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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春，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任红军第1军团军团长，时年26岁。此役，我军共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3个师，俘虏官兵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电台等军用物资，首创了红军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范例，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打的最大的一次伏击战。*为战场总指挥，取得了诱敌深入的黄陂伏击战、草台岗伏击战这两场经典战斗的胜利。战后，*被誉为“常胜将军”，蒋介石称其是“战争的魔鬼”。
抗日战争初期，*即担任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时年30岁。1937年9月25日，*率部在山西省灵丘县平型关进行伏击战，一举歼灭日军精锐板垣第5师团第21旅一部千余人，击毙新庄和桥本2名日军中佐，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200辆，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平型关之战是八路军挺进抗日战争前线后的第一仗，取得了中国全面抗战以来“零的突破”，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此役后，*也赢得了“抗日英豪”、“民族英雄”、“无敌元帅”、“常胜将军”的赞誉。
解放战争时期的1946年冬，为了改变东北我军的不利局势，党中央敦促*采取攻与防的行动，遏制国民党军全面占领东北的企图。并加强了*的权力，任命他为东北*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实行一元化领导。接着，*率东北*联军主力与国民党军在白山黑水展开了战线与时间都绵长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3个多月时间，*及其麾下的刘亚楼、谭政、萧劲光、萧华、李天佑、万毅、刘震、洪学智、赖传珠、韩先楚、梁兴初、杨国夫、吴克华、程世才、李作鹏等战将，经过与敌方杜聿明、廖耀湘、孙立人、郑洞国、陈明仁、侯镜如等高级将领的反复较量，进行了有名的张麻子沟伏击战、焦家岭围歼战、清沟子伏击战、城子街攻坚战、靠山屯围歼战、红石砬子伏击战，至1947年春取得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共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收复城镇11座。*指挥东北*联军采取“南拉北打，北打南拉”的战术，彻底粉碎了杜聿明“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国民党军队的机动力量在*联军的不断打击下遭到严重削弱，转主动进攻为被动防守。东北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红军灵鹰”林彪元帅（3）
1948年9月12日，我军首先在东北战场与国民党军进行了三大战略决战之一的辽沈战役。*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此时，东北战场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军在数量上特别是质量上都比国民党军占优势。战役中，已不打伏击战，以城市攻坚战为主，阵地阻击战相结合。*与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共同指挥东北大军进行了义县攻坚战、塔山阻击战、锦州攻坚战、黑山阻击战、长春围困战、辽西围歼战、沈阳攻坚战等经典战役战斗，至11月2日，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万余人，俘虏范汉杰、廖耀湘、卢浚泉、李涛等少将以上高级军官186名。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解放军总兵力上升至300万人。国共双方敌强我弱的位置，已经颠倒过来了。东北野战军获得了第一个战略决战的完全胜利，取得了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宝贵经验，率先成为人民解放军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
1948年11月底，*和罗荣桓率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与聂荣臻率领的华北野战军共同进行了三大战略决战之一的平津战役。经过64天的军事与政治较量，东北和华北野战军共同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共万人。平津战役中产生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成为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实行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的基本方式。
1949年9月13日，时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指挥四野主力和二野一部，在湘南衡宝地区采取两翼大迂回钳形包围，正面大突破强攻手段，进行了衡宝战役。此时，敌军主要将领是桂系的白崇禧、张轸、张淦、刘嘉树、刘安祺、张光玮、李本一等。至10月16日，我军共歼敌万人，俘虏17名将官，收复县城24座。这次战役，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了白崇禧赖以起家的第7、48军的四个精锐师，并消灭了桂系惟一美械的第62师，给桂系战力最强的第10师以歼灭性打击，成为我军渡江以来华中最大的一次战果。
1949年11月6日，*继续指挥四野主力和二野一部，对广西地区之敌采取两翼大迂回钳形包围，正面强攻大追歼的战役手段，经过粤桂边境歼灭战、钦州围歼战等有名的战斗，至12月14日，我军结束了广西战役，共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万人，俘虏少将以上军官78人，解放了广西全境，华中、华南所辖范围内除海南岛一隅外，业已全部解放。桂系及蒋介石在华南残余的被歼，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1950年3月5日，*委托邓华指挥第四野战军两个军，进行了海南岛战役。我军以木船为主、配以部分机帆船作为航渡工具，突破敌人海军军舰、空军飞机、海岸炮兵立体封锁，一举登上海南岛。接着，在海岛陆地作战中，我军以高昂的气势，精彩的战术手段，最后击溃了敌薛岳集团。至5月1日，我军歼灭敌军5个师9个团共3万余人，缴获火炮、飞机、坦克、装甲车、汽车众多，击落、击沉、击伤敌机、敌舰若干。海南岛战役开创了陆军乘木帆船大规模渡海作战，摧毁敌立体防御的先例。该战也是*指挥第四野战军的最后一战。
“常胜将军”也有败绩的记录，*在解放战争期间曾经“三走麦城”。
“红军灵鹰”林彪元帅（4）
解放战争初期，*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和东北*联军总司令，执掌东北根据地。但因敌我力量悬殊，*率部一败再败，一退千里，一退山海关、再退锦州、三退四平、四退长春，得了个“撤退将军”的名声，“常胜将军”的英名几乎扫地，甚至被讥笑为长腿的“常败将军”，*的威信受到了极大威胁。
“一走麦城”是指1946年春，*指挥的四平保卫战。当时，我军与国民党军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新1军、新6军等部队对垒战斗。第一阶段，双方经过拉锯战，形成胶着对峙状态。第二次战斗开战前，*的判断却出现了失误，认为敌人主攻方向是四平，打算将位于本溪的部队放在四平敌之侧后开原一带，以此来打破四平的僵持状态。毛泽东则认为是本溪，但最终还是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这时，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以优势兵力攻下本溪，接着，又投入部队到四平方面。敌人力量大增，*无奈，只得部署从四平撤退，杜聿明则一路猛追，直到把*联军主力追到松花江以北。就这样，国共两党在解放战争初期军事较量的第一个重大回合，草草结束。此时，*的威信降到了极点，部下在私下议论说：林总吃了几年洋面包，都不会打仗了。基层部队甚至有了“换将”的呼声。所幸，在四平失利后不到20天，*抓住战机，接连打了拉法和新城两个胜仗，消灭国民党军两个团，提高了部队的士气，使指战员们在四平失败的阴影中看到了新的未来。
“二走麦城”是指1947年夏*指挥的四平攻坚战。在四平攻坚战后的“东总”干部会议上，*曾三次站起来检讨：“这次四平没打下来，不要你们负责，主要是我情况了解得不够，决心下得太快。不马上攻，围城打援最好。先消灭援军再攻城，就能攻下来。另外，这次攻城暴露了我们攻坚的技术差，这也主要是我平时研究不够造成的。”此后，东野部队进行了辽沈战役前深入、彻底的攻坚大练兵，为最终赢得战略决战的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走麦城”是指1949年8月的青树坪之战。当时*指挥四野大军南下途中，第49军军长钟伟麻痹轻敌，率部孤军深入，在湖南湘乡县西南70公里处的青树坪遭遇白崇禧部队优势兵力的围困阻击，经一天激战才以伤亡超过敌人的代价最终脱离险境。这一下，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权可找到了借口，把青树坪遭遇战吹嘘成“青树坪大捷”，各大报纸的通栏大标题是：“自徐州会战以来国军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打破了*不可战胜的论调”。青树坪遭遇战对*和第四野战军来说，失利不是军事方面的，主要是在政治方面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在新*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建设和作战等问题有一定的理性认识。他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在抗战期间撰写的《论华北正规战的基本教训与游击战争的发展条件》等文；在解放战争时期发表的《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中高级指挥员的指挥要则》等讲话，论述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人民军队建设等有关问题。在作战指挥上，*强调：一是实行战略防御，战役战斗上必须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二是实施战役战斗指挥，必须掌握好正确定下作战决心、选择攻击目标和作战时机三个重要环节。三是在战役战斗上形成兵力对比的绝对优势，才能保证进攻作战的胜利。在战术原则上，*总结了著名的“六个战术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三猛战术。
“军神”刘伯承元帅（1）
刘伯承的军事生涯在元帅当中仅次于朱德，年龄也仅次于朱德。他从川军起步，在军阀混战中打出了名声，四川人都称他为刘“军神”。据说“军神”的叫法还源自一名外国人。那是1916年3月，刘伯承率四川护国军第4支队扼守丰都，同攻城的北洋军展开激战。一颗子弹从右太阳穴打入，从右眼飞出。刘伯承立刻昏厥过去。当地市民以为刘伯承已牺牲，曾在城门口为他建立义冢，并立了一块“护国英豪刘伯承之墓”的石碑。1916年春夏之交，刘伯承到重庆请德国籍的沃医生对右眼动手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手术用了3个多小时。在手术过程中，由于设备简陋，只能实施局部麻醉，刘伯承经受了钻心似的疼痛，但一声不吭。手术做完后，沃医生看到刘伯承的上衣已经被汗水湿透，便关心地问道：“刚才的手术一定是疼痛难忍吧？”刘伯承笑道：“没有什么，不过动了74刀而已。”沃医生惊讶地问道：“你怎么知道？”刘伯承答：“阁下每割一刀，我便暗记一数。”沃医生感动和佩服不已，连连称赞他是“军神”。从此，刘伯承虽然永远失去了右眼，但他“军神”的名字不胫而走。
刘伯承军事素养高，又进过苏联的名牌军事院校，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正规职业军人的楷模。他在军事指挥和军事学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对中国军队正规化的影响最大。
红军时期，刘伯承主要是作为我军参谋工作领导人，为中央军委出谋划策。他与叶剑英先后交叉地出任军委总参谋长和红军学校校长，而一同被称为我军参谋工作和军事教育工作的“鼻祖”。
1930年7月底，刘伯承结束了在苏联的留学生活，经东北回国，到达上海，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参谋部参谋长。作为我军的首任总参谋长，刘伯承完成了两项大的任务：一是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训练*省、特委负责人和中央机关干部，增强他们开展武装斗争的能力。负责为训练班讲授暴动方略和游击战、运动战战术。二是为*中央军委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游击队怎样动作》等材料。这些材料发到各革命根据地，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建设。
1932年1月，刘伯承由上海经香港、汕头转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继萧劲光之后，担任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一到任，便组织教员编写教材，这是我军的第一部步兵战术教材。刘伯承根据在苏联留学的经验和苏联红军的模式，提出了编写我军战术教材的参考依据是，目前红军的编制、现在的武器装备、红军作战的对象，学员的文化程度、作战区域的地理条件，以及数年来开展游击战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等。通过这些，使我军的军事教材第一次走向规范化。
同时，刘伯承又向中革军委提交了红军学校的工作报告，强调学校的训练要紧密联系战斗实际，不能本本主义地全套应用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军事教程，当然，反动的军队的典范和教程，更不能照搬照用。
10月上旬，刘伯承列席*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因不了解苏区具体情况，支持了中央局多数人不同意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的错误意见。10月中旬，刘伯承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军神”刘伯承元帅（2）
1933年2月至3月，刘伯承协助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