳圈炸了怎么办？’我这样问。父亲涨红了脸：‘万一那样，我会跳下来救你的。’我指着他的靴子说：‘可你穿着马靴呢！’父亲回答说，如果有必要，他会把靴子脱掉的。我悻悻地说：‘你现在就把它脱掉。’父亲环视了一下他的学员，拒绝了。于是我也拒绝了，从跳台的梯子上一步一步走下来。”
曼弗雷德“与父亲最后一次散步是1944年10月14日，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父亲的参谋艾丁格上尉，他是斯图加特著名的的园林建筑师，我们两人才是父亲临终最后见到的亲友。”
中午12：00，一辆黑色“本茨700K”（Mercedes 700K）停到隆美尔家大门口，陆军人事署长布格道夫将军和希特勒的侍卫长梅塞尔将军晋见隆美尔元帅。他们和隆美尔在书房谈了一会儿，隆美尔出来时脸色灰白。
“希特勒以叛国罪起诉父亲。可慑于父亲威望，不敢把他交给人民法庭。父亲可以选择服毒，如果接受，家庭免受株连，不追究战友同事，柏林还可以为他举行国葬。”
隆美尔请求给他10分钟与家人告别，对死亡冷静之极。他穿好皮大衣，戴上帽子，拿起元帅杖，又习惯地抓起钥匙，犹豫一番后，塞到曼弗雷德手中。
“父亲对我说，他可能今天就要死去。在阴谋者名单上，父亲似乎是内阁总理。”“我陪父亲走出家门，有辆车在等着父亲。房子已被包围。” 隆美尔走出房门就再没回头。
20分钟后，乌尔姆的瓦格纳医院给隆家来电话，说隆美尔元帅死于脑溢血。接电话的曼弗雷德时年15岁。
“1945年，作为一名战俘，我在雷德林根接受了审讯，一个法国士兵问到父亲的死因。当时我还只有16岁，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拒绝接受‘被迫自杀’。一个人既然被迫，就不是自杀。我不喜欢自杀（suicide）这个词。我倾向‘自愿受死’，尽管在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两个词有什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