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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草拟的复文，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两国开始由合作逐步转向对峙。苏联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既不愿意得罪国民党政府，又不愿意给人留下苏联与中共有特殊关系的印象，更不愿让美国人再度插手中国事务。在得知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正在积极谋求国共两党之间和谈的情况后，苏联政府显然不愿意反对和平谈判的建议。不过，苏方也要求国民党政府认清，这件事归根结蒂取决于中共的态度，而不取决于外国政府。于是，苏联政府在拟定的回复李宗仁方面的电文中称：“苏联政府向来主张中国国内停战，并且建立和平，但是在未表明是否同意调解之前，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对方即中共是否同意苏联承当调停人。”
但在给中共中央的建议中，斯大林明确主张进行和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苏联方面竭力排斥美国充当调停人。电报说：“如果征询你们的意见，大致可以如此答复：”中共向来赞成中国国内和平，但中国的内战不是中共开始的，而是南京政府开始的，它应当承担战争后果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人赞成与国民党谈判，但是不要那些掀起中国内战的战犯们参加。中共主张直接与国民党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调解者。中共特别认为这样的外国调解是不可能的，即它们自己以其武装力量与海军参加中国内战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这样的国家对于清除中国的战争不能认为是中立的和客观的‘。“
来自远方朋友的关注，中国共产党自然十分感谢。但是，毛泽东对于电文中那些多少有些指手划脚的“意见”不屑一顾。1 月11日，毛泽东迅速就此作出了答复。复电称：“我们认为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要求苏联调停中国内战的照会应作如下之答复：即苏联政府自来是，现在仍然愿意看见一个和平的、民主与统一的中国，但是用何种方法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未便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和工作。”
毛泽东明确告诉斯大林：中国革命目前已经胜利在握，不必再用迂回战术。国民党的和谈建议，其实只是一种拖延革命胜利的阴谋。而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进行这样的谈判，只会推迟革命胜利的时间。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回击南京政府的“和平攻势”，充分揭露其和谈阴谋。
1 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目前时局的声明》，针对南京政府和谈呼吁，异常严厉地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在声明中，毛泽东强调：“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末，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
毛泽东的声明，雷霆万钧，气势磅礴，代表了正义、进步和人民的意志，把国民党方面玩弄的假和平。真备战阴谋揭露得淋漓尽致。声明发布后，得到了全国人民以及各民主党派的广泛拥护。
（3）
3．蒋介石退居幕后，李宗仁走上前台。李宗仁向毛泽东发出呼吁和谈的电报，幻想‘划江而治“，实行”南北朝“
针对毛泽东开列的和谈八项条件，蒋介石于次日召见张群、张治中、吴铁城等，商议对策，决定暂不马上表态。第二天，蒋又召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髦，命他们把存人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人私人户头，以免和谈成功后交给联合政府。这种大贪污、大盗窃的行为昭然若揭。
李宗仁见蒋介石仍迟迟不下野，即于17日派特使飞汉口，通知白崇禧，准备共同发起一次呼吁和平的运动，逼蒋下台。
19日，蒋介石于黄埔路官邸召开“御前会议”，孙科、张群、吴忠信。吴铁城、陈立夫等政府要员参加。会议决定由行政院发表声明，愿双方先无条件停火，然后再派代表协商。会上蒋冷冷地说：“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大家想必都看了。他提出在八项条件下的和平谈判，这些条件太苛刻了，我是决定下野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我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持。”
蒋介石的目光扫了扫大家，希望大家大力挽留他，但结果使蒋大为失望，大家面面相觑，半晌无言。吴铁城首先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局面，说：“此事关系重大，是否召开中央常委会讨论一下。”听罢此言，蒋介石按捺不住怒火，愤愤地说：“不必，什么常委会！我如今不是被共产党打倒，而是被国民党打倒！”陈立夫眼泪汪汪地叫了一声总统，正想说什么，蒋介石立刻不耐烦地猛然起立，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我决心采取第二条办法，决定于21日下野。”
白崇禧则于20日至21日凌晨在武汉加紧磋商对策，并在电话中叮咛李宗仁要当继任总统，而不能当“代总统”。白与大家连夜磋商后，归纳为三条意见：（一）李宗仁必须当继任总统，而不能当代总统；（二）必须改组孙科内阁，另组张治中和谈内阁；（三）请何应钦出来任陆海空军总司令。
这三条意见写好后，由邱昌渭和程思远带回南京向李宗仁汇报。
蒋介石毕竟老谋深算，处处高李宗仁、白崇禧一着。当蒋决定下野后，不仅把黄金白银运往台湾，而且已完成了人事的调整和安排。
1 月20日晚，蒋介石约见李宗仁，说明下野之意。次日上午10时，蒋介石在官邸召集要员开会。会上，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出引退和由李宗仁上台之事后，好几个人竟痛哭流涕。蒋于此悲痛气氛中，掏出早已拟好的引退文告，叫李宗仁签字。李在一片抽泣声中，也顾不得细看文稿，就签了字。
同一日，蒋介石召见浙江省主席陈仪，问陈对他引退的意见。陈仪向蒋微微一躬后，未加认真考虑，就说蒋的引退是“激流勇退，适当其时”。其实，这是陈不经意的一句顺水推舟的客套话，而蒋听后则脸色突然大变，缄口不语。陈因此话种下了杀身的祸根。
下午4 时10分，蒋介石飞离南京，到杭州后住在觅桥机场。陈仪赶快请蒋介石到楼外楼吃饭，为他接风。陈诚、蒋经国、俞济时、汤恩伯也陪同在座。但蒋不赏光，滴酒未沾，大家不欢而散。
蒋介石于杭州览桥机场住了一夜后，次日晨乘机返乡。此时宋美龄还在美国未返，他更感凄凉和孤单。蒋的座机于宁波市郊栋社机场降落后，陪送和迎接的人很多，轿车队浩浩荡荡，直奔溪口而来。到溪口后，武岭学校的学生列队欢迎。蒋介石因心情不好，连手也没有抬一下，就过去了。
蒋在溪口的警卫工作由蒋经国编组的侍卫总队和国防部绥靖总队担任。起先，俞济时要安排88军担任，只因军长是程潜的干女婿，蒋未批准，并训斥俞济时：“你不知道他是程潜的干女婿吗？程潜可靠吗？”
蒋到溪口后，仍在幕后指挥军事和有关方面的事务。1949年1 月25日，蒋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高级将领到溪口开小型军事会议。会上，蒋将长江防线分为两段，江西湖口以东归汤恩伯防守，湖口以西归白崇禧防守；他估计白的人马还有75个师，45万人。
关于作战计划，他指示各高级将领们：“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遥相呼应。必要时，我们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
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蒋介石明白：江西湖口以西由白崇禧控制，他无能为力，就幻想保住淞沪地区，作为台湾的桥头堡，再转而反攻大陆。至于南京，因为李宗仁上了台，他决心放弃，并令汤恩伯将江宁要塞的大炮秘密拆运上海，把主力部队放在镇江以东，然后问汤听懂了没有？汤大声答道：“懂了！卑职一定遵守，不成功便成仁！”为此，李宗仁说蒋介石破坏了江防计划，非常气愤。
会上，蒋介石还说：“共产党只要我的命，可是桂系的人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对此，谁也不敢表态。为了鼓励士气，蒋又说麦克阿瑟曾表示，只要我们争取支持一年时间，他们一定会全力支援我们。一年后国际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打起来。
1949年1 月22日，也就是李宗仁当上“代总统”的日子，李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划和平运动。同时，又命行政院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竤、彭昭贤为和谈代表，等候和中共商定地点后进行和谈。又派邵力子到上海访见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黄炎培、罗隆基、张润等人，请他们为和谈出力。
回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近20年来，桂系曾几度反蒋，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李宗仁不得不承认其实力难与蒋介石抗衡。于是，长期以来，李、白忍气吞声，寄人篱下。而眼下，由于共产党的节节胜利，再加上被美国看中，他们时来运转，终于将党内宿敌逼下了总统权力的宝座。
但是，饱经宦海沉浮的李宗仁，对自己执掌“中华民国总统”大印一事并不太乐观。他明白，蒋介石虽然不当总统了，但他还是国民党总裁，依惯例，大政方针必须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常委）审议后方可实施。由黄埔学生掌握的几百万军队，仍然听蒋的指挥。特别是他那充满杀机的“元旦文告”，充斥着同共产党决一死战的气氛。看来，是战是和，现在还很难预料啊！
应该说蒋介石的“因故不能视事”及退隐故里，为国民党中的桂系首领李宗仁创造了“改弦易辙”的机会。但李上台后，蒋介石诸事不与其合作，并处处制造麻烦，蒋、李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同时，李宗仁幻想“划江而治”，实现“南北朝”。正是在此背景下，李宗仁开始了同中共的和谈。
李宗仁分析了自己的和谈筹码：美国朋友鼎力相助，自己还有那么一点军事实力，再加上与共产党旧恶不多，似乎还有回旋的余地。如果真能将和局谈下来，搞他个划江而治，自己岂不是成了党国的中兴之王啦
正当李宗仁在南京总统府办公室总统椅上暇想之时，突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把李宗仁从云山雾海中惊醒。原来，电话是张群打来的，张群向李宗仁报告：“代总统，总裁有一个文告，要您过目后发表，能否一晤？”
这张群，不仅是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的同学、党内斗争中的盟友，而且是主管国民党“喉舌”的宣传部长，与蒋的关系非同一般。想到此，李宗仁尽量客气地回答：“岳军兄，不必客气，我立刻到府上去。”
李宗仁乘车来到张群宅邸，张群出门迎接。李宗仁在客厅刚一坐定，张群便取出文告，说：“代总统，这是总裁的一份文告和他为您代拟的文告，请代总统过目。”
张群用“代总统”一词，叫得李宗仁十分不舒服。李宗仁觉得必有缘故，接过文告细读，脸色不由一沉。他抬起头，眼睛直直地望着张群，冷冷地说：“岳军兄，这文告颇有些不妥。”
“怎么不妥，愿闻其详。”张群淡淡地问。
李宗仁看上去十分激动，连话语中也带有颜音，说：“文告上说‘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其职权’，那么今后蒋先生是什么身份？没说。应该加上‘引退’字样，如‘决身先引退’。第二，依宪法，蒋先生辞职，我就不是‘代行’，而应该是‘继任’，应该写‘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耐着性子听完李宗仁的一番牢骚话后，张群不慌不忙地沉吟道：“怕不好更改吧？”
事已至此，李宗仁也拉下脸来，气愤地说：“名不正，言不顺，与其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还是蒋先生自己干的好。”
见李宗仁发火，张群面带难