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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之所为，很大程度上出于严重的心理变态与人格分裂。
从一个食不果腹的放牛娃，一跃而为主宰天下生杀大权的“天子”，这一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是一个破落的贵族，他时常回味、陶醉着的，肯定是往昔那耀眼的荣华与富贵；而对朱元璋来说，虽然当了皇帝，他时常忆念与咀嚼着的，却是过去的贫穷与落魄。尽管不堪回首，可它们总是不由自主、不依不饶、不期而至地闯入他的睡梦与心头。而只要想到过去的贫穷、屈辱与痛苦，他的心中就会莫名其妙地涌出一股愤怒，当然还有自卑。至尊与自卑是一对相依相随、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有愤怒就要发泄、要报复，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为所欲为地杀掉任何碍眼之人；有自卑就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他有着至高无上的世俗地位、实际权力，他渴望在任何方面至高无上，更希望在人们眼里、心中至高无上。
他恨一切达官贵人，更恨他们的作威作福，因此他首先拿获得既得利益的新贵们“开刀”。
他恨那些贪污腐化、欺压百姓的官僚，贪赃六十两银钱以上的就要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各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刑场，人称皮场庙。而贪官总像韭菜般割了一茬又一茬，急得朱元璋直跺脚：“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
他恨地主富农，对田主刘德的无情无义仍然记忆犹新。他将江南一带的地主迁往凤阳，又徙天下富户于南京。这些地主、富户一旦离开原来的地盘，也就丧失了过去的地位与经济优势，对他们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朱元璋强迫天下第一富户沈万三捐献家财修筑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后来又找了一个岔子，说他出钱犒赏皇帝的军队居心不良，将其家产全部没收，然后充军云南。
他恨天下文人，因为他们比曾经是大老粗的朱元璋强似百倍，他就是“老子天下第一”，不能允许有人超过自己。过去，要征服天下，需要文人，他对他们极为尊崇、礼待，还盖了礼贤馆作为贤士的住处。当然，他也从他们身上获益多多，并受到儒家较深的影响。没有文人的支持帮助，不说打天下，就是那样的念头，他也难以自发地产生；而坐了天下之后，文人就不可爱了，一个个都变得酸溜溜的了。与老百姓相比，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最不好统治，有时口服了，心里却在反感、大骂。因此，在大杀功臣的同时，他对天下文人、儒士也祭起了屠刀。他毒死刘基；贬抑宋濂，最后死于流放途中；人称四杰的明初吴中诗人杨基、张羽、徐贲、高启没有一个善终……他还大兴文字狱，弄出了有名的“南北榜案”……
朱元璋虽然个子高大，但长相并不怎么英俊。他很自卑，就想通过画像来弥补。他找了不少画工，可他们却无法揣摩朱元璋的心意，一个个照实画来，结果都不能过关，当然也就没有一人能够活着出宫。后来一个画家吸取教训，将汉高祖刘邦与朱元璋两人的相貌糅在一起，画得面庞丰满，端庄威严，这下才得到了他的首肯与赏识。没想到这位画家还冒死偷偷地画了一幅带出宫外，后人由此才知道他的真正容颜：额骨隆起，眉毛倒竖，鼻子上翘，下颚突出，脸上麻斑点点。
他常说自己“朕本淮右布衣”、“起自田亩”之类的话语，表面看是承认事实，是一种谦虚的表现，实则是变态的自尊，无非炫耀自己空手起家，本事高强。当然，别人若是提及他的出身与贫寒，他可是万万不依的。
他当过和尚，最忌讳别人说“光”谈“亮”；他靠红巾农民军起家，常被元朝统治者骂为贼子，对“贼”、“盗”也就格外敏感。凡是犯忌的，都被他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除个人禁忌外，他还规定了不少臣民应该遵守的普遍禁忌。
就刑罚的野蛮程度而言，朱元璋也超过了上的任何一位帝王。刑罚有凌迟、枭首、诛族、刷洗、秤竿、抽肠、剥皮，有黥刺、劓、阉割、挑膝盖、锡蛇游等种种名目的非刑。还有一种专门慑服公卿、处罚大臣的廷杖制度，官僚大臣随时都有可能在殿上的大庭广众之中遭受杖责，朱元璋侄儿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书薛祥等都被杖死。作为一种传统，有明一代，廷杖常被滥用。
在朱元璋当政的三十一年中，据他自己的著述《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书统计，所列凌迟、枭示、诛族的案子有几千起；而弃市（即杀头）的则高达一万多件。
与严酷刑罚“配套”对应的，便是庞大的特务网络——检校与锦衣卫。
检校是朱元璋专门设置的特务人员，以察听所有在京大小官吏的不法行为为职责，街头巷尾的风闻之事，也在获取之列。说到底，检校是一种专门告发别人阴私的勾当，他们的足迹无处不到，直接对皇帝负责，没有其他中间环节。朱元璋便根据他们的汇报决定官员的惩罚，弄得大臣们人人自危，日夜提心吊胆。就连朱元璋本人也说道：“有这几个人（指检校头目），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
检校只能执行察听、侦伺之类的事务，并无扣押处罚犯人之权。朱元璋犹嫌不足，又特别设立一个具有法庭与监狱的正式机构——锦衣卫。
锦衣卫与皇朝的府、部、院没有隶属关系，它超越于一切机构之上，由皇帝直接主管。朱元璋对此相当倚重，将全国所有政治重犯交它审理判处。此后，明朝历代皇帝都将它作为自己的耳目爪牙，职权也就日益扩大。
生活在明朝的所有臣民，不仅没有人格、自由可言，就连半点隐私，也在检校、锦衣卫的监视与掌握之中。
由朱元璋的害怕政权不稳、怀疑功臣篡逆、血腥报复大肆屠杀、极度自尊心理变态、人格分裂不能自拔为起点，必然建立起一个仅对他个人负责的特务监视网络，网络收集的全是一些“噩讯”更加导致他的暴怒，暴怒下的惩罚机制与惩罚手段将变得更加酷烈。这一恶性循环如滚雪球般地越滚越大，使得中国古代的封建集权统治与残暴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 七
就有关史料而言，朱元璋的“口碑”历来却并不怎么坏。除了他推翻蒙古元朝功臣被人称颂外，还在于他复兴了中原传统，并恢复了一度被元朝中断了的科举制度。
朱元璋小时没有上学念书，对此，他在《资世通训序》中写道：“朕在幼年，家贫亲老，无钱求师学习，兄弟力耕于田亩之中。更入佛门以致圣人、贤人之道，一概无知，几乎毁了一生。”在浮萍般的化缘漂泊生涯中，才懂得读书的重要。回皇觉寺后，开始发奋念书。此后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也不曾间断。占领理学中心婺州之后，他招揽十三名儒士讲解经史。慢慢地，他就能够亲笔写些命令告示之类的语体文。后来，还能写诗作赋，注解经书。他亲手制作的《御制皇陵碑》，全篇用韵，写得如泣如诉，相当感人。在《御制文集》中，存有他创作的一百多首诗歌，也写得粗放豪迈，透着一股磅礴的帝王气概。比如《咏菊花》：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再如一首云游诗：
天为帐幕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间不敢长伸腿，恐把山河一脚穿。
朱元璋受儒家理学影响非常深刻，如果说宋朝是理学的理论形成与成熟期，那么明朝则是理学的深入与实践期，他将儒家理学渗入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儒学体系难以被蒙古游牧民族所理解，加之地域辽阔的蒙古帝国除本土与儒家外，所选择的还有吐蕃喇叭教、中亚伊斯兰、欧洲基督教等，所以元代建立后，对儒学采取拒斥的态度，废除了自隋朝开始的科举制。汉人为此而悲痛欲绝，读书人也没了晋升出头的机会，对元朝自然恨之入骨。朱元璋对儒士的重用、对儒学的复兴、对科举的恢复无疑是汉人及民族的一道福音，特别是那些文人学士，更将他视为拯救衰世的“救星”，对他大唱赞歌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朱元璋却继承了元朝的“家产制国家”政权体制，将宋朝的“开明专制”、“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传统抛得一干二净，以暴力治天下，以威猛制民众，“果于戮辱，视士大夫若仆隶”。黄宗羲曾经论述道：“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
即使恢复后的科举制，也非前代可比。朱元璋将他纳入一条狭窄的轨道，将天下读书人的才华束缚成一条随意舞弄的绳索。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释要以朱熹的注为依据，文章格式规定为八股文，即每篇文章必须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天下文人为了猎取功名，只埋头于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只写空洞的八股文，对、时事、人生一无所知，“与之交谈，两目瞠然视，舌木强不能对”。培养了一大批被人视为书呆子的蠢材，造成了人才的空前浪费，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朱元璋由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严格而言，刘邦不属正统农民）跃上龙椅，这在中国上可是开天辟地第一遭。这也是自陈胜、吴广以来每一位农民起义者梦寐以求的理想，“上天”终于通过朱元璋这一人物得以实现。农民——在当时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农民，全都眼巴巴地望着朱元璋这颗闪光夺目的救星，对他寄予了无限的企盼与希望。
朱元璋同样感到了自己肩头的重任与使命，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也似乎没有让那些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兄弟失望。
朱元璋是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他最了解农民的疾苦。在他身上，既凝聚着农民俭朴勤奋、吃苦耐劳的优点，也汇积了农民那根深蒂固的缺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中国农民那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农民意识”。
就个人而言，朱元璋登上龙椅，已达到了个体生命所能达到的峰巅，但是，他的心中还有一个可以触摸的目标与理想——那就是建立一个平等俭朴、富足安乐的农业。
据《明太祖实录》所载，朱元璋曾经说过：“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水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等到收割了，完粮纳税之后，剩不了多少。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分内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让农民安居乐业，才有可能。”
他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采取了历代统治者一以贯之的重农抑商政策，他扼杀了宋末兴起的资本主义萌芽——十分微弱的商品经济。他认为农民是世上最为高贵的职业，在他眼里，似乎只有亲自参加农业劳动，过一种艰苦朴素的生活才算符合道德。
为了对全国民众加以控制管理，征收赋税，建立有效的统治秩序，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户籍制度，实行人口普查，核实民数，被西方统计史学家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普查记录。户籍制度建立后，他将农民严格地限制在田垄之中。“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并以此推而广之，把全国所有军民的活动限制在百里之内。超出这一范围，就得向地方官请领路引，即相当于现在的通行证或身份证。如果违反，必须擒拿送官。将广大民众局限于固定的地盘，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其结果是变得更加封闭，如一潭死水般没有半点生机。
朱元璋还将儒家的教化政策落实到基层。他很讲究实际，并不指望人人都成尧舜，却要求普通百姓不犯上作难、不滋扰官府。他发布了六句明白易懂的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规定由各里甲老人每天摇铃高声朗诵。还发布教民榜文、《御制大诰》等，不时“训导”，要求人民趋善避恶。朱元璋出身农民，最了解农民，他知道农民不懂什么“之乎者也”之类诘屈聱牙的文言文，就尽量将这类文告写得通俗易懂，或是将有关法典翻译成大白话，叫做“直解”。与以威猛治官相反，朱元璋对农民似乎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是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
他提倡节俭勤劳，讨厌游手好闲之辈，对赌博更是深恶痛绝。他治贪无路，治赌却成效显著。他在南京城内建了一座“逍遥楼”，将赌徒送入其中，让他们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