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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该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呢？”沈欢也这样问自己，他已经不能避免地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弄潮者，再也不能退缩了。转头看到坐在对面的苏轼，正一脸微笑地看着他，想来也是希望能听听自己的论调吧。暗叹一口气，苏轼的大才，他从来都是佩服的，可惜他的一生就是太坎坷了点……
说到苏轼的政治主张，沈欢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心神也广阔了许多，想的问题也深远了点：苏轼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时代。王安石变法就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交互作用的产物。后人相应于王安石变法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依据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经历，把他一生的政治道路划分了好几个时期。
可以这样说，苏轼的经历，折射了这个大时代的始终：从宋仁宗赵祯嘉佑二年苏轼考中讲士、走入仕途，到宋英宗赵曙治平三年他返蜀为父服丧，这是王安石变法前的酝酿期。这时苏轼的基本政治倾向是要求变法，代表作是前几年所写的《进策》等二三十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针对北宋天下的“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等社会政治积弊，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其主旨正像他后来所说的，是为了促使赵祯“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其中不乏一些对社会矛盾较为深入的分析和个别较为激进的议论。
但是众所周知，宋仁宗给庆历新政弄得心神不安了，早没了当年的锐气。当然不可能采用苏轼的主张，只给了他苏轼兄弟一个“为后世得两相才”的评价就作罢了。但是苏轼地经历才只是开始而已，治平年间苏洵病故，苏轼回蜀丁忧，宋神宗熙宁二年从蜀返京，到元丰八年，这是王安石变法的推行期。这时苏轼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反对变法。代表作是《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和《再论时政书》。在这些文章中，他公开提出反新法的政治纲领，即所谓“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把新法比为“毒药”，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要求宋神宗不要“求治太速，进入太锐，听言太广”，在这长达十六年的变法推行期中，又以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为标志，新法逐渐失去打击豪强兼并的势头，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变法和守旧两派的斗争部分地变成了封建宗派地倾轧和报复。苏轼也遭到了他一生第一次严重的政治挫折：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几乎丧生。
从元丰八年赵顼去世、苏轼被召回汴京。到宋哲宗前期。这是司马光等人全面废除新法的所谓“元佑更化”时期。这时苏轼的基本政治倾向又发生了变化，他又开始维护某些新法，从而跟司马光等发生尖锐的冲突。这突出地表现在反对废除免役法的论争上。这场论争规模不小，在一些维护免役法的人物中，苏轼是最为激进地一个。
接着是宋哲宗“亲政”，到元符三年，这是变法派章悖执政、守旧派下台地所谓“绍圣”时期。这时苏轼长期被贬官在外。远离斗争的漩涡。最后他远谪海南。近于流放，并不由于是坚持“旧党”立场。而是因为封建宗派的打击。
一想到这些大时代的序幕就要拉开，沈欢又是彷徨又是激动，恨不能快快见识一番，脑子里总是浮现一幕幕熟悉的认知。苏轼的经历，是一面镜子，映射了北宋中期的大时代的始终，他不能忘怀，也不能不借鉴：从对王安石新法的关系来说，苏轼的政治态度有两次重要地转化：一是熙宁王安石当政时期，一是元佑司马光等执政时期。这两次转化，却成为一些后人指控苏轼为“投机派”、“两面派”等地全部根据。在封建的政治斗争中，人们政治态度的改变是经常发生的，为什么一发生改变就注定是“投机派”、“两面派”了呢？
苏轼每每把当朝的实权人物作为自己的论敌；“两面派”则以真假两面兼备、以“假”掩真为手段，而苏轼的那些攻击王安石、责难司马光地言论，昭昭在人耳目，彰彰载诸简册。苏轼在元佑六年地《杭州召还乞郡状》中回顾自己的经历时说：“是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但他“上疏六千馀言，极论新法不便”；元佑时，也因为坚持“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地信条，论“衙前差顾利害”，而“与司马光异论”。苏轼的这个自述，即可概括了他的一生情操。
但是苏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沈欢有时也这样问自己。
也许，这个转化决定于苏轼政治思想的深刻矛盾。他的自然观就充满着变革与不变革的因素，他说：“夫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则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矣”。主张万事万物都只有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中才能求得生存发展。这也是刚才他把《易经》里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教条的原因吧。
直到晚年，他仍说：“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蠹，故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强则日长，偷则日消。”这样的自然观当然只能引出变法改革的政治主张。但是，他受黄老佛释思想的影响，有时又消极了点，这就是他要求变革又害怕变革过“度”的缘故。
总得来说，苏轼变来变去，也不无公立的缘故。短短的片刻时间，沈欢想了很多很多，以至于别人以为他在沉思，还是旁边的司马光轻碰了一下才回转过来，终于想起要回答欧阳修的询问了。
寒暑派是个好东西，至少还算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科学地说，又是辨证的关系。既然此刻的苏轼还是激进派，那么他沈欢不介意再一次把寒暑派的论调给宣扬出来！
“永叔先生……”沈欢顿了顿，“晚辈读书不多，说不出大道理，但至于说到朝政观点，晚辈觉得，有一句话不能不琢磨。那就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欧阳修喃喃念了几遍，他史册，当然清楚这话的出处：《晏子春秋》原文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典故就是：齐国的晏子到楚国，楚王想戏弄他，故意将一个犯人从堂下押过。楚王问：此人犯了什么罪？回答：一个齐国人犯了偷窃罪。楚王就对晏子说，你们齐国人是不是都很喜欢偷东西？晏子回答：淮南有橘又大又甜，一移栽到淮北，就变成了枳，又酸又小，为什么呢？因为土壤不同。
沈欢又道：“我大宋天下疆土万里，风土人情，皆是不同，朝政策略，放之此地也许适宜，放之彼地也许就不适合了，是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试问只能适应一地的政策该推行天下吗？是以晚辈深思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道理，至于朝政，不敢不谨慎小心！”
欧阳修呵呵笑道：“子贤这话说得就有点无赖了，两面皆立，谁也不得罪。”
沈欢正色道：“也许是无赖了点，但天下大事，又岂是三言两语可以决定的，更不是想当然耳的！孔圣人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正是这个道理吗？子华先生与子瞻兄都说要改变，晚辈也以为然，但是天下局势，该怎么变，又改有什么度，则不能不谨慎了，毕竟孔圣人又教训我们欲速则不达”
沈欢一通大话下来，让在座诸人都沉默下来……
第九十五章 注意
七月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外面走了几步，就让人受不了，全身是汗。司马光有点气喘地回到了府邸，从开封府衙解事回来，一头钻进了书房，又要开始他的修史大计。
想到这里，司马光不禁微笑，计划中的《通志》快要完成前面几卷了，再过些时日就可以进献给官家，若得官家赏识，赐以财力物力，对于后面部分的修史大计的帮助将是无可估量的。提到这里，不能不想到沈欢，若不是他这个学生的提点，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通史还真不知道从哪下手呢！
沈欢是他的得意门生，一想到他的成就，就令他欣慰，想到这里，脑海又浮现这个学生鼓捣出来的新鲜玩意，坐定在书房的他不由高喝一声：“来呀，上好茶！”
待下人捧上一杯冒着热气的清茶时，司马光的笑意更浓了，几天前沈欢在天然居茶楼宴请他们一帮人，上的正是清茶，苦涩之后的甘味，令他们喜爱不已，除了苏轼一人有点怀旧外，自那之后，他们喝茶时都抛弃了之前的饮茶之法，换上这个清茶。特别是他司马光，如今每天不喝上一杯，那就浑身不舒服。好在沈欢还算厚道，懂得孝敬他这个老师，送上了好几斤炒制完毕的茶叶，足够他用度一年了。
轻轻呷了一口热茶，司马光摊开了摆在书桌上面的《文艺》杂志。自打《文艺》杂志创刊以来，每期必看成了他必修的科目。而他的儿子司马康就在杂志里做编辑，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别人需要苦苦等待新杂志上市，他却能提前几天看到新的内容。轻轻叹了一口气，这杂志也是沈欢给鼓捣出来的，前几期除了欧阳修的史记吸引人外。他那些拼音之法也是一个新鲜又有作用的东西，不然朝廷也不会因为这事赏赐沈欢了。
司马光是一个比较正统地文人，教化天下也是他的崇高理想，虽然没有参与拼音的创制，不过发明人是他的学生，这点就足以令他安慰了。而沈欢也没有令他失望，除了继续努力外。还把他的儿子司马康也拉入了创制拼音的行列之中，作为父亲，没有哪个不希望儿子有出息的。对于沈欢于他儿子地照顾，也不无感激了。
“咦？”司马光脸现惊疑，眼睛定在了杂志上面。如今杂志经过了前几期的摸索，总算有了门道，渐渐成熟了许多。至少对于封面装饰点缀等物。讲究得多，再也不是之前那样单调了。当然，司马光不是一个无聊之人，更不是享乐之辈，对于这些，他倒不是很在意。他在乎的是杂志上的内容，前半部分与前几期没有什么两样，依然是欧阳修的史记连载。司马光这两年也在为修史努力，欧阳修作为一代修史大家，功力深厚。他没有不学习的道理。因此每期的五代史记，他都看得特别认真，对于欧阳修地文笔，不无佩服之意。
今次也不例外，认真审读了这些史料文章之后，终于看向了后半部分。令他惊奇地是后面连载的竟然不再是沈欢等人正在完善的拼音读法了，换来的内容更令人吃惊与疑惑：水灾防范措施！
看着这几个突兀大大字。司马光脑袋愣了半刻。想不出个所以然来。“水灾”？这是一个很遥远也很敏感的词汇，司马光的心倏地紧了一下。再一看作者，署名竟然是他刚才还在赞叹的学生沈欢。
“子贤到底在做什么？”这是司马光这一刻的想法，好好的拼音不发表，怎么转而谈什么水灾了？再转念想起沈欢这些年的作为，多为谨慎，处处小心，所做之事也不无深意，似乎不是一个莽撞之人，今次又要发表什么新鲜地事物了？
司马光赶紧把内容阅读了一遍，之后更疑惑了，确切地说，沈欢这次地文章，并没有体现什么深意出来，更没有所谓的儒家教化功能，至少比之前的拼音要差了好几个档次。
难道说拼音创制完成了？司马光才一疑问，就否定了这个想法，《文艺》杂志不过发表了四期，每期只有一两千的汉字给标注了拼音而已，四期下来，也不过数千，离总体汉字数量还差得远，万万没有完成的可能。至于是不是标注的脚步跟不上来，这个说法应该也不能成立，对于拼音的作用，朝廷看在眼里，也关注在心上。自打拼音创制以来，朝廷对于这项工程地关心不可谓不大，在财力物力方面都给予了支持，以沈欢为首，欧阳发、司马康为辅，成立了一个小组，另外在馆阁之士里拨了好些有成就之人参与，汉字标注拼音一事一直都在进行，每日都有上百个字确立读法，半月下来也足够应付杂志地刊行了。
这些都是他的儿子司马康提过地，最近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困难，是什么原因让沈欢在杂志上换了内容呢？以司马光对沈欢的了解，心里隐隐觉得此事非同寻常。怀着疑惑的心情，又把那些内容给仔细看了几次，终于发现了一些非比寻常的东西来。
俗话说水火无情，小的还好说，若是大至一城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