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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清洗期间，目前可信的保守数字是，有不少于157万人被判刑，约69万人被枪决，约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不详。
“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简称）披露的档案资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800万人的资料，到1953年，则不少于1000万人。这意味着，整个斯大林时代，大约有1000万人被送进了“古拉格”的监狱。
摧毁东正教曾是列宁遗愿，斯大林在1930年代初就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摧毁破坏，但是，各地仍然有宗教势力在暗中活动，大清洗期间，有16。5万名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的10。6万人被枪决。
作为一个阶级，富农虽然在几年前近乎内战的集体化运动中被彻底消灭，但是，1937年7月30日“克格勃”发布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他反苏联分子的命令，意味着肉体上还活着的前富农及其家属依然必须肃整。
为应付将来战争中可能出现叛徒民族，必须提前对那些不可靠的民族进行重点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在集体化中疯狂反抗的高加索诸民族和中亚各民族也许最危险。
为了更高效率地“肃整阶级敌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指标任务。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3。5万人，枪毙其中的5000人。
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斯大林的一支笔。
前苏联历史学家伏柯格诺夫发现，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在30份名单上的签字记录，他全部签署“同意死刑”意见的名单上的5000人，此时还竟然没有被正式审判。
为纪念那些在大清洗中死去的冤魂，为纪念那些在苏联时代的政治受难者，索尔仁尼琴在其伟大著作《古拉格群岛》卷首，写下这样的献辞：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苏联红军内部的大清洗，给后来的卫国战争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1937年6月11日，《真理报》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8名将帅因叛国罪被捕。6月12日报道称，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苏联红军公认最天才的将领，也是红军真正的灵魂。他和另外一些将领提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和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理论，曾经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同行。
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是，1936年德国安全局领导人海因里希炮制的图哈切夫斯基阴谋案材料，到底是德国人主动使用的反间计，还是有人故意透露苏军将帅不和，给他们一个制造反间计的机会，今天并无确切答案。
三十年代末，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对苏联军队中的干部清洗更是惊人，几乎清洗掉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据统计：
5个元帅中3个被杀，4个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中3个被杀，12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全部被杀，67个军长中60个被杀，199个师长中154个被杀，397名旅长中的221人被杀，16个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治委员全部被杀，28个军政委中25个被杀，64个师政委中58个被杀，中下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
这样惨重的损失对军队造成的创伤是不言而喻的。这个苦果造成苏军二战初期缺少足够数量的有实战经验的杰出指挥员，面对德军的突然进攻，群龙无首，手足无措。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事件就发生在斯大林判断战争即将临近之时。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接下来的卫国战争，苏联人几乎流尽了鲜血。
战前，苏军兵员和火炮数量都多于德军，作战飞机则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是，开战初期1年半的时间里，苏军就损失了1100万人。战争中，苏联损失了七分之一的人口，只有犹太人被灭绝的波兰达到这个比例，其生命代价超过除中国以外所有参战大国的总和。
如果没有广阔的国土纵深，没有高达4000万可服役后备兵源保障，没有盟国的巨大物质援助，很难想象苏联能拖垮纳粹德国。
当然，也许胜利最重要的因素是苏维埃体制本身，只有这种体制，一个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一切资源投入到战争中，才能承受难以忍受的伤亡，才能承受难以想象的苦难。
苏联对德国的胜利，最简单的证例就是妇女和儿童只有一个土豆果腹时，却能在冰天雪地的旷野中修筑工事、建设工厂的体制，是对日耳曼妇女“专门在家生产教育优秀后代”体制的胜利。
大清洗是一个国家的空前自残，它残酷到足以在道义上动摇苏共政权的合法性。
正视这段历史，总结其悲剧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气。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曾作过尝试，但是，他的秘密报告一经披露，就在整个世界引起空前的地震。
他后退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只是以苏联人特有的行政效率完成了“去斯大林化”。就如当年苏联的一切都离不开斯大林一样，一夜之间苏联的一切都与斯大林无关了，只有罪恶才属于斯大林。
至于为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还要再等30年。
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尔巴乔夫，以“不应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开启大清洗的重新调查。
1988年，“莫斯科大审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结束50年后终于开始被平反。
同年，苏联所有中小学生的历史期末考试取消，决定称：不能让谎言再继续毒害学生。官方喉舌《消息报》发出旗帜鲜明的赞同意见：“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性政治氛围，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的文化。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行。
斯大林不见得是大清洗真正的创造者，只是发扬光大者，大清洗也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
在苏联，大清洗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才真正的消亡。
附录：文献资料之九（大清洗2）
附录：文献资料之九有关前苏联大清洗的文献摘编（2）“大清洗”运动的基本原因（一）“大转变”的政治后果和党内温和思潮的抬头斯大林把反“右倾”胜利后开始的转折——转向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道路，称作“大转变”。在当时苏联的特定条件下，这条道路虽对国家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是其负面作用和政治后果也是严重的。集体化中对农民采取的暴力强迫和驱赶“富农”政策，紧接着集体化而来的暴力征粮，对拒绝交粮和交粮困难户采取的各种威逼、体罚、刑讯措施，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逮捕在农村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对抗。（《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来通信》，《斯大林研究》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编，1995年第5辑，第9——49页）据俄罗斯著名农业集体化问题专家B·п·达尼洛夫的资料，在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骚动达1300次以上，其中仅1930年1——3月，有记录的群众性骚动达2700次以上（不包括乌克兰），卷入的农民达130多万人。（《（1927年——1932年）B·п·达尼洛夫、h·A·伊夫尼茨基编著，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23页》、〔俄〕h·A·伊夫尼茨基：《集体化与消灭富农运动（30年代初）》，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43——144页）在1930年3月发表了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后，一份下达地方的指令中承认，“农民发动的广泛骚动的lang潮”对体制形成了一种威胁。同时，这期间对牲畜大量的宰杀、劳动力人口的逃亡和生产力的破坏，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超高速工业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严重局面。其表现形式之一是，货币体系遭到破坏，预算完全陷入混乱。事态甚至发展到了只有靠抬高物价，发放义务公债，主要是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弥补预算的巨大亏空。这种局面造成了物价飞涨，以致货币贬值到了使农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农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的地步。
农业遭到破坏，而投入重工业的大量资金又靠向国外出口粮食来获得。这种情况引起了粮食供应紧张，不得不靠粮卡定量分配，这又造成城市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国家经济生活的紧张，城乡群众的不满，其直接负面后果是提高了“右派”领袖们的政治威望。《真理报》不断收到群众来信，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确的”，他们在台上时“一切都充足”、“把他们一撤职，什么都没有了”。（〔俄〕ю·г·费尔什京斯基《同布哈林的谈话——对拉林娜（布哈林娜）回忆录〈不可忘记的往事〉的注释》，莫斯科1993年版：〔美〕r·康奎斯特《斯大林与基洛夫被杀》，纽约1989年版）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历史学家、在反“右倾”中明显站在斯大林一边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月17日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一封信中，就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情绪的担忧。（〔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1页）群众中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党内，就是布哈林等“右倾”领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复，党内干部、党员对其思想主张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引起了党内温和派倾向的抬头。广大党员群众对“右倾”的同情和支持，在1929年——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曾有明显反映，这期间被开除出党的近25万党员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因同情并支持“右倾”而被吊销党票的。（〔俄〕奥？奥列弗纽克《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泽——30年代政治局的冲突》，莫斯科1993年俄文版）党的上层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新的反对派案件，瑟尔佐夫——洛米纳泽案和柳京案，也是这种思想动向的反映。谢·瑟尔佐夫原是中央登记分配部长，他为斯大林建立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曾立过大功。为此，斯大林将他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还将他作为取代李可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预备人选。洛米纳泽则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担任外高加索党组第一书记。他们在反“右倾”中都曾积极支持过斯大林路线，但是后来他们为“大转变”的后果所震惊，开始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而站到了同“右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针的立场上。柳京则联合布哈林的几个弟子，起草宣言，几乎是用布哈林的语言阐述其政治纲领，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当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处死柳京的要求时，政治局多数没予支持，柳京及其同伙只是被开除出党并被逐出了莫斯科。（〔苏〕罗·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6页）这些新反对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党内下层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从特定角度显示了党内上层的某些思想倾向。
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是主张温和政策的。紧跟斯大林急进方针的，在政治局里仅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极少数人。但是，政治局多数人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在公开的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同他采取对抗步骤，况且，斯大林当时的权力还未发展到日后那种完全的独断，还得顾及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当时困难甚至危机形势的压力下，政治局多数对斯大林的个力还具有某种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在1932年——1934年间，曾一度使温和方针占了上风。当时温和方针之深得人心，从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赢得的掌声和选票，从布哈林思想赢得的同情及其本人地位的上升，以及从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上，都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上述这一切，显然都没有逃过斯大林敏锐注视的目光。特别是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他以遭到近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