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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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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到了去Kamburi的火车站,并在那里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2点。后来我们离开火车站去Kamburi,并在下午4∶30到达。我们离开车站,步行1公里到达一个日本士兵严格把守的营地。我们被要求站成一排,被提议拿必要的东西来建自己的帐篷。我们在Depoh吃了饭。我们在那里待了4天,直到医检结束。第二天,我们从下午6点到下午10点走到工作地。天气很糟糕,我们不得不躲雨。第二天早上7点,我们又步行,直到11∶30到达目的地。日本兵给我们提供腌制的鱼作为食物。由于饥饿,我们就吃了。然后我们被命令分为30人一小组进行工作,并被督导着做了以下的事情: 拿帐篷的绳子或带子、斧子、烹饪设备、米和水等。等一切都准备好,已经是晚上10点,而到11点才给我们饭吃,才让睡觉。 
  第二天,我们被分成一组15人的小组。我的小组负责砍树,而我的工作就是把树拖到河边。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由于我不会讲日语,所以当我索要薪金的时候,日军就打我,搧我耳光,踢我。我的身上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此后,我就集中了20个人,准备离开军营。当我们跑出5英里远后,一辆军车追过来。我们又被捕了。我们的手被绳子扎着,并受尽了虐待。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顶多只能拿到一些Kuwinin,其他的药是没有的。病人被送入称之为医院的小屋,屋里躺着没有掩埋的尸体。那些生了病但还能走的人被要求干活,没有生病的人则要求去挖10米×5米的坑,然后把木头扔进洞里,把尸体放在木头上烧,其中有奄奄一息的人也被烧掉了。 
  在日本占领后直到1945年投降,这样悲惨的故事还有许多。在战后,我们从马来西亚来的人被白人集中起来,送到曼谷。有个叫T。W。T。Bank的军官对我们照顾得很不错。我们在那个营地待了3个月,然后又被送到新加坡,再后来被送到Pulau Sekiang,我们在Island待了4天。我们被要求去新加坡法院拿米证,我们在那里的出庭时间是1946年2月6日到2月7日。后来,我们离开新加坡回到马六甲。离开新加坡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达马六甲的时间是下午5∶30,一路的环境很糟糕。至此,我从1942年2月10日被拉夫到泰国建筑死亡铁路,到1946年2月5日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为38个月,但每月一分工资也没有。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4月18日。 
  Ibrahim Bin Jai 
  116. 蒙难者(投诉人): 
  Ibrahim Bin Jai,男,82岁,身份证号1782254,住址: 68 A Jalan Madarsah,Gombak Setia Gombak,Kuala Lumpur,邮政编码53100。日本人来时住址: Batu 2 1/4; Limbongan Melaka。 
  投诉内容: 日军占领下的马来西亚,1943年OGOS月,我被当地人和日本的负责人强迫去泰国修建死亡铁路。Kampung Chief (Penghulu)和日本的官员抓住我和我的同事,强迫我们从Tampin坐火车到了泰国的曼谷。以下是日本政府曾经强迫我工作的地方: (1) Kriang Kerai;(2) Angganan;(3) Tamajo;(4) Nike;(5) Bampong Mai。三天以后,我们步行到达了Bampong。他们不给我们食物和水,我们非常饥饿。你不能想象我们受的伤害有多重。1946年,我被日本人从Bengkok带走,并在1946年的6月11日带到Pulau Sekijang。三天以后,我又被用火车送回马来西亚的Tampin火车站。从Tampin到我的家乡,我由Pos Office Van陪着。到家后,我激动地见到我的家人,但心里也充满了忧伤。这些是我在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的1942年的悲惨遭遇。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1日。 
  吕威 
  117. 蒙难者(投诉人): 
  吕毓良(吕威),男,73岁,退休的锄草工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C2316768 220116715193,住址: E61 Kulai N/V Kulai Johor Malaysia;邮政编码81000。日军占领时住址: Kulai Besar Estate Working Malaysia,受托人吕天雄(Lee Kem Chong)。 
  投诉内容: 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在1942年5月间,一个晴天霹雳使我与妻儿分别三年多。想当年,日军在该圆丘捉人去泰缅修死亡铁路当苦力。当时,该圆丘每组25人中抽3人。我本人是第一批被征去的苦力劳工。当我踏上征途时,我的长子尚未满月。我们一批人由新山乘火车,经历数日才抵达目的地。当时劳工七八百人。当年,日军答应有关家属,可按月照顾若干米粮及款项。当年日军违反协约,不守信用。当年我被分配到南昌站工作,5825部队上城队芦田班整个组内约有五六千人。当苦力的有华人、印人、巫人。本人在建死亡铁路三年当中受苦受难,一切损失,日本政府应当负责给我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6)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12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2) 
  曾来 
  118. 蒙难者(投诉人): 
  曾来(Chan Loy),男,85岁,退休的锄草工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689154,住址: 30 Lorong 5 Tampoi N/V。 JB Johor,邮政编码81200。日军占领时地址: Kulai Besar Estate Working Johor Malaya。 
  投诉内容: 我28岁时,由中国南来定居古来。本人在古来期间,当过各种劳工。在我43岁那年6月,也是1942年,当时我在古来无成园目前的牙直利园做杂工。当时我们是被一位潮州人士利诱、欺骗到泰国去筑死亡铁路,为期三个月,期满可以遣返,并会获得整百元马币。这种事件所发生都是一种行骗的圈套。在泰缅铁路工作的二年,不如牛马。日本政府应当体恤我们不幸受害,给予合理补偿。日本政府对被日军强迫去泰国当劳工的无辜受害者应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30日。 
  黄九 
  119. 蒙难者(投诉人): 
  黄九(Wong Kew),男,67岁,养老,身份证号3571291,住址: No 54。Kg Baru Batu 8 Labu Labu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政编码71300 Labu。日本占领时住址: 加影士毛月老园万宜路。 
  投诉内容: 1943年,我31岁,那时我住在Selangor的Semonyat,是一个General工人。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遇到了一些日本士兵,他们把我带到了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当我被迫在那不熟悉的环境下工作时,我遭遇了许多悲惨的事情。我的很多朋友由于生病而死去,我幸运地活了下来。 
  我在1942年8月12日被诱骗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当时的劳役工资每天只有1元。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的悲惨遭遇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黄源 
  120. 蒙难者(投诉人): 
  黄源(Wong Yin),男,65岁,身份证号1786833,住址: No 101 Kg Baru Air Kuning Selatan Batang Melaka/N。S。,邮政编码73300 Labu。日本占领时住址: 泰国的金门里与淡边。 
  投诉内容: 我被日本兵强迫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日本人随意地踢打我们。我被强迫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那时我才14岁。许多和我一起去的人都在建造死亡铁路的过程中死去。几乎没有人能忍受那种生活环境。我很幸运地活到今天。我在1941年5月18日被拉夫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1945年1月9日才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共46个月,可日本人当时每天只给我1元。谁应该为我悲惨的遭遇负责呢?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刘海 
  121. 蒙难者(投诉人): 
  刘海(Liew Hoy),男,82岁,养老,身份证号2027667,住址: NO马身新村老人院Rumah O Rang Tai MahSan N。S。;邮政编码72100。日本占领时住址: 文冬Pahang Malaysia。 
  投诉内容: 1943年,我被日本人征召去泰国修建死亡铁路。死亡铁路生活的悲惨难以形容。那里没有好一点的地方可待,没有正常的食物吃,也没有足够的衣服穿。对在死亡铁路工作的工人来说,那里就是地狱。日本兽兵残酷地对待我们,任意地踢打我们。由于没有医药救治,我的很多得病的朋友都死掉了。 
  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是带着一条坏腿回来的,此后只能是一个瘸子了。我1943年3月20号被送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1945年9月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为30个月,劳役工资为200元泰铢,可我拿不到。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修建死亡铁路过程中所经历的苦痛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3) 
  李世经 
  122. 蒙难者(投诉人): 
  李世经(Lee Soy Keng),男,70岁,身份证号1641374,住址: Taman Tebat Kering,Kuala Pilah,邮政编码75614。 
  投诉内容: 1942年的8月5日;也就是我仅仅20岁时;我被日本士兵征召去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我和一大群人在Sereban火车站上的火车。我们被迫在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任何拒绝合作的人都遭到了虐待。死亡铁路的环境非常恶劣,人就像生活在地狱里。我们中的好多工人都死了,我很幸运地活了下来。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的遭遇进行赔偿。我希望正义人士能支持这些受害者。如果有任何赔偿的话,请转交给我的儿子Lee Chee Won。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亚利沙烈 
  123. 蒙难者(投诉人): 
  亚利沙烈(Ali b Salleh),男,75岁,身份证号4799389。住址: Batu 20; Taboh Naning,Alor Gajah; Melaka,邮政编码78000。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在我的Kanpung被一些日本兵抓住,被送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在死亡铁路,我们几乎没得吃,没得穿。一个人如果生了病,也无药去治,我的很多朋友得病后都纷纷死去。最令人无法容忍的是,日本兵无缘无故地打人。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回到祖国,活到今天,并能够把自己的遭遇讲述给别人听。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的遭遇进行完全地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18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4) 
  Hj。 Mohammad 
  Bin Sahat 
  124. 蒙难者(投诉人): 
  Hj。 Mohammad Bin Sahat,男,69岁。身份证号A1366033,住址: 1232; Lorong Cik Mat; Jalan Temenggong Ahmad,Muar; Johor,邮政编码84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Batu 7 1/2; Paye Rumput,Melake。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期间的1942年9月,日本政府鼓励Melake的所有男居民去泰国的Padang Besar和其他地方的农业学校去学习。1942年10月,我和250名Melake的男居民乘火车去了Padang Besar,想去农业学校学习。可没想到的是,我们被强迫去修建到缅甸的铁路。我们上当了。那一年,我15岁。 
  我在那里工作了二年半,主要是从森林里将原木和枕木砍下并运去修建通往缅甸的桥。日本人很残酷,我们都是超负荷工作,并且总是遭到他们的折磨和毒打。二年半后,我得了很重的病。我们住在军营里长长的房子里,那里没有任何设施,没有床,也没有枕头等东西。我们喝的都是河里和溪里的水。我们没有早饭吃,午饭通常是一个混杂着腌制的干鱼片的饭团。有时候,饭团里还有猪肉之类的粉末,而这对伊斯兰人是一种侮辱。 
  我得病后,被送到Kamburi“医院”去“治疗”。所谓医院,就是17栋充满了各色病人的屋子,我们根本得不到治疗,只是在那里等死;医院没有床,没有毯子,屋的结构和门都是由竹片做成的。通常是用Gunny Saks(通常装满了Padi)来代替毯子,而这充满Itchiness,很容易造成SCABBIES和其他的皮肤病;医院不但不救治病人,还不提供正常的食物,有时甚至在食物里有伊斯兰教禁忌的猪肉。在那里,早饭也是没有的——除了一点装在竹屑做的杯子(代替真正的茶杯和玻璃杯)里的Starch。由此,“医院”就是死亡的代名词。在那里,每天都要挖壕沟或洞穴以埋葬30或40左右的各种肤色和种族的死人。 
  在日本投降之前的四或五个月时,我和另外25个人被一起送回了Malacca,他们说是我们这些人工作得非常卖力,工作的劲头非常高,因此得到了回家的奖励。事实上我们都得了重病,随时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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