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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特、李荡的先后阵亡令李流心生恐惧，眼看荆州援军将到，他竟采纳了妹夫李含的进言，以自己儿子李世和李含的儿子李胡为人质，准备向晋军投降。李雄等人拼命谏言，眼看无济于事，幸好，这献质请降的计划激怒了李含的另一个儿子——驻守梓潼的太守李离。
李离从梓潼火速赶来，却没赶上向李流进谏，只好来到李雄的营中商讨补救措施。
李雄说：“如今的办法，就是起兵袭击荆州援军；可是那俩老头（指李流、李含两位）却不同意，如之奈何？”
李离提议道：“不如我们私下行动？”
李雄得了支持，便与李离一起来到流民们面前，号召道：“我们已经谋反多时，杀了许多蜀地的官兵乃至百姓，如今一旦束手就擒，就只能任凭宰割了，眼下之计只有同心协力打败荆州的援兵才能共享富贵！”众人听了深受鼓舞，纷纷跟随李雄、李离突袭荆州援军，原来那荆州援军也不过纸老虎一般，一战就被击退。这一胜利也让险些走错路的李流惭愧不已，他称赞李雄：“兴吾家者，必此人也！”从此十分器重李雄的才干，将军事方面的事务一概交给他处理。
李流在当年就生了重病，临终前将身后大事托付给李雄。李流去世，众人共推李雄为主。李雄以郫城为都，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率领军队继续与罗尚的军队作战。他先是击退前来袭击郫城的罗尚，继而又攻下犍为，截断成都的粮道。孤立无食的罗尚不堪李雄的连续进攻，只好在夜里从水路逃出城去，李雄终于得偿所愿，攻入成都。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刘渊起事的永兴元年，李雄自称成都王，改元建兴，废除晋朝法律，重新约法七章。
晋朝内部正因为“八王之乱”而根本无暇四顾，蜀中得到了暂时的安定。两年之后，也就是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李雄又即皇帝位，改元晏平，国号大成，他便成为十六国中第一个自称皇帝的人。
（事实上，三国时期的分裂对于以后30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十六国的分裂局面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由于三国的存在，从秦汉时期开始建立起来的所谓皇族正统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人们开始对其提出质疑。原本统一全国的晋朝是有条件重新建立起一套正统的体系，但又因为皇族自身的原因，这个新王朝却没有重新确立正统。尽管后世大多数历史学者都承认晋朝的正统地位，但这种威信是值得怀疑的。关于魏、蜀孰为正统的观念争执了一千多年，最终也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观点。而在当时，很多人也以能成就类似刘备的功业为奋斗目标，占据蜀地的地位并不低。三国末期钟会就曾说过：“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这也就是为什么李雄仅据益州即敢称帝的一个重要原因。请注意，以前称帝时是十分注重正统地位的，至少也要有玉玺这样的凭证，这可以参见《三国演义》中的很多例证。）
五、羯人石勒
在益州称帝的李雄尽管与三国时期的蜀汉同样定都在成都，但它的建立过程似乎更像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在李特、李流兄弟创立的业绩之上，李雄终于最后巩固了政权，并且废除了晋朝遗留下来的若干不合理制度。当时，李雄不仅有李氏一族的支持，还招揽了不少人才。成国建立初期的局面相当不错，与此产生鲜明对比的便是这个时候还在“窝里斗”的晋朝皇室。
在李雄称帝的那一年，也就是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在一番明争暗斗之后，终于除掉了皇族之中最后两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成都王和河间王。为了便于掌控手中的权力，司马越又用毒饼毒死了那个连傀儡还不如的白痴皇帝司马衷，另立其弟司马炽为帝，这就是晋怀帝。
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刚刚掌握了大权的司马越意识到并州一带形势的严峻，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关于刘琨，他和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应该算得上是尽人皆知。刘渊获知这一消息，以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在版桥一带拦击刘琨。刘渊起事以来终于首逢对手，刘琨果然名不虚传，在版桥一仗击败了刘景，进驻并州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安抚军民。刘渊也清醒了一下头脑，放慢了步伐，考虑下一步的进攻方向。
此时邺城也发生了战争，在河北一带的成都王司马颖原先的部下汲桑，以为成都王报仇的名义，自称大将军，进攻司马腾驻守的邺城。汲桑本不足惧，但他的先锋大将，却是日后称霸北方，在十六国时期赫赫有名的人物——羯人石勒。
羯人乃是匈奴别部羌渠的后裔。相比于匈奴本部，羯人的地位要低得多，羯人的基本社会单位还是长期以部落的形式存在的。石勒原来的名字叫背，他的祖父耶奕于、父亲周曷朱，都是部落里的小帅，周曷朱性情粗暴，不得部下之心，后来他常常让石勒代为小帅之职，竟然得到众人的爱戴和信任。
当地的大户郭敬、宁驱认为此人非同寻常，经常给予资助，石勒感激之下，便为他们耕种。干活辛苦之时，耳畔总能听到金戈铁马之声，石勒心中疑惑，便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只笑笑，回答他说：“这不过是劳作时的耳鸣，不是什么不祥的事。”
晋惠帝末年，并州饥荒大乱。石勒和族人出外逃生，走散之后穷极无奈，又重新回来投靠宁驱。北泽都尉刘监觉得石勒很会干活，可以卖个好价钱，想把石勒绑出去卖掉，石勒在宁驱的藏匿下方才脱险。于是他只好出外求食，路上遇到了另一位恩人郭敬。石勒向他哭诉自己饥寒没有出路的悲惨处境，说得郭敬也为之落泪，将身边所带的衣服和食物分给了他一些。
石勒对郭敬说：“现在闹饥荒，就这样穷下去可不行。胡人们都饥饿至极，可以把他们诱到冀州一带求食，到那里，把他们卖掉，你得身价钱，诸胡得活命，双方都有益处。”
郭敬十分赞同他出的主意。正好这时的并州刺史司马腾也大规模地实行同样的计谋。他派兵大捉诸胡，两胡一枷，押到冀州去出卖。石勒这时二十多岁，结果也被捉去。押送他们的首领郭阳正是郭敬的族兄，一路上石勒得到额外的照顾，倒没受什么大委屈，最后他被卖到茌平人师欢家为耕奴。
石勒在师欢手下干活十分努力，闲暇时和其他耕奴聊天，就跟他们说：“我干活时耳边总会有鼓角之声，不知你们有没有听见呢？”
别的耕奴竟也有人听到类似的声音，说：“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们也常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石勒笑道：“我自幼在家时就能听到了。”
耕奴们诧异不已，回家后就告诉了师欢。师欢见石勒容貌不俗，壮健雄武，又善骑射，深感他与众不同，就把他给放了。
石勒重新浪迹四方，为人作佣工。一次他被乱军捉住，恰好一群鹿从旁边跑过，军士争相追捕群鹿，石勒才得以逃走。（羯人的地位之低，令人难以想象，只因为他的种族，便被捉来放去，羯人与猪狗，真是无甚区别。这个故事在史书上另有一段记载：石勒逃脱此劫后，在路上遇到一个老头，对他说：“刚才那群鹿是我变的，你当为中原之主，所以我来救你。”这显然是日后石勒或者他身边的史官借题发挥，编造出来的，以说明石勒就是真命天子。不过帝王将相能有这么多可以发挥的传奇故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的成长过程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只有经历无数艰难险阻，甚至九死一生，方能成就大事。）
走投无路之下，石勒邀集了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骑为劫盗，后来又得到郭敖、刘征、刘宝、张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十骑，这些人在当时都是武艺超群的马上高手，号称十八骑。他们闯入皇家马场，骑上宝马四处抢劫，抢来的财宝就拿去贿赂汲桑。所以汲桑起兵之时，石勒便率众投奔了汲桑。汲桑十分欣赏石勒的“骑兵抢劫队”，就命他以石为姓，以勒为名，“石勒”的称谓便从这时开始。
汲桑封石勒为扫虏将军、忠明亭侯，以前锋都督率军进攻邺城。石勒打仗之勇猛，在十六国时期可是一顶一的，再加上骑兵强大的冲击力，他一战就大败晋新蔡王司马腾的将领冯嵩，长驱直入城中，其部下李丰将惶恐出逃的司马腾杀死于城外。汲桑的军队在城内杀死士族、民众万余人，又一把火烧了邺城宫室，大火竟然十日不灭。
可怜邺城这座东汉末年曹操曾一度建都的名城，就这样被焚掠一空。（十六国时代诸如屠城这样的事迹真是数不胜数，且可以达到令人瞠目的地步。通过一部十六国史，我们可以发现，屠城的情况往往发生在不同种族之间，它源于原始部落之间的屠杀行为。屠城反映人类最为野蛮的一面，而这也成为不同种族在冲突中发展成熟的必经之路。只要还有种族冲突的存在，类似屠城的野蛮行径就仍有可能发生，即使在当今世界，如何消除种族之间的仇恨，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是困扰许多国家的一大难题。）
六、石勒归汉
汲桑、石勒在邺城的胜利令当时刚刚在朝中掌握了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感到非常震惊，他立即派出大将苟晞和王赞兴兵讨伐。
石勒率领的骑兵与苟晞的军队相持于平原、阳平一带，连续交锋数十次，打了几个月，双方互有胜负。司马越生怕苟晞的军队有个闪失，亲自带兵屯于官渡，声援苟晞。
苟晞在西晋末年也算排得上号的名将，他执法严酷，军纪整肃，在平乱的战事中屡有斩获，威望很高。但他与石勒交手也是难以取胜，经过一番拉锯战，他找到了对手的软肋，转而直接进攻汲桑的军队，汲桑的统率水平显然与石勒不在一个档次。东武阳一战，晋军大破汲桑军，并一路追击，汲桑成溃败之势。
汲桑与石勒收拾残兵败将，两人商量了一下，觉得当前汉王刘渊声势正盛，意欲投奔。在经过赤桥一带时遭到冀州刺史丁绍袭击，又被打得大败，汲桑与石勒在乱军中失散，汲桑在逃到平原时被晋军所杀。
石勒的残兵逃至上党，当时据于此地的张背督、冯莫突也是胡人，石勒便投靠了这支胡人的部队，他很快看出这支部队难成大器，就对张背督等人说：“现在天下的形势是刘单于（指刘渊）举兵反晋，而我们的力量却一直没有追随他们，难道我们有实力独立作战么？”
张背督等人想了想，说：“恐怕没这个实力吧。”
石勒乘机应道：“既然如此，何不早寻出路。如今我们的部落已经有人收受单于的赏赐，准备叛逃投奔单于了！”
张背督等人深以为然，承认刘渊乃是可以与晋军抗衡的最强的势力，于是跟随石勒一起投往汉营。汉王刘渊大喜，封张背督为亲汉王，冯莫突为都督部大，任命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统率这支部队。
（从一些细节上也可以看出刘渊对石勒相当器重，将“平晋”二字作为他的封号，我们大致能够猜想到两位英雄人物见面时的相惜之情，比之晋朝皇室的什么“兄弟之情”，便可知是谁得天下，谁失天下了。）
令刘渊头疼的乌桓部（就是曹操平定北方时的那个乌桓，或者叫乌丸部的后裔）张伏利度有两千兵马屯于乐平，刘渊认为乌桓与匈奴同为入塞的游牧民族，很想将其招至部下，但乌桓部并不领情。石勒向刘渊献计，他假装在刘渊处获罪，前往投奔伏利度。伏利度很高兴，与石勒结为兄弟，石勒出兵时每每所向无前，深得伏利度部下之心。石勒在认识到众心已经归附他之时，突然在军中聚会时挟持伏利度，并对其部下说：“如今若起大事，我和伏利度谁可为主。”众人皆高呼石勒之名，石勒当即放了伏利度，率众归顺汉国。刘渊又得乌桓部的精兵，加封石勒督管山东征讨诸军事，并把伏利度部也交给石勒指挥。
刘渊得到石勒相助，同时部队又得到了休整。晋怀帝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以四子抚军将军刘聪等十将为南路军，以辅汉将军石勒为东路军，分别向太行和冀州一带进军。东路军在进军途中遇到了晋军的抵抗，而南路军则比较顺利，刘聪接连攻下河东、平阳两郡。刘渊迁都蒲子（今山西隰县），以壮声威，而这一招还真有效果，附近鲜卑、氐的一些部落纷纷来降。晋军处于退守之中。八月，东路军的石勒终于攻下邺城。晋军分王堪、曹武两路抵挡刘渊的两路大军。两军相持于洛阳附近。（晋朝都城的人们可谓是坐卧不安了。）
汉军一路势如破竹，连取魏郡、汲郡、顿丘等地，各地望风而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