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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罪。但是，蒋介石不提“严厉制裁”“可杀”等字，可见没有深切责难的意思，然又没有交代自己如何处理。戴笠感到此案大有考究，下手重了、轻了都不好，况且蒋的祖宗之事外人无法说清楚。只能把郑绍发软禁起来，供吃、供住、供玩，不让他到处乱跑。如果蒋一旦要人，就交给他，不要人，就关他到死，反正军统的集中营里也不在乎他这一间囚房、一口囚饭。
于是，戴笠指示把郑绍发关进军统望龙门看守所，后相继转押白公馆看守所和息烽集中营。但戴笠处理这件事十分慎重，指示在集中营内建新屋一栋，让郑绍发单独居住，并在衣、食方面给予优待。另给郑家里寄去二百元，以后每月还代寄几十元。一段时间后，索性指示将郑的老婆和十六岁的女儿一起从河南接来，软禁在息烽营内。戴笠处理此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蒋的默许，外人不得而知。但戴笠这样做，无疑是准确掌握了蒋的心理，解决得恰到好处。
此时，戴笠还不曾意识到蒋介石对他已存戒心。
现在回想起来，1942年的军统“四一”大会，戴笠的本意是要通过总结回顾特工十年发展史，检验和展示军统实力，万没想到却引起了蒋介石的警备心理。蒋介石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用人的历来作风是防止某个部下的系统发展得太快太大，以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现在军统的力量已经从特工渗入军事、政治、党务、外交等各个部门，所能调动的税警、缉私及特务武装，调动之灵活，实力之雄厚，超过了他手下的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这就使戴笠手中掌握的权力、地位和实力，超过了让他放心的程度。
蒋、戴两人的关系也由过去的两无猜忌变成了相互戒备。
蒋介石办事素来果断干练，当他意识到戴笠有权重镇主之威时，立即毫不犹豫地采取抑制措施。军统“四一”大会之后，他很快采取的一个步骤，就是任命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为军统局帮办，表面上是协助戴笠工作，在戴笠离开重庆期间，由唐纵对军统工作代为主持，实际上是要唐纵对军统的行动进行监视，对戴笠迅速膨胀的势力稍加抑制。
唐纵和戴笠同是黄埔六期同学，又是老军统，多年来，戴笠待之不薄。特别是自从唐纵进入侍从室任六组少将组长后，戴笠更是处处照应，规定军统总务部门对唐纵在生活上给以特别补助，每月安排赠送日用品，逢年过节更是大把赠金、赠礼，目的是要唐纵继续利用职务对军统工作予以照顾。
没想到，唐纵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自进入侍从室后，他就抱定一个宗旨，在军统与中统及其他情报系统的摩擦中，坚持一碗水端平的原则，不偏袒军统。他对戴笠手下的特务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地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在私生活方面，唐纵自我约束甚严，从不肯开口向军统要东西，以免中戴笠的圈套。不独如此，为了避开他出身军统的嫌疑，唐纵常在蒋介石面前实事求是地肯定中统的长处，切中时弊地批评军统的工作。此举无疑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加之唐纵一贯办事严谨，埋头苦干，严守秘密，不到外面拉关系，出风头，更不拉帮结伙，勤于思考，善于揣摩蒋的心理，颇能讨蒋欢心，逐渐被蒋引为心腹，并使蒋有了扬唐抑戴的念头。
蒋介石此举，使戴笠很快意识到蒋对自己有了防范之心，尤其是林世良一案，蒋竟要拿自己问罪。不久以后，蒋又以戴兼职过多为由，撤去戴笠缉私署长一职，使戴笠有了“鸟尽弓藏”之感。戴笠忧心忡忡地说：“我将来如果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他知道蒋介石太多隐私，有时甚至直接参与，特别是陈洁如事件给他留下了无穷隐患。
1942年11月18日清晨4点，一架从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租来的波音307型客机阿帕切号，在重庆西北一百英里处的美军空军基地待命升空。机头灯光照见一辆轿车驶上跑道，后边跟着一辆救护车。
轿车中出来的有蒋介石和几名美军军官。
从救护车里抬出一副担架，上面躺着宋美龄，被小心翼翼地抬上飞机。
宋美龄辗转非洲、南美洲，于11月27日抵达纽约，住进长老会医疗中心。这次出国，起因是发觉蒋介石与陈洁如旧情复发而负气离国，顺便去美国就医。此前，她赴前线慰劳抗战官兵翻车负伤未痊愈，还有慢性皮肤炎。
1943年6月18日，宋美龄自美国乘专机启程归国，7月4日返回重庆。
宋美龄从美国回来后，与蒋介石的感情又和好如初，甚至更加亲昵。
宋美龄对蒋介石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都非常重要。可以说，没有宋美龄，就没有美国的援助，也等于没有蒋家王朝。蒋介石非常清楚这层利害关系，一百个陈洁如都无法与她抗衡。
虽然宋美龄没有当面责备戴笠，但不等于宋美龄不清楚戴笠替蒋介石拉皮条的内幕。只是这种事太难以启齿，宋美龄觉得这对她来说是一种耻辱。
宋美龄从美国康复回国后，找了一个适当的时机，让蒋介石坦白。蒋介石别无选择，为表示悔过，老老实实坦白，说出了戴笠拉皮条的内幕。
对于此事，宋美龄始终难以释怀。
毛森回江山考察风水未归之时，蒋介石召见了戴笠。
自从有所猜忌后，戴笠和蒋介石见面时的气氛不再像过去那样自然、融洽，仿佛掺杂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戴笠忐忑不安地走入山洞官邸书房，蒋介石抬眼见到他，轻轻干咳一声，算是招呼。
两个人暗中较劲，蒋介石不开口，戴笠也绝不开口。最后，还是蒋介石软了下来，毕竟是他找的戴笠。
蒋介石说：“回来了，东南沿海的工作都布置好了？”
戴笠避开蒋介石的目光，答道：“大体布置完了，还不仔细，因局里有很多事需要处理，提早回来了。”
蒋介石问道：“到上饶检查过你的忠义救国军吗，没有问题吧？”
戴笠说：“去了，他们抗日很勇敢。”
蒋介石突然沉下脸来，道：“可是有人说你的忠义救国军是一群乌合之众，抗敌不力，扰民有余，到底是不是这样？”
戴笠被噎住了，此话从蒋介石口里出来，他无法争辩。
这时，蒋介石拿起一张纸在桌上一拍，道：“你自己拿去看看！”
戴笠小心走过去，双手捧起，见是顾祝同的小报告，上书：“忠义救国军是一群乌合之众，占据沦陷区与国统区的交通前沿地带，他们凭借天时、地利，在浙、皖两省与敌占区接壤的阴阳界上设立关卡，强征暴敛，大搞走私贩卖，牟取暴利。此外，还不服从指挥，抗敌不力，笼络有余，是一群十足的土匪，建议予以取消……”
戴笠看罢，偷偷瞟了一眼，见蒋介石一脸恼怒，慌忙把纸放在案头上，等着挨骂。
出乎意料，蒋介石没有追问下去，转而问其他道：“听说，你这次回了一趟江山？”
戴笠说：“是的，梅先生想看看我的家乡，正好顺道，所以就……”
蒋介石打断他的话：“所以你就要回家，这就有时间？你的部队不争气，你不待在那里整顿，回来干什么？”
戴笠垂下头道：“局本部有事需要我亲自……”
蒋介石挥手骂道：“放屁，到这时候你还要骗我！”说着，语气缓和下来问道，“听人说，你私藏了一名戏子，有没有这事？”
戴笠一惊，额头上冒出汗来。
蒋介石脸一沉，怒道：“如今国难当头时期，你不好好抗日，一心享乐，奢侈。我警告你，再跟胡蝶胡闹，休怪纪律制裁！”
此时的戴笠，可谓祸不单行。胡蝶是他心爱的女人，忠义军是他多年苦心经营起来的一支特务武装，这两样宝贝一旦被蒋介石下令毁掉……
就对忠义军而言，他感觉蒋介石这次发怒与上次训斥不同。1940年，因忠义救国军与三战区顾祝同的军队矛盾重重，互相攻诘，官司打到重庆蒋介石这里。后经戴笠亲赴东南各地整饬，才使忠义军与三战区的矛盾有所缓和，并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协调默契地袭击了新四军，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这一次，戴笠、梅乐斯一行离开江山县，浩浩荡荡向江西上饶进发，到达第三战区与司令长官两次商谈忠义军的整顿问题。上次蒋介石训斥忠义军是怒其不争气、恨铁不成钢，这次是借题发挥，并掺杂了胡蝶的事进来，很显然是另有所图……
戴笠猜测，胡蝶的事，宋美龄很有可能是幕后策划人。男人一旦失去心爱的女人，是世界上最残忍、最伤心的事情，宋美龄也许正想以此报复。
回来的路上，戴笠在山道上遇到唐纵，忙把头偏了个方向，另走一条小路。他此时情绪低落，不愿和别人说话。
回到神仙洞公馆，一眼见到胡蝶，虽然心中有些许安慰，但也难驱散心中愁云，他凄然地冲胡蝶一笑，靠近坐下。
胡蝶早已习惯，每当戴笠从蒋介石的官邸回来，情绪都是这样。胡蝶过来勾住他的脖子，道：“以后最好不要再去委员长那里。”
戴笠苦笑道：“这怎么可能？除非我死了。”
胡蝶忙用手捂住了戴笠的口，嗔道：“乌鸦嘴！不许你乱说。委员长又怎么了？”
戴笠张开双臂，道：“来，不要想不高兴的事，世界是我们两人的，我们乐一乐……”
不巧毛万里、毛森从江山视察风水归来，由毛人凤领着，一同来神仙洞汇报。
戴笠的儿女情致立即又被关心自己命运的情绪所替代，他在胡蝶的额角亲了一口，道：“瑞，先办一点公事，等会儿……”
胡蝶本来正在兴头上，但也无可奈何，从鼻孔哼了一声，嘟着嘴离开了戴笠。
在戴笠的书房里，毛人凤、毛万里、毛森加上戴笠，四位江山人神情十分凝重。
毛万里和毛森相互推诿，见戴笠不耐烦了，毛万里才叙述这次回江山考察的经过：“我们回到江山，就立即按戴笠先生的吩咐找当地有名的风水先生。家乡真是个奇人异人云集、藏龙卧虎的地方，一说起风水经，各种神奇故事、掌故一个接一个。大家兴致很高，一同亲赴毛恺的出生地石门乡、柴大纪的出生地长台乡，凭‘罗盘’和风水先生的秘术对地理、风水进行勘察。为了稳重和准确，我不让他们碰头，把答案写在纸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让各位各显神通，并告诉他们，谁勘察得最准确，戴先生将大大有赏。”
戴笠点头道：“嗯，这办法不错，结果怎么样了？”
毛万里叹道：“结果几乎完全一致。”
戴笠急了，追问道：“他们怎么说？”
毛万里犹豫片刻。
第四十六章 抗日尾声 争权夺利大忙活
毛万里道：“二十多位风水先生经过勘测，果有惊人之发现，原来江山县的地势南高北低，雨水一泻千里，难以蓄积，故穷山涸水，养不住大龙，大人物都难以善终……”
戴笠听罢，悲从中来，潸然泪下。众江山心腹会意，互望着起身离去。
戴笠不挽留同乡也不理胡蝶，胡蝶改变不了他的命运。他把自己关在内室，捧着头，冥思苦想，想到蒋介石对他的猜忌，宋美龄在幕后的怂恿，江山两位大人物的不得善终以及自己土旺缺水的命相……禁不住悲从中来，伤心地哭泣起来。
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蒋介石在政策上和工作布置上，都作出了重大调整：一方面，对抗战采取避战观战的方针，以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另一方面，则在限共反共方面进行具体部署，把注意力和工作重心再次转向西北，把抗战前线的大部分兵力调往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围堵，对各战区的中共武装也都予以严密监视，伺机给予打击。
戴笠迅速理解了蒋介石的意图，公开对他的部下道：“西欧战场继北非战场后也取得胜利，即将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论日本如何顽强，失败的命运是挽救不了的。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对外而是对内，对内是与共产党争天下的问题。共产党喊出‘百万屯军，百万屯粮’的口号，野心不小，不可小视。好在校长胸有成竹，早有准备，必操胜算。校长将策反任务交给我，我估计华北、东北的汉奸武装不会少于一百五十万人，东南、华中约有百万之余，华南约二十多万人，总计约三百万人，战斗力虽不强，但摇旗呐喊，也不失为一大力量。本局早已注意策略，实行曲线救国，等于将鱼养在池塘里，当下网的时候就撒网，当吃的时候就吃。我手上掌握的近二十万游击部队，受过美式训练和持有美械装备的已超过十万人。打算在将来反正的汉奸部队中挑选精兵二十万人，练成‘戚家军’一并奉送给胡宗南来统领打天下。”
然而，形势并非戴笠估计的那般乐观，由于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