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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归。老太婆在歇斯底里的心理状态之下，以王婆骂鸡的村妇放泼行为，伙同四人帮，放纵义和团来和洋人一拚要悬赏杀尽中国境内所有的洋人，并对十一国同时宣战如此胡来，她老人家最后还能全尸迁入纪念堂，也算是「命大」了。此是后话。
现在再看看她的四人帮如何乱政；她的红卫兵是怎样蔓延的。
太后阳剿阴抚，总督后抚先剿
前节已言之，义和团是被袁世凯赶到直隶（今河北省）去的。在义和团北上蔓延之初，西后对处理拳民的政策原是举棋不定的。她一面听信毓贤的「民可用、团应抚」的忠告，想利用拳民来驱逐洋人；另一面她又心虚怕洋人干涉，不敢公开庇护拳民，因此朝廷政策就弄成个阳剿阴抚的局面。在一连串的上谕里，朝廷都不断告诫疆臣说拳会有「良莠之分」。对「不逞之徒」固应剿办，但是对一般「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肋之义」。所以官方剿匪，只能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见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一日，光绪二十五年阴历十二月十一日，载《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五六。）这一来，朝廷便公开表示民间组团是合法的了。
但是在一九〇〇年六月之前，那两位首当其冲的地方官：山东巡抚袁世凯和直隶总督裕禄，都是一意主剿的。二人之中以袁世凯尤为坚决。朝廷当权派对袁不敢轻动。为着杀鸡儆猴，乃把世凯之兄袁世敦加个「纵勇扰民」的罪名革职，并驱逐回籍。
但是袁世凯并没有被朝廷吓阻。他抗疏力辩说拳会「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证身家。焚毁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他认为莠民习练邪术，不论是会是团，必酿巨患。私团官练（如毓贤所条陈的办法），断不可行。所以他主张彻底剿办。（见前书页九五）
袁世凯有何胆量敢如此忤旨抗命，盖义和团当时已闹到十一国驻华公使联合抗议的程度。死掉两个德国传教士已弄到胶澳不保，举国惶惶。一八九九年除夕，又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卜克斯（Rev。S。M。Brooks）在山东为拳民所杀，岂不是火上加油？所以袁氏不敢怠慢，乃对义和团全面镇压。加以他手握重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重要的还是他与力主剿匪的华南三督声气相通。他不受命，朝廷亦奈何他不得。当然在剿拳行动中，他也给予朝中当权派足够的面子，说他所剿者均是盗匪冒充的「伪义和团」，非真正爱国反教的「真义和团」也。
在袁的督饬之下，他的部将张勋、曹锟等则日以诛戮为能事。张勋那位在民国初年曾拥溥仪复辟的「辫帅」，即有在一日之内杀掉「黄巾红兜」的「拳匪」五百余人而受袁巡抚重赏的纪录。（见，载《山东义和团案卷》，北京社会科学院编辑，济南齐鲁书社一九八〇年出版，下册，页六五九、六六一。）
山东的义和团是被袁世凯赶尽杀绝了。可是拳众北窜进入直隶，直隶总督裕禄却慌了手脚。裕禄原与袁氏约好对「拳匪」南北夹击的。庚子春初他的确也曾命令驻津聂士成的「前军」出剿，杀掉不少「拳匪」。可是渐渐地他就看出朝中四人帮崛起、太后护团转趋积极、他的老靠山荣禄已逐渐靠边站，他的「剿匪」政策也就开始动摇了——由剿办到纵容，到包庇，最后他就干脆投靠了。既靠之后，他的总督衙门就变成义和团的招待站。两位草莽出身的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亦啸聚徒众三万人，建起「天下第一坛」，祭起关公、周仓，诸葛孔明；烧香念咒，表演刀枪不入。裕禄为讨好朝廷，竟拨饷银二十万两（其后西太后亦加赏十万两），敦请众师兄率团来津，扶清灭洋。张、曹二酋竟亦由裕禄保荐，挂一品衔，分乘一品高官的「绿呢大轿」，堂哉皇哉的直入节署，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杯酒交欢，分庭抗礼。裕禄并打开军械库，一任此乌合之众，自新式器械中自择所喜。在张、曹二师兄佑护之下，天津市民亦沿街设坛，头裹黄巾、腰系红带，相率皈依。入夜家家均悬挂红灯，奉迎仙姑下凡，诛教灭洋。烧教堂、杀教民、搜捕「二毛子」，攻打租界，一时俱来。
裕禄这一转变乃导致山东拳民大量涌入直隶。东入天津、西据涿州、南占保定。焚香念咒、烧教堂杀洋鬼、毁铁路拔电杆，乃至搞「均粮」、「吃大户」，乱成一片。山东之团既来，直隶之团亦起。入团群众除工农兵之外，绅商官吏亦均相率参加——其中尤以十来岁的青少年最为积极。各州各县、各村各镇，均纷起组团，设坛练技。义和团小将们更是四处串连，「闹教」、「打教」了。——这在后来的红卫兵小将口中叫做「造反」、「闹革命」！
义和团在保定和涿州蔓延
就在天津地区和保定涿州一带已闹成红旗一片之时，那些住在北京使馆区「东交民巷」（义和团后来把它改名为「割鸡巷」）之内和天津租界之中的被悬赏捉拿的「洋人」，当然也紧张起来。他们十一国之间的使领侨民和教士当然更是函电交驰。协商会议，调兵遣将，忙成一片。他们既要自保，也想浑水摸鱼，则「八国联军」也就呼之欲出了。下篇再细论之。
在此混乱期间，身居「相位」的荣禄，虽在开刀养病（据说是足疾，由西医开刀），当然对太后意旨、朝中空气，更看得清楚。因此当义和团迅速向保定、涿州一带蔓延，北京城内的响应者，亦正蠢蠢欲动之时，他也将原在各该地驻防的武卫中军的主力，以保护铁路为名，一一调开，以免与拳民冲突。
当时的各路清军（包括董福祥的「甘军」），由于历史性的对立，与职业性的嫉妒，他们与义和团、大刀会等教门都是势不两立的。如今防军主力一撤，团教乃如雨后春笋，一时俱起。少数防军剩余部队反而成为他们追杀的对象了。五月二十四日武卫中军的一位分统（旅长）杨福同率步骑兵百余人往涞水县一带巡逻，义和团师兄满立和尚乃率众千人，设伏围攻。福同逃避不及，竟被拳众乱枪刺死，「脏腑皆出」。（见《史事要录》页一一〇，引抄本《闻见录》及《畿南济变纪略》。）于此亦可见当时拳民猖獗的情况了。
即在杨分统被杀的同时，另支拳民万余人则侵入保定。这时「卢汉铁路」（自卢沟桥至汉口，亦即今日京广铁路的北段）正在施工。当地有外籍专家和传教士暨家属数十人。义和团一旦串连到此，官方不加阻遏，当地青少年乃群起响应。一时黄巾红带满天飞，秩序大乱。这批洋专家和妇孺闻风落胆。中国地方官不愿也无力保护，原遣护送兵丁又半途加入义和团，倒戈相向。他们走投无路，四散逃命。这群洋专家连家属妇孺原有四十一人。最后逃入天津租界幸存者九人；轻重伤二十三人；余九人则终无下落。据幸存者追忆，其逃难之惨状，有不忍卒述者。（见《字林西报》一九〇〇年六月六日暨十三日专栏报导。）
官方对拳运既失去控制，拳民的群众行为也就越轨了。五月二十七日拳民三万人乃冲入涿州府。知府衙门被霸占之后，涿州知府龚荫培守城无力、弃城不敢、殉城不甘，因而他想出个聪明办法——绝食对抗。在那个专制时代，地方官守土有责。城池失守，不论陷敌陷匪，守土者都例当殉职。失土而不死节，其结果也是正法砍头。如今朝廷政策既剿抚不明，殉城而死或正法而死都嫌寃枉。龚大人来他个半死不活，可死可活的绝食抗议，对朝廷、对拳匪，都不失为装蒜自保之道也。——做官搞政治，要有点鬼聪明啰！
涿州是当时京师的门户。乾隆爷下江南时曾许为「天下第一州」。上溯往古，它是「桃园三结义」的故乡；下及民国，它也是傅作义将军死守、张学良少帅猛攻的历史名城。此时也是足与北京城共存亡的咽喉要塞。如今既被三万黄巾所窃据。官军旅长被杀；守土之官也在绝食待命。事实上他们现在都在向朝廷的当权派摊牌：你大清王朝对洋人，究竟要和要战，对扶清灭洋的义民，究竟要剿要抚？总得有个抉择，有个交代！朝廷年来的混沌水政策，总得有个句号！
和战必须决定，剿抚不可再拖
其实事到如今，关于和战、抚剿的抉择，地方与中央，满族与汉族之间，早已泾渭分明。南方的汉族督抚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朝中有嘴无权的汉族大臣兵部尚书徐用仪、光禄寺卿（主祭祀宴饷之官）袁昶、吏部侍郎（前驻俄德公使）许景澄——后三人均兼总理衙门事务大臣——皆坚决反战主剿。后来此三大臣也均为主战派所杀。
此时朝中满族亲贵（除荣禄称病不愿表态之外）在载字辈四人帮，尤其是端王载漪，和协办大学士刚毅的领导之下，连八二高龄的大学士徐桐（汉军旗）父子皆坚决主张抚团开战。其中尤以少年亲贵贝勒者流，呼嚣抚团灭洋，已至疯狂程度。
笔者此处所言汉满、和战之分。并不是说主战派中无汉人。李秉衡、赵舒翘皆汉族大臣也。主和派中亦有满人。主和被杀之五大臣中，内阁学士联元即是进士出身的镶红（汉军）旗人。在和战争论中，联元坚持「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又说「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强国乎」？遂为端王所杀。另一主和派户部尚书立山（蒙族），因在太后之前驳载漪「民可用」之论，说「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验」，也以言祸被杀。（以上均见《清史》本传）这些都是多数中无权的少数，其言行无足重轻也。
因此在涿州知府龚大人的绝食待命期间，对和战两策还在踟蹰之间者，唯慈禧老太后一人而已。她个人的一念之间，立刻便可决定这架和战天秤的轻重。
慈禧不是个笨人。在理智上，她未尝没有想到联元的名言。一国且不能敌，况八国乎。事实上南华四督的电报，和被诛三臣生前的忠谏，说得都比联元之言更彻底、更可怕。但是她毕竟是个知识有限的老女人。她怕洋的理性，始终敌不过她恨洋的感性。加以她始终对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存有幻想。在涿州被拳众所据时她就派军机大臣赵舒翘、顺天府尹（今北京市长）何乃莹与刚毅于六月初相继去涿州视察，一探究竟。赵到底是个进士出身的高知，他与何市长因此都对众师兄的带功讲座能否「灭洋」存疑。可是继至的刚毅则对刀枪不入的气功表演大为折服，认为是神术可用。（见《清史？刚毅传》，及其它杂著。）
刚毅是太后的红人，也曾是舒翘的恩人。赵氏回朝怎敢顶撞刚相。聪明的何市长自然更会顺风驶舵。太后一旦对调查所得的结果如说「拳民忠贞、神术可用」，如予以「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就可以化为劲旅，抗御洋兵一类的报告，稍加默认色许，义和团运动就进入北京了。
慈禧太后的红卫兵
北京城内发现义和团是庚子四月的事（非另有注，本篇都用阳历）。但那是城内居民响应外界的组织。间亦有少数来自外府州县入京串连者，然为数有限。城防军警亦曾奉命严缉。可是自刚毅于六月中旬回朝复命之后，外州县的义和团就大举入京了。一般都认为团众之来是朝廷导之。义和团本身也认为是「奉旨」入京「闹教」的。因太后颁发奖金，他们要进京领奖！
义和团开始大举进入北京的日期大致是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日（阴历五月十四日）。这个日期很不平凡。此日端郡王载漪也奉旨出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的死党启秀、溥兴、那桐也同时受委（见是日，载《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页五九六）这就说明了四人帮夺权已完全占领了大清帝国的外交部。主和派在外交政策上，已无转圜余地（详见下篇）。
第二，驻天津各国领事和海军将领也组织一支拥有二千零六十六人的「联军」——这是后来「八国联军」的先头部队，由英国海军陆战队队长西摩（ Admiral Sir Edward H。 Seymour，或译薛慕尔）率领，也在这天自天津乘火车开往北京。声言加强东交民巷的防卫，保护十一国公使。他们车行至杨村，由于铁路为义和团所破坏，进退不得，乃被奉命前往阻遏的聂士成军，连同当地团民所包围。这是中外武装接触的第一次。这一冲突不论何方胜败，皆无退路可走。清兵若败，则联军便长驱直入北京，就不得了也；洋兵若败，则援军必至，就更不得了也。事实上最后便是这个更不得了的结局（见摩尔斯前书，卷三，页二一三～二一四），下篇再慢慢交代。在北京方面，四郊的义和团，便是在这一天大队涌入北京的。
义和团好汉是何等样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