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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表明，美国放弃了逼蒋撤出金门、马祖的主张；而当局自此开始，放弃了“反攻大陆”的口号，改为“光复大陆”，并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台湾经济建设方面。
为了增加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力度，继续使蒋介石持有不撤军的理由，进一步缓和海峡两岸局势和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10月25日北京针对美台公报，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再告台湾同胞书》，提出：
“中国的事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一时解决不了可以从长计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历史纠纷这件事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是孤立台湾，第二步是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我们劝你们当心一点。我劝你们不要过于寄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走了。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前线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队，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果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我们希望你们团结，以便一致对外。世界中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希望你们不要屈服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仰俯，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
文中提出了“化敌为友”的措施，还主动表示帮助台湾当局“长期固守”金门、马祖。
此文也是毛泽东的手笔。
至此，金门炮战基本结束。
此次炮战是海峡两岸长期对峙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沉重地打击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使其不敢对祖国大陆轻举妄动。
后来一位外国军事评论家评论此役，以赞赏的笔调写道：中共以“打打停停，半打半停，时打时停，打而不登，封而不死，攻而不进”的奇特战争方式，争取台湾国民党当局的配合，使美国“划峡而治”，“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无论在中美会谈还是台美会谈中均未能得逞。
毛泽东在1959年2月中共召开的中央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谈到台湾问题而自信地笑道：“台湾可以10年、20年不去进行改革，还是三民主义，搞特务、反共，尽他去反，只要你这个葫芦是挂在我的腰上，不挂在美国的腰上。”
因此，这次金门炮战是大陆和台湾隔海武装冲突的最高点，也是由军事抗衡转为冷战对峙的转折点。
据当时法新社及台湾记者发出的消息说：台湾当局在炮战之后“虽然松了一口气”，但以美国在这场危机中所作所为，清醒地看出美国只是要台湾、澎湖成为美国的永久性军事基地，而害怕与中共发生朝鲜战争那样的战争，是不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致使早就对美国心怀不满的蒋经国气愤地说：“台湾随时存在着被出卖的可能性。”当杜勒斯要蒋介石公开声明，“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都不与中共和谈”，这位老谋深算曾被西方称为“东方拿破仑”的铁腕当权者却默不作声。这透露出他对北京的呼唤在内心深处并非无动于衷。
海峡间一场胜负之外的特殊战争（12）
在以后的岁月中，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按单日炮击金门时，都打到无人的海滩上，金门、马祖国民党守军回击时也心照不宣，双方都打“和平炮”，后来双方的炮击又改打“宣传炮”——用大炮发射宣传品。但北京是有原则的，当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粉碎中共和谈阴谋实施计划要点》，当日人民解放军即猛击金门，发炮1万多发。其中的含意，台湾当局的心里自然是明白的。
久而久之，西方一些明眼人都得出这样的结论：金门那隆隆的炮声，是北京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一种特殊的对话形式。
据说毛泽东得知此事，习惯地吮吮下唇，笑道：“此话不假。我们每逢单日朝金门打几炮，好呀，是居安思危，提醒全国人民不要忘了台湾还没解放哩，祖国统一还没实现，我们还任重道远啰，同志们仍需继续努力！”
历史留下了遗憾（1）
打归打，谈归谈。金门炮战之后，北京始终没有放弃通过各种渠道开展对台工作。
作为肩负国共双方实现新一轮和谈重任的秘密使者曹聚仁，虽自1959年以后，再也没北回大陆，但他仍然在为海峡两岸的统一而奔波，国民党和共产党都需要他为两党重开谈判尽力。对此，曹聚仁曾在给家人的信中谈道：“本来，我应该回国了，但此事体大。北京和那边都不让我放手。前几年，我把局面拖住，可以说是对得起国家了。”“这两年，我一直向北京请求回国去，但就为了那件事，非叫我留在香港不可”
台湾对重开国共谈判既不让曹聚仁撒手，也不作具体的表态，这样一拖就是好几年。
其实，那“好几年”人民的新中国历经了严峻的考验，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从1959年开始，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年和1960、1961年后来合称为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其中最困难的是粮食的短缺。1959年粮食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跃进”的浮夸风导致了1959年耕地面积的减少。1958年大放农业生产“卫星”的一大后果，是使中共党的领导人相信，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中国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于是，领导人认为，用不着那么多的耕地来耕种粮食，在制定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时出现了重大失误，决定全国减少总播种面积，于是1959年的播种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0％，其中粮食播种面积减少13％。一面是播种面积的减少，一面是由于灾害导致1959年单产的减少。这两个减少导致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3400亿斤，比当时公布的5401亿斤少2000亿斤，跌到1954年3390亿斤的水平。1960年和1961年的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虽有所增加，但我国却遭受了比1959年更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大面积减产。据1960年12月28日新华社报道，1960年全国有9亿亩农田遭到重灾，甚至一部分农田因灾害严重而没有收成。粮食的极度匮乏，营养的不足，加之劳累过度，全国农村出现了严重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1959年至1961年三年全国共有多少人因饥荒而浮肿自然无法统计，非正常死亡也一直缺少准确的统计数字，据推测，这三年因非正常死亡和出生率的下降而减少的人口数，总共在4000万左右。
此时内忧重重又添外患，中苏两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分歧，由大论战导致公开决裂，印度趁机挑起中印边界争端，终于爆发了中印边界反击战。自金门炮战后一直不敢对大陆轻举妄动而一直念念不忘“复国梦”的蒋介石，误以为“大陆的危机，就是台湾的机运”，瞒着美国政府秘密制订庞大而完备的“反攻计划”，准备铤而走险，妄图与中共决一死战。蒋介石在准备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同时，别出心裁地向大陆发起了所谓“心战”，训示台湾“救总”拟定救济办法，“关怀大陆饥民”，呼吁各国敦促北京开放港口，声称台湾将提供10万吨粮食救济大陆饥民，号召台胞每人节约一元钱救助大陆同胞。台湾当局利用空飘、海飘向大陆放送各类物质此时的美国肯尼迪政府早就得到台湾当局可能反攻的情报，见到事态愈发严重，有害于因中苏破裂而形成的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美国总统肯尼迪亲自出面警告蒋介石：“台湾如对大陆采取行动，无异于自杀”，“台湾如出兵大陆，将违背《台美防御条约》”。蒋介石心虚了，在台湾凤山又一次召开军事会议，以美国不赞同和信守《台美防御条约》作为借口，不得不宣布暂缓军事反攻，改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妄图以“游击活动”与“渗透工作”建立组织，配合大陆的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虽然大陆发生饥荒是事实，有些人有些怨气也能够使人理解。但决没有蒋介石所说的出现了“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也没有人民解放军不忠的现象，更没有深受旧中国苦难的大多数中国人热切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事实。有的只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同心同德，改正前进道路上的错误，战胜困难，建设新中国的雄心壮志与实际行动。蚍蜉撼树谈何易，可笑不自量，到头来落得个被彻底粉碎的下场。1963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表公报，公报指出自1962年10月1日至1963年10月24日共歼灭武装特务24股324人。公报指出从1963年7月29日至10月23日台湾还派出6股武装特务从越南北方登陆，妄图潜入广西山区，被越南民主共和国歼灭。蒋介石的“反攻大陆”的梦想终成泡影！
历史留下了遗憾（2）
如果说那几年，中国大陆是“雪压冬云白絮飞”的话，那么，由于中国共产党人适时采取一系列安邦治国的措施，从1963年起，中国大陆已是“莺歌燕舞”，又一派生机盎然了，令人振奋的喜事接踵而来！
1964年1月27日，夏尔·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断绝了同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并且在两国之间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件事，不仅使台湾国民党政权受到了一次严重的冲击，同时，也在外交领域，引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震动。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宣布对台湾的援助由赠款转为贷款，且数额不断减少；后又通知台湾当局预定1965年停止对台贷款。一旦美国停止对台援助，台湾经济建设的资金又将遭到很大困难。
紧接着，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在中国大陆寂静的罗布泊上空，突然出现了耀眼的闪光。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冲击波像飓风般地向周围卷去，紧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鸣响，犹如串串惊雷，雷鸣声消失后，雪白的浓雾在空中翻卷，浓烟挟着尘柱滚滚上升形成一朵美丽的蘑菇状烟云，在茫茫大漠中冉冉升起。在这一声震撼世界的惊雷中，全中国沸腾了
住在大洋彼岸已经把自己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二号人物、前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对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世界上美、苏两大国的核垄断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他认为不能再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浮萍浪迹，飘泊西东，毅然决定回归祖国。
1965年7月12日下午两点钟，瑞士航空公司的一架巨大的道格拉斯客机将从苏黎世起飞，经过日内瓦、雅典、贝鲁特和卡拉奇，一直飞往香港。
当驾驶舱里，驾驶员已经把飞行帽戴上了头顶；指挥塔上已经发出了准备起飞的信号；地勤人员已经准备撤掉舷梯从检票口匆匆走来三位中国旅客。这三个，两男一女。两个男人都穿着同一颜色的藏青西服，雪白的衬衣，结着深色的领带。走在前面的稍微矮一点儿的，年龄在七十开外。他高颧骨，宽额头，两只大眼睛闪着兴奋的光采。后面的一位五十多岁，身材修长，浓眉，目光炯炯有神，显得精明而又潇洒。他们两个人，步履矫健而有力。女的五十多岁，脸上的轮廓清俊，虽然眼角上的鱼尾纹已经明显地伸展开来，面色也显得有些苍白，但依然可以看出当年的丰采。她穿着一套银灰色的西装套裙，体态丰盈，步履却有些艰难。
这三位旅客的惟一送行者，一个身穿咖啡色西服的中国青年，替他们提着沉重的行李。
青年一直把他们送到一等座舱的舷梯旁。他和三位年长的握手告别的时候，又郑重地嘱咐了一句：“请注意！在日内瓦和贝鲁特两个机场，千万不要走下飞机！”——日内瓦和贝鲁特这两个城市，是世界上著名的特务和情报活动的中心。许多神秘的失踪，意外的“”，残暴的绑架，都曾在这里发生过。
个子稍高的那位中国人点点头说：“记住了，请放心！”
青年向着上了舷梯的老人招了招手，大声地说：“一路平安！”
三位旅客回过头来向青年招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他们转身刚刚跨进客舱，地勤人员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