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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是何等煞费苦心，只要一个调子唱得不对——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都会使整个的演出遭到破坏。还有，正如马斯特曼所说的，“不管我们多么谨慎小心，一个已经失去敌人信任的间谍可能会把整个计划搞垮。更糟糕的是，对他的报告敌人会‘从反面去推测’，这样他非但不能隐瞒真正的攻击目标，反而会将自己暴露给敌人。”因此，最后决定，用来散布“水银”计划“灾情”的“乐队”将是小型的，而不是大型的。“第一提琴手”——这是谍报部门的行话——将包括：
“嘉宝”，德国人认为他是他们在英国的最好的间谍；“布鲁特斯”，波兰人，法国陷落后他在法国为英国情报局工作，德国人认为他同意作为德国在英国的间谍为德国谍报局工作；“珍室”，一个苏联血统的法国女郎；“三轮车”，一个成功的、奸刁的南斯拉夫商人，德国人和英国人都认为他是欧洲理想主义者的最好的典型。其他间谍——那些“第二提琴手”将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出场，而上述这四个将演奏“水银”计划及其相关的欺骗计划、尤其是“斯凯岛”计划的主旋律。但是，当双十委员会的这些狡诈的人让这些不可思议的乐师开始演奏时，他们又一次接近了他们自己、“坚韧”计划、“水银”计划、和“尼普顿”计划将面临的灾难边缘。
那么，罗恩纳和西线情报分析科又是怎么估价盟军的战役部署的呢？罗恩纳相信“水银”计划真的存在吗？他相信美国第一军在英格兰东南集结，巴顿将统帅这支强大的部队进攻加来海峡吗？这些问题的答案要比盟国欺骗机构的猜测复杂得多。因为，就在“水银”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那倔强、傲慢、迄今为止在忠诚方面一直无懈可击的罗恩纳卷入了一项他自己的欺骗活动——一场将对“尼普顿”计划的结果带来深远影响的密谋。
事情始于——1943 年未，当时西线德军情报分析科来了一个新人——罗杰·米歇尔中校，他接替施道勃瓦塞尔当了英国组的组长。
米歇尔在西线情报分析科里的工作对象是英国。1944 年1 月，他到罗恩纳那里，提出了一项完全合理的意见。很长时间以来，德国谍报局同党卫军保安处为了争夺帝国情报系统的指挥权一直进行着不断的斗争，作为这种斗争的一部分，党卫军保安局为了向希特勒表明自己的情报来源、智慧和客观性都比陆军谍报局高明，它总是把米歇尔对盟军战斗序列的估计打一半折扣。罗恩纳反对党卫军保安局干预的办法。那种制度要求由党卫军保安局对所有西线情报分析科的报告进行审查，以“确保它们的准确性”，同时也可保证它们都跟党卫军保安局获得的情况和他们的分析口径一致。
到了3 月份，局势变得严峻起来，因为希特勒相信那种打了一半折扣的对盟军兵力的估计是罗恩纳做出的，而他对罗恩纳没有半点怀疑，因此，他决定从西线撤下几个师。然而，事实上，从卡纳里斯倒台、德国谍报局解散以后，党卫军保安局的权势已经变得更加强大。还是米歇尔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建议从现在起西线情报分析科应该把盟军在英国的作战师数目增加一倍。这样，当党卫军保安局砍掉一半——这种做法当时几乎经成了惯例以后，一种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估计就会被呈送到希特勒的办公桌上。米歇尔的建议有违于西线情报分析科，也有违于罗恩纳本人原则。但这个想法占据了他的思想。
后来，梅茨调离了西线情报分析科。他离开后，罗恩纳实行了米歇尔的建议。他开始在呈送希特勒的报告中夸大盟军在英国的兵力。这就够严重的了，但更严重的却还在后面。根据制度规定，西线情报分析科在估计敌军情况时，凡提到某作战师的存在，必须同时提出证明它存在的根据。但是，根据到哪里找？米歇尔又提出了一个建议：西线情报分析科应该把（敌人）泄露的有关盟军在英国兵力的情况和报告都当做真实的事情予以接受，当然，这些情报都是作为“水银”计划的组成部分故意喂德国人的，罗恩纳心里明白它很可能是一种欺骗。但是，他确信党卫军保安局还会对他的估计砍去一半；带着这种信念，他对盟国在英伦三岛的军事力量做了一次全面的研究。
他的研究结果于1944 年5 月送到了党卫军保安局；就在那时候，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正像梅茨所警告那样，可能是因为负责“减半工作”的那些人调动了工作，党卫军保安局接受并转呈了罗恩纳做出的夸大了的估计。他的那份研究报告说，盟军在英国集结了八十五到九十个作战师，另有七个空降师，而实际上只有三十五个作战师（包括三个空降师）。就是这个估计数字后来写到了德国国防军所有的图表上了。
就这样，盟国的欺骗机构在罗恩纳身上找到了一个不知情的盟友，因为他对登陆日之前盟国在英国的兵力的估计在各个方面都同“水银”计划的战斗序列完全一致。自从五月份以后，虚构的美国第一军对希特勒、对德军最高统帅部来说已经成了一种现实，不管罗恩纳再耍什么样的花招，都已无法把这种情况改变。他发现，把盟军作战师的数目写到战斗序列图表上要比从它上面抹掉容易得多。的确，后来支特关于在英国有五十五个到九十个盟军师的证据继续不断地汇集到德军西线情报分析科里来，罗恩纳自己也开始相信他原来的估计可能还是正确的了。即使党卫军发现自己上当受骗，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也都来不及了，因为，那时最后一仗已在进行之中。
罗恩纳将要为他耍的这个花招付出自己的性命，然而，这个花招的炮制者米歇尔却逃脱了惩罚。这件事在战后的德国曾经引起过怀疑，有人说米歇尔可能是英国或美国谍报部门的间谍。这种怀疑后来又进一步加强了，因为米歇尔在德军总参谋部的其他人被释放之前就早已获释，有一次他还身着美军服出现在海德尔堡，而且他还声称自己在美国反间谍部队服务。然而，米歇尔在西德呆的日子并不长。未过多久，他就逃到了苏占区。这样，那个战争时期的哑谜又被这一和平时期的叛逃槁得更加令人难解了。
米歇尔是否是盟军的间谍无关紧要，这跟罗恩纳背叛的动机究竟是想保护德国还是想搞掉希特勒及第三帝国并不重要是一样的。然而，不管怎样，罗恩纳和米歇尔都帮助完成了盟军欺骗机构围绕“尼普顿”行动而罗织的错综复杂的圈套，就是这个圈套缠住了希特勒，打乱了他的全部计划，使他无力对付即将开始的解放行动。
第四节 进攻前的大空袭
午夜刚过，“利山德”飞机就在曼斯顿机场着陆了，然后滑向机场东南角上的停机坪停下。肥胖的邓德代尔司令身影从暗处走了出来。他打开机门，把两位客人扶下舷梯。一个客人是“皮耶尔·莫罗先生。他是法国铁路官员，带着一副眼镜，神情有些紧张。他是那天晚上从里昂附近的家里被偷偷地接出来的。另外一个客人是他的妻子，穿着一件旧皮大衣。他们三人来到明亮的地勤人员休息室。莫罗女士脱下了大衣。邓德代尔注意到她怀着孕，肚子已很大了。天刚亮，莫罗夫妇就已来到了皮卡迪利大街的布良饭店。在那里，他们睡了一觉，洗了澡，吃了饭后，莫罗接待了一位来访者。这位来访者就是索利·朱可曼教授，他的研究项目，从猿人到炸弹爆炸对人体的影响，无所不包。现在，他又在从事另外一项研究。在该项研究中莫罗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破坏法国的铁路。
莫罗到来之前，最高司令部的飞行员为一方，而丘吉尔、战时内阁和英美重型轰炸机将领为一方，两者之间的重大争执已经持续几个星期了。争论的中心是在盟国庞大的重型轰炸机部队和如何用这支部队直接支持“尼普顿”计划这个问题上。艾森豪威尔要求这些轰炸机不仅要轰炸敌人的城市，而且要密集轰炸以摧毁西部欧洲的铁路中枢。这些铁路中枢是德国装甲部队和后备部队开往诺曼底的必经之路。应盟国空军远征军总司令、空军上将特拉福德·利·马洛里爵士的请求，朱克曼教授制定了一个对西部欧洲的八十个铁路目标进行九十天轰炸的计划。这份计划代号为“运输”，交给最高统帅部副司令特德。这个计划受到艾森豪威尔的大力支持。他坚决认为，既然“尼普顿”计划的头五、六个星期很可能是最关键的，因此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保证突击队在欧洲夺得并占据尽可能大的立足点。如果德国人能够把大批增援部队通过铁路火速调到诺曼底，这个目标就难以实现。
摧毁西部欧洲的主要铁路中心在军事上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运输”计划将要造成的政治影响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战时内阁一听说这个计划可能要造成二万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死亡，六万人受伤之后，就采取了内阁会议记录所说的“严重地看待这个建议并且基本上反对这个建议的意见”。
丘吉尔支持这种意见。他在1944 年4 月26 日的一次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说，如果西方国家着手执行这个计划，“我们就会在法国结下深深的怨恨，今后多年内将影响我们同法国的关系”。他打电报给罗斯福，请他命令艾森豪威尔想些其他办法来迟滞（德国）装甲部队的行动。然而，罗斯福不愿出面干涉。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之后，他电复丘吉尔说：“我不准备从这么遥远的地方对负责的指挥官们的军事行动强加任何限制。在他们看来，限制他们的军事行动会妨碍霸王计划的成功或给我们盟国进攻的部队造成更大的伤亡。”他的电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计划把西部欧洲的铁路统统炸毁，以利于实现“尼普顿”计划。
莫罗先生在这次空袭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莫罗是在法国铁路系统，即在全国铁路干了一辈子的高级官员。他同其他人一样了解这个系统的军事能力以及一旦盟国进攻，德国打算如何利用个系统。英国情报局在巴黎的间谍机构的代号为“阿米克玉石”，同全国铁路局的董事中的重要人物有联系，也同莫罗接触过，莫罗同意到英格兰去，用他的知识和经验为“尼普顿”计划服务。他随身携带一套三卷最新的法国铁路运行手册，以及大量的关于在盟军大举进攻时德国的作战计划的材料。随着“运输”计划的政治争论的结束，他加入铁路研究所。这个组织的建立是为了调查西北欧的铁路调车场、车站、车库、轨道、修车场、圆形机车修理房、转台、信号系统、侧线、机车、车辆来源和铁路桥梁等。莫罗的具体任务就是协助铁路研究所选择一些轰炸目标，这些目标要是被毁之后能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往诺曼底运送后备队的能力。
莫罗把他的妻子交由一位产科医生照料后，就去上班了。他神经质，很敏感。他的同事认为他是法国公务员的典型，对金钱和生活十分计较。他不久就遇到了一次危机。莫罗夫人生了一个男孩，莫罗是个犹太人，按犹太人习俗，新生孩要割礼。他强调说，因为他是在英国，为英国政府办事，因此，英国政府应当支付他儿子的全部出生费用，而军需官不同意付割礼费。他说，这笔费用当由盟国空军远征军和铁路研究所支付。但是，这两个单位都没有用于这种开支的经费，因此都拒绝付款。为此，莫罗声明只有把这批费用给他报销之后，他才恢复工作。邓德代尔知道法国人对钱分文必争，因此决定将此事提交下一次空军会议讨论。在会上，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把割礼费说成是“其它事项”。大会主席、皇家空军元帅查尔斯·波特尔爵士“从口袋里掏出了5 先令硬币。其他与会者也都拿出了一些钱，很快就够付割礼费了。”莫罗又重新开始工作了。但是他心里却越来越感到不安。“运输”计划开始实行之后，他开始认识到，帮助摧毁铁路就是为造成法国人生活中的全国性灾难出力，他显然不了解盟国空军的巨大力量。当他听到巴黎、维希和布鲁塞尔的电台广播他和铁路研究所的工作所造成的伤亡和破坏时，他大惊失色。当他听到法国红，衣主教向英、美主教团发出呼吁，要求停止这个战役时，他的反应十分强烈。最后，当他在1944 年5 月22 日听到纳粹控制的巴黎的广播时，他干脆停止了工作。这家电台报道了法国遭到破坏的情景：
“法国铁路系统完全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盟军成功地把整个的调车场炸成废墟，炸毁了无数的机车；数十个车站处于瘫痪状态。盟军飞机驾驶员所不能做的别的破坏工作也由富有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