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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敌人大举进攻时，红军能依托根据地与敌人周旋作战。黄克诚很佩服并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全政全能的黄克诚大将（2）
1931年初，毛泽东提议黄克诚升任红4师政治部主任。不久，黄克诚又升任红3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1月，毛泽东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排斥下，被免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这时，黄克诚也因抵制苏区肃反扩大化，并被看成是赞成和拥护毛泽东主张的干部，而第二次被撤职，到红3军团司令部当秘书。12月底，黄克诚又被起用，调任红1师政委。
从1932年到1935年，黄克诚随着毛泽东在政治上的起起落落，自己也是起伏不定的升升降降。甚至到长征后期，在俄界会议之后，毛泽东兼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委时，拟派教导营政委黄克诚担任第2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都有人反对而作罢。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随着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像黄克诚这样的干部才又重新获得信任，并步入革命戎马生涯的辉煌阶段。1935年11月，中央决定将陕甘支队与红15军团合编，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政委。下辖红1、红15军团。黄克诚被任命为军委卫生部长。两个多月后，他又先后出任红1军团第4师政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抗日战争初期，黄克诚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政委，与徐海东率部转战晋冀豫，曾参加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参与指挥町店等战斗。1940年春，黄克诚任八路军第2纵队政委，率主力一部南下豫皖苏和皖东北地区，先后任第4纵队政委、第5纵队司令员兼政委。10月奉命南下驰援在苏北泰兴黄桥地区作战的新四军，南下进至盐阜地区，同已取得黄桥作战胜利的新四军会师，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打通了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时，黄克诚任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委，领导军民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斗争，发展壮大部队，解放了苏北大片地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奉命率部到淮南津浦路西，与新四军第2师会合，以阻止国民党桂系部队东进。1945年9月13日，回师苏北途中，黄克诚在华中局驻地看到了*中央转发的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电报，知道苏联红军已占领东北，我军已有少数部队进入东北。黄克诚就请当时任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给中央发电报，建议中央立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管苏联红军同意与否。饶漱石不同意发这个电报。黄克诚即以个人名义于9月14日向中央和军委发电报，提出对当前局势及军事方针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是讲蒋介石对和平谈判毫无诚意，我们不能对和谈抱有幻想，应当立足于打，并取得连成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因此建议派5万至10万人的部队去东北，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东北总根据地。
9月19日，*中央发出了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明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军抵达东北的部队即达10多万人。证明是黄克诚首先提出这一战略决策，并由*中央决定的。
9月23日，中央军委命令黄克诚率新四军3师主力部队万人开赴东北。接令后，黄克诚立即着手进军东北的部署。11月25日，黄克诚率部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东北。这时，部队遇到了许多困难。黄克诚一方面想办法克服之，一方面把第一线的实际情况准确、及时地反映给中央。11月26日，黄克诚在辽宁锦州郊区给毛泽东发电报，报告了部队遇到极为困难的情况，电报中讲了“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即后来人们所称的著名的“七无”电报。黄克诚建议我军应“暂不作战，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
12月22日，毛泽东给黄克诚来电报询问东北工作所拟采取方针的意见，同时赞扬黄克诚建立根据地是有经验的。黄克诚受到很大的鼓舞，随即回电说明迫切需要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和条件。28日，毛泽东给东北局发来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一著名电报指示。指出东北斗争的艰苦性，及时地提出了把东北的工作重点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
“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大将（1）
陈赓与毛泽东很有缘。1915年，陈赓走出私塾，来到毛泽东曾经就读的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毛泽东与陈赓的父亲很熟，称他绍纯先生。1921年秋，在湘军当兵5年的陈赓来到长沙，又进入毛泽东倡导开办的自修大学。在这里，陈赓多次聆听毛泽东的讲演，被毛泽东提倡的理想、信念和杰出的演说才能所折服，不久便开始了跟随毛泽东战斗一辈子的革命生涯。
1922年中秋夜晚，毛泽东带着陈赓等20多个人坐着划子，到湘江中流去赏月。皓月当空，一个个小船划子载着欢声笑语，载着豪情壮志，围着长达十里的桔子洲头打圈圈。陈赓和革命家何叔衡、郭亮等人同坐一船。忽然，坐在相邻船上的毛泽东大喊了一声：“到中流击水！”扑通一声，把那一轮明月冲散了。接着，船上的人们都喧嚷起来，纷纷*脱鞋，跳入水中。不到20岁的陈赓正血气方刚，便脱得精赤条条，一个猛子扎进水中的月亮。三年之后，毛泽东忆起这段往事，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词《沁园春·长沙》。其中“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正是毛泽东与陈赓等热血青年革命友谊的真实写照。
1924年6月，已经有一年多党龄的共产党员陈赓，在党组织的选派、推荐下，考入当时最时髦的学校——黄埔军官学校。作为第1期学生，欣喜若狂的陈赓对组织说，自己丢下军阀军队的枪杆子，就是要拿起革命军队的枪杆子。毛泽东很赞同陈赓这句话。此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陈赓考入广州的黄埔军校，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都是在为党的事业储备能量。
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亲临讲话，陈赓很激动。开学以后，陈赓发奋读书，刻苦训练，很快在600多名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大名鼎鼎的“黄埔三杰”之一，其余两杰分别是蒋先云和贺衷寒。人们一般都把黄埔军校学生称作“黄埔骄子”，而黄埔第1期学生自然是骄子中的老大哥。“黄埔三杰”可谓“黄埔骄子”中的*。更可贵的是“黄埔三杰”之美名，不是学校领导人封的，而是学生们自发地推举出来的偶像人物。他们3人学习成绩出类拔萃，作战身先士卒，各方面都起表率作用。当时学生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灵不过陈赓的腿。”既说出了他们的特点，又肯定了他们“黄埔三杰”的地位。
1925年10月，*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时，陈赓已毕业留校任职一年了。东征之初，他担任第1纵队第4连连长，为惠州之役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因此，蒋介石很欣赏陈赓，指定陈赓连担任总指挥部警卫。后来东征军第3师全线崩溃，身为总指挥的蒋介石手足无措，极度灰心，并嚷着要“杀身成仁”，经陈赓百般劝慰，才稳定情绪。这时，追兵将至，情况危急，陈赓迅即背着蒋介石撤往安全地带，接着又奉蒋之令传送急件。陈赓冒着随时会遇到敌人、土匪、老虎的危险，翻山越岭，跋涉160里，终于在第二天下午把急件送到援军手中，最后蒋介石得以完全脱险。陈赓救蒋介石之举一时成为黄埔军校的佳话。
不过，即使陈赓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又是优秀的“黄埔三杰”，但蒋介石还是大耍两面派，表面上施以小恩小惠，背地里却坚决不想重用陈赓，重要的原因是在于陈赓是共产党员。与此同时，蒋介石即使用高官厚禄，也是留不住陈赓的。这就是信仰和追求不同，“道不同，不与相谋”。果然，陈赓不久就告别了黄埔军校，离开了蒋介石。后来，又受党的委派去苏联继续学习军事。1933年，已经是红四方面军第12师师长的陈赓，因战伤到上海治疗，不幸被叛徒发现而被捕。在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下，陈赓坚贞不屈，后被押送南京。蒋介石此时是权倾一时的总司令，企图以师生情谊封官许愿留住陈赓：“只要你肯过来，愿意带兵，我马上给你一个师。哦！就是给你一个军，也不过一句话的事。”但陈赓坚决拒绝，不为所动，即使做一辈子囚徒，也信仰共产主义。后来，经*中央和宋庆龄等全力营救，陈赓脱险，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大将（2）
陈赓来到瑞金时，见到了恩师毛泽东。但这时毛泽东遭“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排斥，被剥夺军权，赋闲养病。陈赓也因经历“复杂”，受到了反复审查，只被安排为彭杨步兵学校校长。直到遵义会议，中央又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之后，陈赓才有了“出头之日”。
1935年1月下旬，红军在贵州土城之中，遭遇敌人顽抗。而且敌我兵力也由预料的四对一，变成了一对一。我军没有打成歼灭战，反而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险情。紧急关头，毛泽东果断命令干部团团长陈赓带部队上去，配合红3军团，坚决堵住敌人进攻！结果，陈赓率部勇猛反击，重创敌人，与红3军团牢固控制了道路以南的观山高地。毛泽东站在山头上情不自禁地说：“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长征后期，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红军指战员病倒、饿倒许多。过雪山之后，连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也病倒了，经常咳嗽、发烧。毛儿盖会议后，周恩来的病情更加严重了。懂得一点医学护理知识的陈赓自告奋勇当担架队长，与战士们一起抬着周恩来上路了。草地每天必定下雨，陈赓经常手举着一块旧油布，紧紧地跟随在担架旁，保护着黄埔军校时的老首长周恩来。但是，周恩来虚弱的身体抵挡不住病毒的侵蚀，他的体温又升了上去，一会儿昏迷，一会儿又说胡话，生命危在旦夕。情急之中，陈赓建议用雪来降温。征得毛泽东同意后，陈赓派战士骑马从远处找来残雪，然后用油布装上雪，做成一个“土冰袋”，搁在周恩来滚烫的前额。不一会儿，周恩来的体温渐渐下降。这时，医生从后边赶上来了，连连说：“要不是及时降温，恐怕．．．．．．”周恩来醒来后，仍不失风趣地对陈赓说：“当年你救过蒋介石的命，如今你又来救我的命了。”看到老首长能说话了，陈赓咧嘴笑了。
从抗日战争开始，毛泽东就把陈赓当作独当一面的军以上干部来使用。毛泽东笑着对陈赓说：“我和老蒋都抢着让你当军长，不过，还是我履行诺言啊！”陈赓决心不辜负毛泽东的期望，真正发挥出“黄埔三杰”的军事才干来。果然，陈赓一踏上抗日战场就出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在刘伯承师长的指挥下，出手不凡，率部赢得了抗战初期的几场胜利。先是夜袭长生口，接着是两次设伏七亘村，再又是设伏黄崖底，最后是1937年的太行区反日军“六路围攻”。
1938年，陈赓率第386旅再接再厉，取得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战三捷的卓越战绩，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又在晋东南反日军“九路围攻”中大放异彩，其中长乐村追击战，把日军截为数段，以后各个击破。
神头岭伏击战，我军仅以240多人的伤亡换取了毙伤俘日军1500多人、缴获骡马、枪支众多的辉煌胜利。神头岭之战与平型关之战齐名，成为闻名中外的典型战役。刘伯承把这一仗作为成功的吸打敌援的战例多次引述。甚至日军统帅部也把它作为典型战例来分析，以对付八路军。响堂铺伏击战取得的战果，从徐向前、*给刘伯承的急电可看出：“请速令动员至少400以上民伕、驮驴赶来秋树垣搬运胜利品及伤员。”日本随军记者称此役的战术是“更为典型的游击战术”。1939年11月，陈赓又成功地组织了香城固战斗。刘伯承称之为创造了平原地区“模范的伏击战”，蒋介石和卫立煌也公开致电嘉奖。香城固一战，以致恼怒万分的日军，在“扫荡”的装甲车外面贴上“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他们已把陈赓所率领的部队当成劲旅和头号攻击目标。
1940年8月，陈赓率部作为第129师的主力参加百团大战，取得重大战果。
1941年，在抗战进入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阶段，陈赓仍率部多次粉碎敌人的“扫荡”。他创造性地组织广大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