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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自一八六〇年的〈北京和约〉到一九〇一年，结束「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之签订的四十年间，大英帝国对华政策的纵深发展，竟逐渐从一个面目狰狞、吸血吮髓的母夜叉，变成一个捍卫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强有力的保母了。虽然在此期间它还是强夺了缅甸（一八八五）、「租」占了威海卫与九龙（一八九八），但是较之俄法日之贪婪横暴，则真是「盗亦有道」了。九十年后又有谁知道，那原先囤集鸦片、包庇走私的小岛香港，竟然变成百万人民捍卫民主人权的圣地；原先面目可憎的帝国主义之鹰犬，如今却变成港人折槛攀辕、望碑堕泪的循吏贤宰呢？我们对英语民族的政治修养，和统治艺术，真要脱帽致敬。这也是他们帝国主义幻觉论者最强有力的理论根据吧？！
英国对华政策之演变当然都是以「大英帝国的永恒利益」为出发点。但是不论进退，它都能发而中节，正如丘吉尔所说：「杀人也要杀得客客气气的嘛！」不像其他帝国主义，尤其是俄国与日本那样的恶劣作风。
再说说法国。法帝国主义在清末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原是个百分之百的「殖民主义」。它的模式便是瓜分后的非洲模式之延续。在十九世纪的非洲，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分别建立其殖民地。分据之后，彼此壁垒森严，互不相让、势同敌国。一旦欧洲本土有矛盾，则非洲亦矛盾随之。此即法人强占安南（一八八五）及广州湾（一八九八）之后，向广西、云贵延伸之意图也。其后德人之占领胶州湾，据青岛（一八九八），以山东为「势力范围」（sphere of influence）亦属此类。
至于俄国，其入侵中国之方式与性质，则又为另一型态。
疆土帝国主义的俄罗斯
前节已言之「欧洲扩张主义」原是人类历史在「现代阶段」（The Moden Era）的时代现象。欧洲扩张主义者之向东发展原有海陆二途。上面诸节所述原是以西葡两国作急先锋，以英美两国压阵的「海上帝国主义」；而取道陆路东侵的帝国主义，就只有俄罗斯一国了。
以基辅（Kiev）为中心的中古时期的俄国，原是一个以斯拉夫民族为主体的，极其落后的北欧小国。一三四〇年（南宋嘉熙四年）基辅为蒙古远征军所破。其后沦为蒙古帝国之附庸凡二百四十年。至一四八〇年（明成化十六年）始摆脱蒙古统治，恢复独立。然在此二百四十年蒙古统治期中，此一原为不东不西之小国，却学到一些既东且西的统治技术。其尤要者则为蒙古治下之极权政府也。因此俄国恢复独立后的第一位沙皇「恐怖伊凡」（Ivan The Terrible），即为当时世界上凶残至手刃太子的最恐怖的统治者。俄民斯时亦因久受蒙古之恐怖统治，一旦恢复独立，也就追随其恐怖的统治者，作最恐怖的扩张主义之反弹。其西方因受阻于强有力而更开化的西欧诸强，俄帝就只有疯狂地向东推进了。斯拉夫原为北欧之一弱小民族也。孰知一旦野性爆发，不数十年竟翻过亚欧交界之乌拉山（Ural Mountains）而成为中亚与西伯利亚（Siberia）之第一号煞星了。Siberia者即鲜卑利亚之转音，我国西北边陲内外少数民族之故乡也。这些「少数民族」原即是一些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移，每年南北转徙千余公里的游牧民族。本身虽极骠悍，若无大单于为之统一，则亦各不相属；甚至彼此忌嫉，予入侵者以可乘之机，各个击破。
俄人东侵时，其武力虽不过数百人至数千人，然其拥有现代火器，以故「各个击破」之实力极强。而俄人扩张之时其残酷程度可能在西欧各海盗国家之上。其杀人灭族、奸掳焚掠，甚至烧烤人肉佐膳，亦时留记录，有案可稽。笔者族叔唐盛镐博士精通俄语，彼自俄国革命后所公开之沙俄档案中，翻阅有关史料，读之真骇人听闻，不堪想像。所以沙俄东侵百余年，鲜卑利亚真被它杀成一片血海。所幸于十七、八世纪时，中国清室崛起，而康雍乾三朝（一六六二～一七九五）本身固亦为一强大之陆上帝国主义也。以故于十七世纪之末，俄军东侵至外兴安岭之西麓时，乃为强大清军所遏阻。一战之下，陆军挫败，乃有中俄〈尼布楚条约〉（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八九）之签订。该条约之主款厥为两强以外兴安岭为界，划疆而治。俄人之陆路东侵至此乃告一大段落；双方相安无事者凡一百七十年。直至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俄人乃撕掉〈尼布楚条约〉，进占我东北，强据我海参崴，改名俄属「镇东港」（俄语Vladivostok，即镇东二字之组合也），从此为患北方，至今未已。
然俄国自沙俄迄苏俄俱为生产落后之国家，在清朝与中国贸易，除大量皮毛之外，亦无太多进口货物，故其对华贸易兴趣不大，而所重者领土也。所以俄帝于晚清末叶为一单纯的土地帝国主义（territorial imperialism），较之英国之十项全能，逊色多矣。但是在英法联军之役，彼竟能趁火打劫，不卖一弹而尽占我东北，并及外兴安岭以东之整个西伯利亚；且乘势穿越白令海峡而尽占阿拉斯加（Alaska），与自加拿大东来之大英帝国主义短兵相接。俄人自知不能守，乃贿通美国参众两院，以七百二十万美元之廉价（约五分钱一顷）售与内战后之美国，然其以非法武力强占我之东北全境却寸土不还。
余读咸同两朝之《筹办夷务始末》，见满清疆吏向北京朝廷之告急文书，纵在英法联军推向北京炮声正浓之时，其篇章亦以来自盛京（今沈阳）为最，足见俄帝趁火打劫之急切也。
俄国对华疆土之兼并，自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统治俄罗斯四十三年，一六八二～一七二五）至斯大林（统治苏俄三十年，一九二四～一九五三），初无稍变。东起海参崴、西迄伊犁，两国疆界绵长五千哩，俄人总是虎视眈眈，伺隙而动。其志在兼并整个满蒙与新疆，证据斑斑。我国近代史家每举唐鲁鸟梁海、江东六十四屯、与伊犁等小区为例，真是小看了北部邻家。北邻之大志固在中国长城以北之整个满蒙与新疆也。
此种帝俄对中国之侵略远景，受祸最大者固为大清帝国，然清廷至此如能保住北京禁城，已属难能，对边疆、对藩属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俄帝窥边、清室无能，乃鼓励了东邻日本之入寇。
日本的「欧罗巴社会」
日本在近代东方之崛起，是历史上一个奇迹。其崛起后竟能跟随欧美诸强，侵掠中国，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黄色帝国主义，而其凶残则较诸白色帝国尤有过之，此理殊不易解。
再者，日本文明原为大陆上汉族文化向外扩展之边缘，而此边缘文化于近百年中竟能反噬其母体，其母体文明又表现得若斯之颟顸不可救，则尤使史家茫然也。
胡为乎而然呢？在诸多解说中或以社会型态说较为可信，且为读者试释之。盖古日本文明原甚落后，隋唐以后，僧侣学子群访长安，日本社会制度才开始汉化。然汉唐文物典章如中央集权文官制、考试制度、征兵制度、家族制度均未必适合岛居小国。日久变质乃与中土原制各行其是。如中国之文官制、征兵制，原均为代替世袭制而设计者，日本试行之，中央集权未成型，反而助长诸侯世袭，军人职业化，而架空了中央，所谓藩幕是也。说者以日本明治维新前之社会结构，实与西欧封建末期之社会结构，极为相似；而此一相同之结构则为欧洲「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an）之温床也。日本既有此温床，蓄势待发，因此一经与西欧接触，符节相合，一个东方产业革命乃应运而生矣。此一「欧罗巴社会结构」说，颇能道其契机，故为读者述之。至于我国传统社会之结构则为单纯的「亚洲式社会」（Asiatic society），故与欧式经济发展，殊嫌凿枘不投。笔者于上篇曾详释之。幸读者贤达审阅而惠教焉。
日本既以社会型态之偶合，益之以明治时代之开国精神，心物两健，不旋踵乃崛起为侵华最后起之帝国主义矣。甲午（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中日之战」后，割我台湾，奴役朝鲜，进窥南满，中国之外患遂益形复杂，而英国在东亚大陆上之「维持现状」政策，也就更难「维持」了。
所谓「势力范围」的因因果果
我们如把满清末季英国对华政策再稍作回溯，便知英国这一「纵深发展」的政策，盖有三个不同性质的阶段（不像俄日两国的侵华政策前后不变，一竿到底也）。
其第一阶段便是统治印度之后，乃把中国看作印度第二。此一阶段之发展，以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之签订及其后数年为巅峰。在此阶段中，英国对美法俄诸强均嫉视殊甚，而其他列强亦以牙还牙，视为公敌。此亦欧洲纠纷在亚洲之余绪也。
第二阶段则自一八五八年「亚罗船事件」（The Arrow Incident），掀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始，直到一八九八年「义和拳」之蠢动而告终。在此四十年中，英国在华与诸列强之关系则为政治妥协、经济领先，甚或独占（如鸦片、如航运）。以故在此阶段中「维持现状」实为英国对华政策之中心思想。然此一思想至一八九八年终成泡影。盖此时大清帝国「气数已尽」，举国瘫痪、振作无力；而欧美诸强之扩张主义却如日中天。——原本隔洋观火的美国，竟于此年无意中击败西班牙而取得了菲律宾，一夕之间竟也变成远东的贪婪一霸。巧的是笔者那位欢喜搞「以夷制夷」的贵同乡李鸿章，秘密与沙俄勾结以抗日本，亦于此年把旅顺、大连二港租给了俄国。俄帝得此二港囊括了满蒙，便野心勃勃地把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宣布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不容他国染指了。俄国此举侵犯中国主权问题不大，可是它也侵犯了英国的经济利益，弄得英国在中国长城以北，路不能修、矿不能采、鸦片也不能卖，损失不赀，那就玆事体大了。
更巧的则是我们一向好勇斗狠以「响马」闻名全国的山东老乡，也于这时打毁了一座德国教堂。好个籍口，德国一下便冲入胶州湾，占领了青岛，宣布山东省为德国「势力范围」。德法邻居，法国岂肯后人，也一下霸占了广州湾，西南中国也就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福建面临台湾，日本也就当仁不让了。
这样一来，原以整个中国为其势力范围的英国，不免慌了手脚。它赶紧占了九龙，以巩固其香港老巢；再一步便拿下威海卫以对抗沙俄。但是威海卫在「德国势力范围」之内，为联德防俄，它又不敢冒犯德国，否认其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它自己也想宣布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但是长江流域早已华洋杂居，有范无围。并且比起中国全境也范围太小，损失太大，心有不甘。所以一八九八年的英国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忽然灵机一动，找出个办法，便是干脆不承认「势力范围」这一概念的存在。但是它自己势力范围之内的利益，又不容他人侵犯。矛盾重重如何是好呢？幸好英国政客都有优良的「巴厘满训练」（Parlimentarian training），长于言辞，精于辩论。因此殖民大臣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乃有其面不红耳不赤，一针见血的精擘之论曰：「势力范围，从未承认；利益范围，从未否认。」（Sphere of influence； We have never admitted； sphere of interest； we had never dinied。）
因此英国为维持自己的「利益范围」，则必须打破其他列强的「势力范围」。这一原则既定，长于辞令的政客乃把它取个名字叫做「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所以九十年前英美两国在中国所搞的「门户开放」和邓小平在目前所搞的「门户开放」，就大异其趣了。老邓的门户开放是因毛泽东「闭门造车」搞得民穷财尽，才不得已来个开门请客，迎接外资外援。而九十年前的「门户开放」，则几乎与中国政府无关。中国想管，洋人也不理会。他们的门户开放是不许侵华的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势力范围，搞非洲式的瓜分运动，所以中国在此均势条件下，也不无小惠。至少可免于作真正的殖民地。
可是英国当时要提出「门户开放」，多少有点心虚脸红。心虚者，它对它自己在华的殖民地如香港、九龙，它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如西藏，开放不开放呢？脸红者，设英国主动送出〈门户开放照会〉（Open Door Notes），收文者如此反问，脸红否耶？！
所以「门户开放」这个世界近代史上有名的故事。其发动者实为英国，而英国政客不愿，也无此厚脸皮执行之，这样他就想打老美的主意了。美国外交家自开国以来便一直是志大堰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