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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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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难者卢塔,原籍福建省大田县人,遇害时仅43岁。当时,一家六口居住在彭亨直凉郊外,离市区大约二英里。 
  “家父为人安分守己,以种植咖啡及水果为生,家境相当不错。死后留下母亲苏焕、二位分别13岁和6岁的姐姐,一位仅7岁的哥哥,我3岁及一位当时怀胎三个月的弟弟。” 
  卢永根表示,虽然当时直凉数位领袖,即苏献杯、蔡彬、邱光和卢回等试图出面营救,并于被捕次日前往淡马鲁欲与日本蝗军长官交涉,无奈当彼等抵达时已经太迟了。 
  他申诉,日本政府不论何时,皆逃避不了占领马来亚时所犯下的大错。这是因为当时蝗军所干的事无法无天,随心所欲,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 
  卢氏亦认为,日本当局必须负起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留下的血债,在给予蒙难者家属合理赔偿的同时,也必须公开向蒙难者家属或蒙难者阴魂道歉,以消除这场风暴所留下的仇恨。 
  (参见本节案例155) 
  32. 1993年4月2日《南洋商报》,曹盛干: 《五十一年胸口的痛》 
  年逾古稀的卢礼忆及全家大小活生生被日军放火烧死,泣不成声。 
  人生最惨痛者,莫过于眼巴巴地目睹至亲活生生地遭人放火烧死。 
  22岁的卢礼,甫和小他两岁的爱妻得到爱情的结晶,原可以建立一个幸福的家,万料不到,他们一家大小,还有慈母,年幼的弟妹都被残暴的日寇所杀。 
  现年73岁住在北干那那的卢礼在回忆起51年前那悲痛的一幕时,不禁悲从中来,泣不成声,好久好久才平静下来。 
  他说,清晨,大约7时许,他是在前一晚听了妈妈罗娇和太太钟碧华的话,于是躲避在沙河芭的森林里。他躲避的地点距离村子大约四百公尺,虽然保住了自己的生命,但一家五六口,都活生生地被日军放火烧死。 
  这个沙河芭,距离北干那那五英里,就是目前地图上所指的甘榜沙哇。 
  陪同卢礼接受日本历史教育学艺会访问的还有另外两名生还者,即现年63岁的阮但和当时年仅4岁的梁庆治。 
  日本学者一行27人来乌鲁槽拜祭殉 
  难华人公墓时,天地同悲,下起雨来。 
  阮但当时也是和卢礼躲在芭内,并没有和其他50名男性村民为日本人挖坑,所以才逃劫数。他也和卢礼一样目睹着家园在一场人为的无情火中烧为灰烬,大部分的村民在铁骑下含冤而去。在全村200多口中,只有五六人逃出生天,重见天日。 
  笨珍路二十七哩沙河芭200余人遭日军杀害,其中60余殉难者共葬穴。 
  现年55岁的梁庆治,当时只有4岁,并没有跟妈妈到沙河芭,而留在北干那那,所以也逃过劫数。他的母亲当时只有37岁,因为在沙河芭干内,所以也葬身火海。 
  卢礼说,沙河芭村内只有十多家,是在日治时期村民逃难时种植粮食的芭场,由于当时没有米粮,所以他们都在那里种番薯和木薯充饥。每家的成员大约十人或七八人。当时据他所知,屋内只有妇女和小孩,因为大家都以为日本兵只对付男人,不会向妇女小孩下毒手。因此,她们和小孩们,包括他的妈妈、太太,一个四个月大的儿子卢亚狗,6岁的弟弟卢亚文和4岁的妹妹卢亚娇在屋内。他们都关起了门,都躲在床底下,不敢出来。 
  “不久,我看见十多间茅屋都着火起来,原来日本人已经放火烧屋,接着是女人和小孩的尖叫声。”在大火中他也听到枪声,一小时后,十多间屋子已被大火夷为平地。 
  辣手残杀妇孺 
  他继称,不久,他远处看到大约有20多名日本兵离去,至于他们共有多少人,则不清楚。 
  他说,等到早上10时左右,当日兵离开和没有枪声后,他才敢出来,这时屋子已烧成灰烬,所有的尸体已被烧成焦尸,一堆一堆地,几乎已成灰,除了这些女人和小孩死在屋内,一些妇女在日人放火烧屋时,虽然冲出屋外,往河边逃,但无一能逃过日本兵的枪尖刺刀,都倒在河边的血泊中。 
  他说,整个村子有200多人,相信生还者只剩下五六人罢了。虽然,在乌鲁槽的华侨殉难公墓,只刻着60多个名字。 
  他沉思了一会,再接着说,这宗没齿难忘的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他才从其逃出虎口的岳父钟耀和其弟钟左的口中,获悉另一件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惨剧。 
  原来,在早一天,即20日的黄昏,相信日兵是从布莱山蓄水池一带的山路来到沙河村。 
  向穴中人猛刺 
  贺细妹 
  他说,这些日本人到后,便令全村大约50名男人为他们挖地穴,每个宽约一公尺,共挖了几十个,俟洞穴挖好之后,日兵遂令这些男人把树叶铺在洞穴内,然后,令他们一一伏在洞穴内,背部向上,然后便用枪尖刺刀往他们的身上刺。 
  他说,他的岳父也和其他的人一样是躺在洞内,只感到颈项后一阵剧痛,便拔足飞逃,幸日兵在他逃走时,并没有开枪,所以才逃出生天。 
  他解释说,日兵当时没有开枪射杀其岳父,相信是恐怕枪声惊动了躲在屋内的妇女和小孩。 
  卢礼说,他当时是22岁,太太比他小2岁,其母亲则是45岁。 
  他接着说,他的岳父和岳父的弟弟都大难不死,过了四年,便双双返回广西省的家乡容县,之后,便没有了音讯。如果他们今天还健在的话,也都是百岁人了。 
  来自日本的日本历史教育者学艺会一团27人是在团长柳功的率领下,按址前往距离新山27英里的北干那那亲自听取在日军铁骑下受害者的现身说法。 
  他们一行人也在慰问卢礼过后,冒雨到乌鲁槽的华人义山殉难侨胞公墓拜祭遭日军残杀的殉难者。 
  在归途中,记者遇到一名受难者的家属贺细妹女士,她对日军的冷血行为,使她在3岁时便失去父爱,毕生难忘。 
  (参见本节案例167) 
  33. 1993年4月1日《新明日报》李浩财文章: 《日军活埋我全家》 
  (新山31日讯)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追述起50年前,母亲、妻子、襁褓中的幼儿、弟弟和妹妹当年被日本侵略军活埋的往事,在20多个日本访客和其他人面前,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低头饮泣。 
  卢礼(左二)在家中接受高岛伸欣(右一)和其他日本人的访谈。左一是北干那那居民阮但,他也是沙河芭劫后余生者。 
  50年前,卢礼(73岁)和父母、妻子及弟弟,为躲避日本鬼子而深入沙河芭(今甘榜沙哇,离北干那那约四英里),在那里垦荒种粮,并在那里和妻子生养了一个四个月大的男婴,但是没有料到,日本侵略军竟连沙河芭那样偏远荒僻的地方,也没有放过,而于1943年农历十月二十日摸了进来。 
  当时22岁的卢礼,获得妻子和母亲密告,日本兵士在搜捕男人,嘱他暂勿回家。 
  “我留在山芭,不敢出去。21日早上七八点,我在山芭看见十多间房屋被大火焚烧,我听到女人和小孩的惊叫声。” 
  卢礼说,房舍大门被关上,女人和小孩没路逃,钻入床底,房舍被纵火时,往外逃的妇女小孩,被日本兵用枪口上的刺刀刺死,弃尸在河边。 
  他说,他也听到枪声,过了两个小时(早上10点左右),一切复归沉寂,他和匿身于矮青芭的父亲才敢走出来,与两三个也是躲藏在山芭里的男性(目前不知所踪)拿来锄头,掘坑把死者草草掩埋。 
  卧房床底焦尸成堆 
  卢礼说,许多烧死者的焦尸是在卧房床底下发现,相信妇女和小孩被关在房舍里时,躲入床底下,“有的一家大小十人,有的七八人,都被烧死了,烧得面目全非,认不出,我们掩埋了整十堆焦尸,大约有七八十人罢。”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6)   
  三天后,卢礼的岳父钟耀和钟耀之弟钟左与他见了面,彼此对至亲的被杀害,难掩心中悲痛。 
  钟耀、钟左告诉他,20日那天傍晚时分,日本兵命令壮丁挖掘壕沟,在地下置放树叶,当时他们不知日本兵的目的,等到日本兵命壮丁躺下约三尺宽的壕沟时,钟耀和钟左迅速爬起来,被日本兵追砍,钟耀的颈项被砍了一刀,但逃脱。 
  据卢礼说,日本兵没开枪,可能是为了不要惊动屋子里的妇孺,以防她们逃掉。这些妇孺,绝大多数早第二天早上被烧死在屋子里,“男人在壕沟内被刺杀后,屋子里的妇孺却不知道。” 
  他说,当年他和家人去沙河芭种植的粮食,主要是木薯和番薯。 
  询及他藏身处与烧杀地点距离多远?卢礼说约有甘兰带(1300余尺)。他猜想日军是经水塘路,从芭屋进入的。 
  遗骸残缺不全 
  他透露,钟耀和钟左已于1946年回中国去了,如果现在还活着,已年逾九旬,接近整百岁了,“他们的故乡在广西容县。” 
  卢礼估计,日本侵略军当年在整个沙河芭,烧死杀死200人左右,虽然洋灰制的墓碑(被殉难侨胞公墓之神位)上的姓名,仅有60多个。 
  他说,1946年收拾骨骸时,许多遗骸残缺不全,“烧杀当天,许多焦尸都已经无法辨认了,有的几个拥成一团。” 
  卢礼告诉日本访客,他母亲名罗娇(被害时45岁)、妻子钟碧华(死时20岁,碑上有钟碧华之名)、弟弟卢亚文(6岁)、妹妹卢亚娇(4岁)、幼儿卢亚苟(仅四个月大)。 
  “我妻子和母亲被拉出屋外”说到这里,他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低头饮泣。卢礼说,他母亲、妻子、弟妹和幼儿是被活埋的。 
  随日本中学教师高岛伸欣莅访的20多个日本客人(其中多位教师,也有大学生,包括高岛的学生请末爱砂),在时间逼促中向卢礼告辞,即乘巴士折返乌鲁槽二十一碑中华义山,祭拜“被殉难侨胞公墓之神位”。 
  刚抵达义山,天即下起雨来,时为傍晚六时半,天色灰蒙,阴雨中的义山益显荒凉。日本访客一行人撑伞步向土地祠后200多公尺外的公墓,点燃香烛。 
  卢礼没有随行,或许他不应再承受追忆往事的悲痛,否则,天会洒下更大更密的雨滴。 
  日本当年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一级战犯,今日,他们的神位安置在肃穆庄严、风雨不侵的靖国神社中,他们被许多日本人拜祭,视为英雄。祭拜者包括当年担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50年前在沙河芭蒙难的族人,除了保存那珍贵的镌上60多个名字的墓碑外,或许应有个较入眼的纪念碑? 
  (参见本节案例173) 
  34. 《文德里徐旌水揭蝗军兽行祖父遭遇活生生灌水而死》 
  徐旌水 
  (直凉5日讯)彭亨文德里讯村民徐旌水今日向报界披露,其祖父徐德在日本蝗军占领马来亚时,遭蝗军惨无人道的手段灌水而死,死后连尸体都不知被埋在哪里。时至今日,虽相隔50年,惟每月初一、十五,向祖先灵前上香时,即想起祖父的不幸遭遇下场,悲从中来! 
  蒙难者徐德,原籍广西,他是于1943年10月29日在文德甲游艺场游乐时,被蝗军雇用的人员带往见日本蝗军长官,过后就活生生的被蝗军灌水以致死亡。 
  徐德当时居住在文德甲客家村,即当今的文德甲旗山花园后面,遇害时年高56岁。 
  徐旌水今日披露其祖父徐德不幸遭蝗军灌水死亡时指出,蝗军未占领马来亚之前,他的祖父和他的父母(徐信,韩英)及其兄弟妹,举家居住文德甲客家村,以务农种菜养猪,过着农民生活,在日本蝗军占领马来亚后,由于米粮缺乏,其家人将自己拥有的种菜土地改为种稻,开发土地种植其他土产,当时的生活,粗茶淡饭,尚不成问题。 
  他表示,其祖父是一乐观者,每日上午协助家人务农后,总喜欢在中午饭后到街市走一趟,就在1943年10月29日那天,其祖父在当时的文德甲游艺场游乐时,被蝗军雇用人员带往见日本蝗军长官,被遭活生生的灌水以致死亡,从此一去不回,连其祖父的尸体埋葬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说他的祖父是一位与世无争、安分守己的乐观农民,也会遭蝗军随意将此好人灌水至死亡,可见当时蝗军是那么惨无人道。 
  他申诉,日本政府无论现在或将来,都无法逃避在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犯下的错误,因为蝗军当时所干的事无法无天,不分皂白,老幼大小,格杀勿论,如此惨无人道的行为,是人都不会原谅的。 
  徐旌水认为,日本当局必须负起在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犯下的血债,不但给予蒙难者家属合理的赔偿,更须要向蒙难者家属或蒙难的阴魂公开道歉,以消除这场不幸遭遇所留下的仇恨史! 
  (参见本节案例182)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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