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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秦处于同一时期并可相互比肩相互媲美的古希腊文明，其发展之源——自然地理环境与中华截然不同。希腊是全欧洲山陵最多、地面分割最为破碎的国家，山多地少，土地贫瘠，降雨主要集中在秋冬分布不均，这些自然条件注定了不能以粮食作物构成希腊的经济之源，大都依靠海外采购。然而，希腊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处于中心位置，海岸线曲折绵长，港口众多，拥有无与伦比的海上优势，他们是商人、旅客、海盗、掮客、冒险家，创造的是一种有别于黄色文明的蓝色文明——殖民、综合而开放。
希腊人从未束缚于一块狭小的地盘，他们要向海外运进粮食，进行海外贸易，向海外殖民，大海，就是他们无拘无束活动着的广阔舞台。为了生存与利益，人们间的联合，不时的重组，很快就打破了氏族血缘关系。个人的才智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年轻，充满活力与激情。相互间的联合必然导致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雏形——合同与契约的诞生。而建立在互惠互利、互相自愿、平等自由等基础之上的法律，就是民主制度的实质与象征。
雅典是由部落联盟之间的合并而过渡到国家的，即希腊史上著名的“统一运动”。部落联盟时期，就有了贵族会议、人民大会、最高军事统帅的三权制政治形式。统一运动的发生，主要是居民成分及居住方式发生了变化，是内部因素改变的结果。也就是说，雅典国家机构的建立，是和平的、立法的，而不是暴力征服的产物。
由部落联盟和平转变为国家的雅典，国家机构继承了部落联盟时期的三权制，其贵族会议演变为元老院，人民大会以公民大会的形式保留下来，最高军事统帅的职能被三位最高执政官所取代，他们下面还有六位次级执政官，共称为九执政。
进入早期国家的雅典，一开始也不是纯粹的民主制，而是经历了贵族寡头专制、僭主独裁统治的风风雨雨才发展为人类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在雅典的政治体制中，不论何种时期，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中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权力三分，相互制约，基本排除了个人专权、擅权的现象发生。雅典政体起源之初，就奠定了城邦民主的基石，其特点就是主权在民，充分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力，建立一整套相互制约的政治权力机构，轮番为政，绝无个人专断、专权与专制。
两相比较，我们不得不扼腕浩叹，中国古代难以诞生出现代民主观念，这是一块适合于专制的土壤与温床。如果没有交流融会、借鉴仿效，中华本土不可能原创性地建立起完备的民主政体模式。
也就是说，秦国统一六国，无论是谁，他无法超越脚下的这块封闭而独特的生存土壤，无法拒绝前辈留下的遗产，无法改变既成的结构模式，一句话，他建立起的大中华帝国，只能是一个带有宗法性质的封建专制帝国。
这一表面看来难有多大发挥余地、似乎无法改变的国家体制，其实在确定与建立的过程中，却深深地打上了嬴政的个人烙印，他的性格、爱好、气质等因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所做的，就是将封建专制集权的功能推向顶峰，几乎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并凝成一套稳固的模式为后代统治者原封不动地效仿、运用。
嬴政说他的权威受命于天帝，他是中国上的第一个“皇帝”，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他把神降到人的地位，又把皇帝这一特殊的个体——人上升到神的位置，他是一个介于人与神之间的超人，他有意识地营造出一种迷信崇拜的氛围，在帝王与常人间隔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他还规定，皇帝自称“朕”，皇帝所下的“命”称为制，所下的“令”称为诏，皇帝的大印称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臣下向皇帝进言或上书要称“奏”，开首第一句必须写上“臣冒犯死罪启奏”或“昧犯死罪而言”，并作为一种固定格式不可更改；为了尊君抑臣，他为皇帝的衣冠、起居、朝仪、巡游、乘舆、驻骅制定出一套威严的仪式，为的是让臣民感到皇帝的居所是“天庭”，皇帝的面目是“天颜”，而广大民众，不过是连蝼蚁都不如的一粒尘埃而已；他要老百姓更名为“黔首”；他严格实行避讳制，比如他的名字叫政，政与正同音，那么正月就得改为端月；他大兴土木建造阿房宫，将天下奇珍异宝、稀世佳丽汇集宫中以供他一人挥霍享受；他“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郦戎之山”，仅皇陵的附庸陪葬品兵马俑的出土，就在当代引起强烈的轰动，被后人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仅就他个人——皇帝的有关规制，我们就列出了这么一长串。而这些，大多都被后来的新的皇帝们继承了，比如朕、诏书、上奏、玉玺等称谓，比如皇帝的威严仪式、避讳制、生前大肆挥霍民脂民膏、死后建造高大陵墓等等等等，即使有所改变，也是小打小闹的修修补补。
而他在政体方面登峰造极的改变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废分封，立集权。大一统帝国诞生，百废俱兴，秦始皇所要求的就是要在政治体制、结构形式上保证他的高高在上与独断专权。为此，他在中央建立了一个以三公九卿为中心的集权官僚机构，它的全部政务活动就是以秦始皇的个人意志为依归、为转移；在创建地方政权组织方面，他废除了自商代以来的分封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过去的国中之国局面彻底消失，实行垂直管理，郡守、县令直属中央，由皇帝直接任免。这套宏大而严密的政治机构，后来基本上都为历代的统治者所继承。
二、推行“四大统一”。所谓四大统一，就是统一道路，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道路：秦始皇曾两次下令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墙”，宽阔平坦，气势雄伟，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将全国紧密地连成一个整体；统一货币：秦帝国选择了一种易于规范铸造，便于携带贮藏的圆形方孔的铜币为标准货币在全国推广，这种“孔方兄”不仅自秦至清在我国流行了两千多年，还流传到亚洲、东非等地，并为某些国家、地区所模仿；统一度量衡：战国时期，各国独立，有关计量单位如尺、斗、秤等标准不一，混乱程度达到了人们不能容忍的地步，为了统一，秦始皇郑重地颁发诏书，并制定了专门法令，当今出土的有关秦代标准量器与衡器，即使用现代技术重校它们的精确度，也只有百分之二三的误差；统一文字：由李斯有原有七国文字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创造出一种新型字体——小篆向全国推行，同时还将一种更新的字体——隶书作为非官方正式文字予以认可，流行使用。中国幅员辽阔，语系复杂众多，相互交流十分困难，一种共同、共通的凝固语言——统一的书面文字是联系各民族、各地区的一条坚韧纽带，也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饱受战乱、历经分裂而后总是能够实现国家一统的重要内在因素之一。
三、专任刑法。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在原有成文法的基础上不断地加以修订、充实，云梦睡虎地《秦律》的出土，使我们大致知道了秦代成文法典的主要内容。中国封建的法律，与现代的民主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民法，是统治者与人民建立的一种契约关系，人民赋予统治者以权力用行政的手段施行，并有一套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而封建之法，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政权、压迫民众而制定的，它并没有经过老百姓的同意，就采取暴力行动予以强制执行。《秦律》就是中国封建法律的一部代表作。为了加强权威，巩固统治，秦始皇实施严刑峻法，“轻罪重罚”成为秦代法制的指导思想，动不动就是腰斩、枭首、弃市、戮刑、磔刑、坑刑、定杀、镬烹，还有什么脸上刺字、割鼻子、斩左右趾、男子割势、女子幽闭、诛灭三族、祸连九族等，真是不胜枚举，刑罚之烈、刑名之多，旷古未闻。秦朝上下，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监狱。这也为历代统治者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他们民主的东西、好的事物学不到，可对付治下的百姓民众，却是一学就会，一点就通。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是的，嬴政就是一条变态、凶残到了极点的猛虎，而广大的民众，不过是虎口下供他食用的一道道美味佳肴。
如果是六国中的任何一个王国统一天下，如果是另一个具有常人之心的秦王统一天下，尽管施行的也是专制统治，那就极有可能是温和的带有仁政性质的专制。毕竟，中国的封建专制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之上的，宗法注重的就是血缘关系，讲究的就是亲情、仁义、礼治。可是，中国传统的融宗法与集权于一体的政治结构却被秦始皇撕成了两半，他抛弃了温情脉脉的宗法制度，将专制集权推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
秦始皇所要做的，就是将人变成非人。他九五至尊、至高无上、俯视天下、主宰万物，是一个具有“神性”的超人；而百姓臣民，是另一个极端的非人，不过一群会说话的动物而已。整个国家、、民族，经了嬴政的改变，都变得不是人了。这种非人的局面直到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下台，才稍稍有所改变。
当然，极端的专制集权在给国家人民带来灾难的同时，总会留下一点可资纪念、可供炫耀的文明遗产。然而，就是这些闪烁着古代人民智慧之光的文明遗产，也是一份尴尬而痛苦的堆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对嬴政似的专制残暴添上任何光明的注脚。
奠定封建皇权的铁血之王 六
秦始皇在童年时期所受的虐待与欺视烙印在他的心灵深处，变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个有机构成。他的补偿与报复对中华大地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已积淀在民族的心灵深处，代代相传。这种补偿与报复所采取的手段不仅仅是武力征服，还表现为对精神的摧残。
这就是上著名的“焚书坑儒”。
嬴政儿时的丑陋与难解的身世之谜总是遭到人们的怀疑猜测与纷纷议论，这些议论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窃窃私语，它们总是隐隐约约的，你说听不清吧，又不时地在你耳中灌注那么一两个关键性的词语，比如杂种、野种、丑八怪，一听就知道他们是在议论你；待你想听个清楚明白吧，那些叽叽喳喳又变得遥远而模糊了，任你怎么搜寻也无法捕捉。因此，他只要一听到人们的议论，就有一股莫名的怒火，就想发泄，想骂人，想杀人，他恨不得将这些人的舌头全部割掉，炒成类似猪口条之类的“人口条”作为一盘下酒菜全部吃掉。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将全国天下的臣民之口封住堵住钳住，将古往今来的所有“窃窃私语”扎住箍住锁住让它们变成永远的沉默。他寻找着，忍受着，等待着。
机会终于来了，在一次庆功宴上，已升为丞相的李斯与齐国博士淳于越之间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舌战”。在辩论中，李斯将矛头指向了天下儒生，他说：“现在天下平定，法令归于一统，普通百姓安居乐业，一片繁荣祥和，可是，儒生们却无事生非，以古非今，挑拨离间，惑乱民众。朝廷若不及时禁止，上则危及皇帝权势，下则形成朋党之争。”
李斯一番话虽然说得耸人听闻，却正中嬴政下怀，他不禁却听得连连点头，并鼓励李斯继续说下去，希望他能够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对策，为秦国立下大大的一功。
于是，李斯顿了顿，眼珠转了几圈，又继续说道：“我建议，除开《秦记》一书，除开医药卜筮植树之书，应将天下所有其他书籍全部焚毁！除开博士掌管的国家藏书，其他收藏《诗》、《书》及诸子百家著作的，应统统送交地方官员烧掉；有敢于两人谈论《诗》、《书》的立即处死，借古讽今的灭族，知情不报者同罪；焚书令下达三十天后再不烧书，则处以黥刑，罚做苦役；严禁私学，鼓励臣民学习法律，以吏为师……”
嬴政听着，大声叫好。于是，一场规模浩大的焚书令从咸阳宫中通过四通八达的驰道飞向全国各地。一本本价值连城的典籍、一册册珍奇孤本很快就变成了碎屑灰尘与缕缕青烟，在中华大地上空飞舞着久久不肯散去。这场焚书活动“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一个多月，其余波更是延续到秦代灭亡。
嬴政首开大规模焚书之举，为此后愚昧而颟顸的封建帝王提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给中华民族的、心灵造成的浩劫与创伤怎么也不能挽回与弥补。他使得封建政治权力对精神的干预更直接、更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