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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苏家一趟，您……”
王安石苦笑一声：“为父与苏明允的关系不大好，去做什么？至于治丧的时候，你与元泽代为父去一趟吧，替为父送几个字过去！”
“是，父亲！”王旁对于他的父亲，从来不敢忤逆。
关系不大好……沈欢也尽是苦笑，他作为后来人，当然清楚王安石与苏洵其中的那点微妙的关系。那篇后世鼎鼎有名的引起无数争议的《辨奸论》，不正是出自苏洵之手么！而其所指对象，在后世，众口一词就是王安石！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苏洵之笔力，总是非凡的，也有其特有的感染力。无论后世猜测《辨奸论》是否苏洵所作，然而其文章之骨力，也与苏洵风格相差无几了。当然，沈欢在感情上，是偏向于把这篇美文归与苏洵所作的——可至于文章所说对象，是不是王安石，就难以一笔敲定了。
无疑，王安石在很多事情上确实不近人情，而苏洵却是一个很重人情的人，他认为那些连礼仪都做不好的人最后会成为天下大患，主张君主远离这样的人。这样的议论，也许只是就事对事而已，指的对象也是一个宏观方面，并没有特定的人。然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让他成为了背黑锅之人——苏洵文章所说的方面，他占了几方面，给对方不幸言中，于是乎，王安石成了苏洵“打击”的对象，而苏洵，也成了反对王安石的先锋！
王安石看向了窗外，外边的树木在秋天的伺候下，开始了萧索，树叶飘零，满眼黄色，尽是萧萧之意，他叹了一口气：“不管如何，苏明允的文章，自有其过人之处！其文名之才，冠满京城，与王某也不差！虽然王某与其有道义上的分歧，然而君子之义，自在心中！一个老友就这样去了，真令人唏嘘感慨！唉……蹉跎岁月，岁月蹉跎，也许不知什么时候，就轮到王某了吧……”
沈欢已经难以领略王安石的感叹了，他此时心里也充满了悲哀之意，萧索地回到自家，心里的一股哀伤依然难以遏止。他心里已经能想象苏轼那双悲凉哀伤的眼睛是如何地伤人了……然而此时此刻，他能做什么呢？惟有聊寄几字作为凭吊吧：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
第一百六十三章 进讲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沈欢放下笔端，掩面叹息起来。寥寥十二个字，却基本上开关了苏洵在文坛上的一生，“读书籍”三字，看上去简单，其实真要做起来，历史上又有几个人能得此形容呢？
苏洵算得上一个大器晚成的人，唐宋八大家里，除了大家都努力促使成功外，其他七人，或多或少都是天才人物，自小就有神童之称，只有他，前半生可以说得上是荒废人生，到了二十七岁，才认为到蹉跎岁月的可悲，接着才开始认真读书。到他成名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名声反而都比他要大得多了！这一点上，沈欢在既惊且佩，人家李白深受磨铁的那位老奶奶影响的时候是在少年时代，既而发奋，还未算晚，而苏洵当时的年纪，在这个时代，都差不多到了二十八蓄须的年龄了…………能获此成就，不难想象他是下了多么大的工夫与心血！
也许，在别人眼中，他名声才气与两个儿子相比，都差了许多，然而，沈欢却知道，他是一位长者，有着长者的慈悲心肠，至少，苏轼兄弟对他的感情很深，并没有因为名气等问题忤逆过他。沈欢现在已经可以想象苏轼兄弟此时是多么的悲痛了，以至于他不敢过去看到苏轼那哀伤的眼神！
“唐宋八大家又去了一位！”沈欢深深地叹息着，他与苏洵地感情说不上好。至少与司马光、欧阳修比起来，他与后两者接触得更多。至于苏洵，沈欢也只有去拜访苏轼的时候见过几次。谈过一些诗词之类的东西，其他并没有多少往来。然而这并不阻止他对这位历史名人地景仰，如今，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终于走进了历史的长河之中，随流消逝，怎不令他感慨唏嘘。
他甚至感到了一股无力的状态…………在历史趋势里，他好像并不能挽救什么。至少对于苏洵，他有时候甚至忘了他的事迹和他的结局！作为一个文科出身的人，对于历史的文化名人，总有一种特殊地感情，这也是听到苏洵死讯后他一度茫然失落的原因之一。
三苏的名头很大，特别是苏轼，大到沈欢之前与苏轼等人结交时甚至有着莫名的激动与彷徨。如今，唐宋八大家里的苏洵去世了，而苏轼也将和历史记载的一样，回老家丁忧。接着再次回京时，时代已经变了………王安石的时代来临，在王安石时代，苏轼一家都是比较可悲的，以至于苏轼差点有丧命的危险！
“我需要做点什么！”沈欢这样对自己说，“至少得为苏洵这位老人家的身后之是做点什么！”他开始思考自己能为苏洵做什么了。苏洵是文人，肯定希望自己地文字能流传后世，这一点，沈欢之前一直在做了，他们苏家父子的文集。印书馆都版了好几次，虽然本意是赚钱，但客观上也能起到保存文化的作用，不是吗？
让苏洵提前得到他应有的文化地位？沈欢有点疑惑。在宋史里，苏洵的名头与篇幅当然不能与苏轼兄弟相比，在这一点上，从未做过大官的他是有点吃亏的。苏洵的故事应该要保存下来，沈欢打定了主意，怎么说他的成长经历都可以说得上是一部励志故事：
27岁才发愤读书的苏洵，经过十多年地闭门苦读，终于学业大进。在仁宗嘉佑元年。在西蜀一带游学的他终于感觉不满足了。于是他带领苏轼、苏辙兄弟到了汴京开封，拜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
然而不知为何，苏洵好像并不喜欢当官，不然凭他的名气与能力，应该不至于一生无为。对于这一点，沈欢也很疑惑，曾经问过苏轼，得到地回答也很模糊，比如说嘉佑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佑五年，才任为秘书省校书郎等闲职小官。
苏洵的文集沈欢都拜读过，若真论写文章的苏洵，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策论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他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地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地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另外，曾巩也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地《权书》等文章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六国破灭，战不善，非兵不利，弊在赂秦！”每每读到这里，沈欢都会感到一阵难言的激动与振奋，苏洵读书破万卷，下笔千言，酣畅淋漓，心中自有一股非凡的气势，读来令人感到痛快！
“不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沈欢在景仰中缅怀着这位长者的一切，他散文的造诣，足已彪炳千秋。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地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他作文很有技巧。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连欧阳修也称赞他“博辩宏伟”，“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曾巩也评价过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地。
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后来的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虽然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但是现在在沈欢看来，读来也颇有韵味不管沈欢心中如何缅怀。苏洵真的去了，他地丧事，在十月来临的时候，也已经办完。因为三苏的名气，丧事办得虽然不盛大，却也很隆重，不说沈欢这些年轻人到场，就连司马光等人也出席了丧事，甚至欧阳修也曾到场上过香…………欧阳修不单是文坛领袖，还可以说是三苏的老师。当年苏洵来京，能轰动京城，与欧阳修的推荐与盛赞脱不了关系，这次到场。也足以表达他对苏家的看重！
唯一遗憾的就是王安石没有到场，他只派了两个儿子送来挽词。沈欢心中苦笑不已，王安石的倔脾气，最是令人感觉无奈的，人家就连在河南做官的曾巩特意回京一次，王安石却连请都不来！
“唉！”沈欢心中也不无可惜，若是王安石也到场，那么这次丧事倒足以让后人感慨了………唐宋八大家里。活着地都聚在了一起。可惜事情总是不美满的。
沈欢是皱着眉头看完苏轼兄弟的悲哀之色的。也许是现世抱吧，当年王安石丧母。士大夫与出了名的文人都到场了，唯有苏洵不去，这也许是他们矛盾的最大体现吧。张方平就在一篇墓文里说过：“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独不往，作《辨奸论》一篇。”张方平现在为官，人缘颇广，既是王安石的朋友，也与苏洵相交，他的话应该比较可信。这也是《辨奸论》给言之凿凿说是针对王安石的一大证据！
其实撇开《辨奸论》里的人身攻击不谈，苏洵与王安石地矛盾，应该不大可能是为人性格上造成的，苏洵不必说，是传统君子，除了言论比较雄奇外，其他与司马光差不了多少。至于王安石，除了性格比较古怪外，说他是小人，也太过没有道理！那么，他们为什么会造成老死都不相往来的局面呢？
沈欢疑惑之余，仔细排查，终于发觉他们更多的分歧是体现在政治观点上，相当大地程度是政见不同造成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沈欢不记得在那里看过一篇记录，其中说道：“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事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因挟其所著书，嘉佑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嘉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
这些记载已经说明仇怨是双方共同种下的，决非仅仅一方。苏洵所上书，名震京师，“一时推其文章”；而王安石“独不嘉之”。这说明他们的交恶与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分不开。王安石认为“苏明允有战国之学”，“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
其实两人的政治矛盾，更多体现在嘉佑三年都曾向仁宗上言事书里。把这两封上皇帝书作一番比较是有趣的。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天下久不安”的原因是“患在不知法度”，要求“变更天下之弊法”。苏洵在《上皇帝书》中却说：“法不足以制天下。”这当然说不上是苏洵在反驳王安石地观点，因为苏洵早在《议法》中就说过：“政之失，非法之罪。”而《议法》是苏洵名震京师地文章之一，王安石显然是看过的，而且不同意他地看法。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说：“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患在治财无道耳。”苏洵在《上皇帝书》中却说，宋王朝财政拮据，人民负担过重，恰恰是“费出之无节”造成的：“靡费帑廪，以赏无用之兵；一经大礼，费以亿万。赋敛之不轻，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可见他们的观点有明显分歧：政治上，王安石强调变法，苏洵强调改革吏治，在经济上，王安石强调开源，苏洵就要求节流。
当然，沈欢现在无意去分辨两人的是是非非，他现在更担心的是苏轼兄弟会不会因为王安石不给面子而生出什么的心思来………苏轼凄惨的后半生，好像都与王安石有关，其中也大多是因政治观点的不合！苏轼是他的好友，而他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